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斯·德佈雷

1940年9月2日雷吉斯·德佈雷出生在巴黎，父親是巴黎有名的律師，母親是二戰中的抵抗運動成員。德佈雷於1960年十分出色地成功通過了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入學考試：他以入學考試狀元的身份進入學校，然後於1965年獲得哲學教師資格，同時成為共產主義學生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他於同年到了古巴，在玻利維亞追隨切·格瓦拉。

德佈雷於1967年4月20日被捕，然後被政府勢力拷問，他有可能（無法考證）提供了關鍵信息，其中包括證實了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德佈雷跟CIA之間的一份協議有可能被（某些人的觀點）發現了（用消息換取停止拷打，並保證寬大處理）。審訊期間，一場聲援德佈雷的運動在巴黎發起，席捲全球，聲援者中包括讓·保羅·薩特、瑪格麗特·杜拉斯、雅克·拉康、弗朗索瓦絲·薩岡等人，時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向玻利維亞當局發出信息。 ^[1] 

德佈雷被關押了4年。出獄後遇到了當時的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和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在於阿連德會面之後，他寫了一本書“關於智利形勢與阿連德的會談”，以及一個會談視頻“阿連德的闡述”（其中一段視頻被放到了德佈雷的官方網站上）。他於1973年回到法國。

1981至1985年間，他受命於法國總統協助處理國際事務。他參與對納粹分子克勞斯·巴比的綁架，此人當時在玻利維亞作劊子手，後以反人類罪在法國被判刑。德佈雷後被任命為南太平洋委員會的總書記，緊接着又稱為法國政府委員會申訴長，之後被閒置。他於1992年辭職。

1991年，他負責法國在塞爾維亞舉行的世界博覽會的展出。之後他於1993年在巴黎第一大學遞交了他的博士論文：“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隨即他開始研究媒體和傳播，並於1996年創辦期刊“Cahiers de médiologie”。

1998年，他是國際哲學院的教學計劃負責人，並同時擔任法國高等信息科學和圖書館科學學校的主席。2002年，他開始領導創辦歐洲宗教科學院（脱離於巴黎的高等實用研究院），他為主席。

2005年，他創辦期刊Médium, transmettre pour innover，並稱為歐洲宗教科學院的榮譽主席。

雷吉斯·德佈雷對社會羣體中的宗教和信仰問題極為感興趣。他最初的假設很簡單：如果沒有超驗性就沒有社會（也就是因為這個他才始終沒有擺脱他身上的天主教印記）。同時一個世俗的政府也有其道德上的責任，並不是説是無神論者就沒有神聖的價值觀。對他來説，超驗性是社會凝聚力所必需的。蘇聯有列寧，美國有喬治·華盛頓，有眾多國父和憲法。法國當年也有共和國的神秘英雄，比如丹東。

根據德佈雷的觀點，一個羣體只有在具有超驗性作為參考的情況下才能被定義（不管這個參考是領土的，空論的還是傳奇的），人們的信仰總是投給這個超驗性參考。他認為有必要通過一個外部的不完備實體來定義一個羣體，他把這個實體稱為“集體神聖”，這個集體神聖就是這個羣體自認為最能夠代表他們的東西。就是這種信仰保證了羣體成員間的相互信任，因此保證了社會秩序。

德佈雷斷言這個“神聖”決定於信息傳遞的技術，他把這種學問的研究稱為“媒介學”。這個新領域研究的是信息傳遞的載體，根據德佈雷，這些載體改變了習俗，改變了權力之間的關係和知識之間的關係。德佈雷尤其對一下三個例子感興趣：

第一個被他稱為“典”，也就是第一本裝訂的基督教聖經，聖經方便了唯一的上帝的傳播。這個基督教的發明能夠改變社會秩序。

第二個革命，也就是第二個“神聖”的革命就是印刷術的發明。書籍，知識的廣泛傳播導致了學校，共和國和政教分離的出現。

第三個偉大的技術就是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在這個巨大的網上，沒有國界，沒有政府。它會導致什麼樣的“神聖”出現呢？

媒介學是德佈雷後期的主要工作。一個抽象的觀點如何成為一個物質力量？觀念的力量是什麼？一個唯一的，總體的和全宇宙的上帝這種觀念如何能獲得如此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又如何被宗教儀式所表現？一個完全抽象的上帝化身到一個人身上這種觀念如何顛覆了羅馬帝國社會？為什麼人們一點一點的都開始歸依這種信仰？德佈雷通過研究傳遞手段來關注這些問題。對他來説，信使決定信息。他的論證如下：”在定居的遊牧民族中，依附於一種分享技術（典）的字母文字的發明是唯一上帝出現的條件。“沒有這個，唯一上帝的這種觀念就不可能，而猶太人的上帝就會是一個死了的上帝。通過文字和對超驗性上帝觀念的分享，運輸就實現了。德佈雷又建設了一個媒介域的概念，也就是運輸技術參與進了信仰的改變，即社會秩序的改變。

在啓蒙時代，人們認為已經能夠消滅宗教了，但是德佈雷告訴我們：人們沒有能夠消滅信仰。他説：法國的危機就完全是共和國的象徵性的危機，原因就是缺少“神聖”。對德佈雷來説，法國最後一位具有共和國象徵意義的人物就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美國就成功躲避了這種”神聖危機“，原因是在美國有公民責任感和愛國主義，即便是它們為”壞的動機“而服務的。美元的外觀就是一個例子：”In God We Trust“。是愛國主義的象徵性賦予了美國力量。歐洲處在危機中，因為沒有象徵力量。德佈雷試圖將歌德爾不完備定理運用到社會秩序中來證明他的理論。他使用這些數學結果受到了一些學者的強烈批評，如Alan Sokal和Jean Bricmont，他們認為使用這些數學結果沒有根據。

德佈雷認為：當象徵性意義耗盡的時候，宗教的權力就會迴歸。象徵性力量越非物質化（宗教），象徵性的秩序就越強，象徵性的力量就越被歷史化（人物）。沒有信仰的人類就會成為動物了。如何讓一種非宗教的“神聖”存在又使它同時具有象徵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