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二政變

1972年12月，隨着韓國總統朴正熙所頒佈的《維新憲法》生效，大韓民國第四共和國拉開帷幕。這一階段的政治被稱為“韓國式民主主義”，其實就是朴正熙的個人獨裁體制，故被稱為“維新獨裁”。 ^{[1]  [2]}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暗殺，韓國隨即進入戒嚴狀態。國務總理崔圭夏代理總統職權，陸軍參謀總長鄭升和兼任戒嚴司令官，韓國國軍保安司令官全斗煥兼任合同搜查本部長，負責調查朴正熙遇刺事件。 ^{[1]  [2]} 

10月27日凌晨1時，全斗煥就將金載圭及其幾名心腹捉拿歸案，但在審理期間，他繼續負責調查事宜。在暗殺朴正熙當晚，金載圭也把鄭升和邀請到宮井洞“安家”刺殺現場附近的會客室，金載圭殺了朴正熙出來後第一個見面的人就是鄭升和，告知他朴正熙被不明身份者暗殺並偕鄭升和到陸軍本部，其後鄭升和從青瓦台秘書室長金桂元那裏得知金載圭行兇的真相後命令全斗煥逮捕金載圭時，又提醒“要鄭重對待”金載圭，因此鄭升和與暗殺事件的干係成為了後來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的口實。 ^{[1]  [2]} 

朴正熙遇刺前，韓國反對“維新獨裁”的抗爭就此起彼伏，釜山、馬山一帶更是處於騷亂狀態。朴正熙遇刺後，呼籲修改維新憲法、結束維新體制的聲音就更加高漲。代表民主化勢力的“三金”（金大中、金泳三、金鐘泌）主張儘快恢復第三共和國的憲法，實行普選總統、代議民主，然後在其框架下選舉總統。但崔圭夏在11月10日發表聲明，要先在維新憲法的框架下，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的代議員選出總統，然後再修改憲法。這個聲明引起了民主化勢力的不滿，他們普遍認為既然朴正熙已死，就應該立即廢除維新憲法，只有被軟禁中的金大中持冷靜態度，認為應協助崔圭夏平穩過渡。 ^{[3]  [4]} 

11月24日下午，在前總統尹潽善主導下，一些民主化勢力以集體結婚為名，在首爾（舊譯漢城）明洞YWCA（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行集會，高呼“廢除維新”“打倒統代”的口號，戒嚴部隊趕來鎮壓，逮捕140餘人，其中很多人被帶到位於西冰庫的保安司令部審查室，受到嚴刑拷打。經過這起事件後，在野民主化勢力遭到沉重打擊，到1979年年底之前都未能恢復元氣。在沒有在野勢力阻撓的情況下，統一主體國民會議於11月26日決議設置憲法改正審議特別委員會，12月6日選舉崔圭夏為總統，準備在合適時機修改憲法，結束維新體制。 ^{[3]  [4]} 

自從朴正熙成功發動5·16軍事政變奪權以來，韓國軍人開始干政，“政治軍人”不斷湧現，全斗煥、盧泰愚就是其中代表。他們以陸軍士官學校11期（正規陸士1期）畢業生為核心，組織了一個名為“一心會”的軍中秘密團體，利用這個團體來牟取個人利益，實現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全斗煥、盧泰愚等人曾受朴正熙寵信，在朴正熙死後失去靠山，在軍中的發展難度增大；少壯軍官在和平局面下也很難得到晉升，因此陸士12期以後的一些軍官對軍部高層將領非常不滿，紛紛投入全斗煥麾下，後來也成為全斗煥發動政變的重要力量。而時任陸軍參謀總長鄭升和則傾向民主化，一貫反對軍人干政，同時也很看不慣全斗煥的為人，認為他“喜歡攬權，經常做越軌之事”“易激動，總想幹預人事工作”。在朴正熙的遇刺以後，全斗煥和鄭升和兩派之間的矛盾由此日益凸顯。 ^{[5]  [34]} 

