非攻

墨子在得知公輸般造出雲梯並慫恿楚國攻打宋國後動身阻止。他先到了宋國，學生曹公子在鼓吹“民氣”，墨子並不去招呼他，而是匆匆地出了南關。之後他到了楚國的郢城，問明公輸般的地址後便動身前往，公輸般聽説墨子到訪吃了一驚，兩人相見後也展開了辯論。此後，墨子去見楚王，以典故、實例最終説服楚王不去攻打宋國。墨子回程在宋國比來時更晦氣：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而且被募去了破包袱，避雨又被巡兵趕開了，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1] 

1934年，魯迅在一篇雜感裏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魯迅在《答國際文學社問》裏曾經説過：“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漩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只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但他並不自囿於這一點，於是另闢蹊徑，新編故事，借歷史人物，熱情地表達了自己對人民羣眾及其代表者的讚美和歌頌，所以寫成《非攻》。 ^[1] 

墨子是實幹家的典型，他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用自己的才智、自己的行動為“兼愛、非攻”的社會不辭勞苦、四處奔波，對形勢進行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分析，並率眾弟子身體力行，勇敢頑強、反對攻伐的精神可見一斑。最後墨子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木板和皮帶遊戲説服了楚王，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和平發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墨子是寄託魯迅理想的化身，他的實幹，為民請命的精神都與魯迅相通。 ^{[1]  [2]} 

公輸般是一個見利忘義之人。魯迅在小説中設計了墨子與公輸般討論舟戰的鈎拒與義的鈎拒誰好誰壞這一情節，讓公輸般説了一句：“但是，老鄉，你一行義，可真幾乎把我的飯碗敲碎了！”足見，公輸般造設各種工具實則一心考慮自己的飯碗，為了在楚王面前獲得重用，不惜背信棄義，支持並協助楚王攻打弱小的宋國。 ^{[2]  [4]} 

曹公子是“油滑”式的人物，是一個空談家，虛偽、變化多端。其刻畫給小説塗上了喜劇的色彩，也增強了文章的諷刺力度。 ^{[2]  [3]} 

魯迅創作《非攻》一則寄予自身理想，二則肯定與讚揚墨子的精神，三則是希冀通過墨子及其他形象諷刺鞭撻一羣與自己精神信念相悖的人和事。 ^{[2]  [3]}  他借墨子這個歷史人物來頌揚那些為人民羣眾奉獻自己的英雄。墨子貫穿小説的始終，是“中國脊樑”式人物的象徵，也是魯迅所要發揚的“民魂”。 ^{[2]  [3]} 

反觀墨子的不畏艱險、為民請命的形象與文章中宋國所謂的募捐者與巡兵不僅無感激之情反而變本加厲地欺辱墨子的行為相對比，足見諷刺意味。墨子與文章中宋國的募捐者和巡兵實際上也是魯迅和國民政府的投影，一心為民為國卻被自私自利的國民政府倒打一耙，作為“中國脊樑”式的先鋒，只有秉承自己的信念，孤獨地在這條艱辛的路上堅守。《非攻》結尾的書寫也是魯迅對不理解不支持自己還反咬一口的國民政府的犀利諷刺。此外，《非攻》還借曹公子的形象諷刺當時國民黨所鼓吹的“民氣論”。 ^{[2]  [3]  [5]} 

《非攻》的開篇就虛擬了子夏的徒弟公孫高這個人物，他多次拜訪墨子，兩人就“戰與非戰”“鬥與不鬥”展開了話語交鋒。作為先秦顯學的儒墨兩家，在思想上有較大分歧。有觀點認為，結合魯迅對儒墨兩家的態度，作品反映了魯迅對儒家思想持批判態度，相比而言更認同墨家思想，借墨子與公孫高的對話，實際上是有意借公孫高這個形象諷刺儒者。 ^[2]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義：“《非攻》是《故事新編》中寫得最為質實穩重、寫實氣息甚濃的一篇。” ^[5]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較為重大的貢獻。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