朴正熙遇刺後，全斗煥以國軍保安司令官的身份兼任合同搜查本部長，權限大為擴張，野心也隨之膨脹。朴正熙遇刺兩天後的1979年10月28日，時任日本駐韓大使須之部量三在陸軍本部會晤全斗煥方面的文人、時任韓國駐日使館首席公報官許文道，許文道告訴他“將開啓以全斗煥將軍為中心的新體制”。須之部量三報告給日本國內，1979年11月1日日本《每日新聞》就援引日本外務省消息人士報道了全斗煥掌握韓國實權消息，可知全斗煥方面在朴正熙死後就企圖填補其留下的權力真空。 ^[6-7]  11月24日YWCA偽裝結婚事件之前，曾有一名大領（大校）級別的軍官拜訪尹潽善，表示舉行集會沒問題，於是導致這起事件的發生，結果卻是參與的在野民主化勢力被一網打盡，這名軍官被認為是全斗煥方面派遣的，也就是説這可能是全斗煥引蛇出洞之計，在奪權前先削弱在野民主化勢力。隨後全斗煥又將金大中的代理人金相賢（當時金大中作為政治犯，不能外出活動，由金相賢代理）抓進保安司令部，大談政治問題，警告在野勢力不要在民間興風作浪，金相賢則要求軍部不要直接介入政治，全斗煥聽了後非常激動，掏出槍高喊自己沒有私心，金相賢卻從這種過激反應中看出了全斗煥的政治野心。此後全斗煥的心腹李鶴捧來請金相賢“幫助全斗煥”，但被金相賢拒絕。 ^[3-4]  不過，與5·16軍事政變的情況不同，全斗煥的奪權計劃保密得滴水不漏，外界除了個別人看出他“有野心”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他會有發動政變的打算。 ^[6]  鄭升和雖然也接到了一些關於全斗煥等人對他有微詞以及有介入政治的野心等動向的報告，但也判斷不可能有政變發生。 ^[8] 

全斗煥要實現他的奪權野心，首先就要除掉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鄭升和，因此他決定在沒有總統批准的情況下以涉嫌朴正熙遇刺事件為由逮捕鄭升和。但這是軍隊裏所不容許的“下克上”叛亂行為，故只能以政變的方式進行。政變是以保安司令部秘書室長許和平為中心來策劃，到12月初已基本成形。 ^[6]  12月5日，全斗煥派人找到首都警備司令官張泰玩（11月16日接任首都警備司令官），邀請他參加祝賀他的部下首都警備司令部憲兵團長趙洪大領晉升准將的宴會。12月7日（一説8日），全斗煥將他的死黨第9師團長盧泰愚從駐紮地京畿道高陽市招來首爾，吐露奪權計劃，並決定起事日期為12月12日。12月8日，全斗煥通知張泰玩及陸軍特戰司令官鄭柄宙、陸軍本部憲兵監金晉基等人，將宴會的時間、地點安排在12月12日晚上18時30分來全斗煥家所在的延禧洞的一家秘密飯店。 ^{[5]  [9]}  12月9日（星期日），鄭升和和國防部長官盧載鉉在泰陵高爾夫球場打高爾夫球，談到了全斗煥與自己的矛盾以及他可能幹政的擔憂，準備將全斗煥外放為東海岸地區防衞司令官，但盧載鉉認為操之過急，不宜在金載圭一審（金載圭案於12月4日開庭審理）結束前調動全斗煥。盧載鉉隨後將鄭升和告訴國防部次官金容烋，金容烋又暗示於全斗煥。 ^[10-11]  於是全斗煥更加緊鑼密鼓地籌劃政變，不許部下外出喝酒，專心準備舉事，許和平等則研究當年朴正熙發動5·16軍事政變的“經驗”和中國古典小説《三國演義》。 ^[12] 

除了一心會的成員外（參與名單見詞條“一心會”中“始末-奪取政權”部分），全斗煥還在政變前夕將首都軍團長車圭憲中將、第1軍團長黃永時中將和國防部軍需次官補俞學聖中將拉入夥。 ^[13]  在外部，全斗煥與美國駐韓使館和駐韓美軍保持友好關係。當初他赴越南作戰時，與美國軍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副參謀長約翰·威克姆（John A. Wickham）有交情，1979年7月，威克姆就任駐韓美軍司令，全斗煥與之過從甚密，而且每天都要抽2小時與美國人用英語對話。此外全斗煥還通過三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軍有關係的美國顧問來聯絡美方，從而保障美國對政變的支持。 ^[14-15]  政變前夜，全斗煥對夫人李順子説：“成事在天。此事絕無任何私心，天必助之。” ^[16] 

1979年12月12日上午，鄭升和向崔圭夏提交了一批准將、少將的晉升名單，然後回到陸軍本部。下午5時左右，鄭升和將全斗煥叫到陸軍本部，傳達一些關於審判金載圭的意見，如説服金載圭在陳述中説一些反共的話，全斗煥允諾後離開。 ^[17]  傍晚6時30分，張泰玩等人準時赴宴，但宴請他們的全斗煥卻藉故不來。此時全斗煥以“祝壽宴”為名，將所有政變骨幹軍官聚集於駐紮景福宮的首都警備司令部第30警備團團部（團長張世東為“一心會”成員、政變骨幹），作為政變指揮所。全斗煥先派保安司令部人事處長兼合同搜查本部總務局長許三守大領、陸軍犯罪搜查團團長禹慶允大領率領首都警備司令部第33憲兵隊65人趕赴漢南洞“公館村”的鄭升和公館，負責逮捕鄭升和。隨後，全斗煥也帶着保安司令部搜查課長兼合同搜查本部搜查局長李鶴捧中領，前往三清洞的總理公館（當時崔圭夏尚未宣誓就職，故未搬入青瓦台總統府），請示崔圭夏下達對鄭升和的逮捕令。 ^[9] 

傍晚6時50分左右，許三守、禹慶允到達鄭升和公館。他們趁其不備，立即強制將公館衞兵繳械，然後由帶來的憲兵守備，其餘憲兵以卧倒瞄準的姿勢，將槍口對準公館。許三守借用保安司令部情報處長權正達的名義，與禹慶允進入公館，在參謀總長副官李在千少領的引導下在會客廳等待。禹慶允先抱怨了上午的晉升名單沒有他們的名字，許三守接着就説：“總長從金載圭處收受不少的金錢吧！因此我們有必要聽取總長的陳述，請總長合作。”鄭升和很生氣，懷疑是金載圭亂招供，詢問詳情，兩人表示無可奉告，並説上級指示他們錄下鄭升和的陳述。鄭升和問他們帶錄音機沒有，兩人請鄭升和到已經準備好錄音設備的地方錄音。鄭升和知道是要逮捕他，但還沒反應過來這是全斗煥發動的兵變，便問是否是總統下的令，兩人謊稱是。鄭升和便要求身旁的李在千去副官室接通崔圭夏或盧載鉉的電話以確認此事。就在李在千走進副官室的這一瞬間，負責監視的兩個保安司令部特務便開了槍，李在千與參謀總長警護室長金仁先上尉被打傷。許三守和禹慶允聽到槍聲，馬上架住鄭升和的兩腋，試圖把他強行帶出會客廳，鄭升和高呼“停止射擊”，此時一個手持m16步槍的軍人打破會客廳玻璃窗，衝進室內，脅迫鄭升和跟着走。鄭升和只好説：“走吧！”於是被許、禹兩人架出了公館，上車送到保安司令部西冰庫分室（禹慶允在這一過程中受槍傷）。直到此時，鄭升和仍以為是崔圭夏誤會了他，不相信發生了政變。 ^[18] 

在鄭升和被綁架的同時，全斗煥則在三清洞總理公館苦勸崔圭夏下達對鄭升和的逮捕令，崔圭夏則以必須先報告國防部長官盧載鉉為由反覆拒絕。全斗煥做了一個多小時的工作也無法説動崔圭夏。在此期間，盧泰愚給青瓦台警護室作戰課長高明升大領（“一心會”成員）打電話，要求他趕到總理公館，高明升便帶着青瓦台警護室所屬兵力18人趕到總理公館，將原來負責看守公館的憲兵繳械監禁，代之以自己所帶的兵力，等於切斷了崔圭夏與外界的聯繫並變相將其軟禁。當時公館警備官具正吉中領已從陸軍本部接到鄭升和被綁架的消息，但還沒來得及報告崔圭夏就被繳械監禁了。晚7時30分左右，全斗煥聽到李鶴捧給他耳語的鄭升和已被拿下的消息（由許三守打電話告知）。晚8時30分左右，全斗煥回到首都警備司第30警備團團部，告訴他們總統沒有答應，政變集團氣氛沮喪。此時，鄭升和被綁架的消息已經驚動陸軍本部，反政變行動開始部署。 ^[19] 

鄭升和被綁架後，負責鄭升和公館管理的軍官潘一夫准尉急忙去海軍陸戰隊內務班（當時負責看守“公館村”的是海軍陸戰隊）通風報信。住在漢南洞“公館村”裏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金正浩聽到槍聲後，調動駐守“公館村”的海軍陸戰隊包圍並控制住了留守鄭升和公館的約40名政變軍人，在這過程中發生小規模槍戰，一名叫樸允寬的憲兵中槍身亡。鄭升和夫人申柔京則一一給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柳炳賢、陸軍參謀次長尹誠敏、國防部長官盧載鉉（佔線）、中央情報部署理李熺性打電話，告知鄭升和被綁架之事。尹誠敏立即採取對策，趕到陸軍本部，通知全體人員進入緊急狀態。與此同時，在延禧洞秘密飯店用餐的張泰玩、鄭柄宙、金晉基等接到鄭升和出事的消息，也立刻結束宴會，回到各自司令部，召集人員，進入緊急狀態。經過金晉基等人的調查，很快得知是權正達（實為許三守）和禹慶允綁架了鄭升和，對兩人下了通緝令。 ^{[18]  [19]}  晚8時8分，陸軍本部正式對首都圈下達“珍島犬1號”（從平時狀態轉入非常戒備狀態，一説是“珍島犬2號”）的命令，並在漢江各大橋攔截汽車，企圖搜救鄭升和。 ^[20]  晚9時，尹誠敏決定從防備空虛的陸軍本部轉移到位於首爾中區筆洞的首都警備司令部。國防部長官盧載鉉和聯合參謀會議議長金鐘煥大將則躲進了駐韓美軍（美國第八集團軍）的地堡裏，與駐韓美軍司令威克姆、美國駐韓大使來天惠（William H. Gleysteen）觀望事態動向，威克姆表示“為了減少韓國國軍內部的衝突，要將鎮壓兵力進入首爾的命令起碼保留到天亮”。 ^{[6]  [21]} 

晚9時30分左右，全斗煥、黃永時、車圭憲、俞學聖、白雲澤、樸熙道六將軍來到崔圭夏公館逼宮。崔圭夏堅持要先經過盧載鉉同意，於是全斗煥讓接見室外的李鶴捧給盧載鉉打電話，晚10時45分接通，此時盧載鉉已從駐韓美軍地堡回到國防部辦公室，表示立刻趕到總理公館，但並未過來。 ^[22] 

全斗煥第二次去總理公館後，首都警備司令官張泰玩給第30警備團團部打電話，譴責他們叛亂，揚言用坦克把他們全部碾死。 ^[23-24]  政變集團得知事泄，崔世昌和張基梧趕緊回到自己指揮的第3和第5空輸旅團（分別駐南漢山城附近與仁川富平），以免指揮權落入他們的直屬上司陸軍特戰司令鄭柄宙手中，第33警備團司令官金振永則率領張世東所屬的一箇中隊的兵力去漢南洞，救出被控制在那裏的政變軍人，並指示第33警備團不得聽從張泰玩的指令。 ^[24]  晚11時左右，全斗煥等人離開總理公館，其中樸熙道奉全斗煥之命，回到自己指揮的第1空輸旅團（駐首爾江西區），全斗煥則將政變指揮所從首都警備司令部第30警備團轉移到自己的保安司令部狀況室。在那裏，全斗煥主要部署了四項行動：

四項行動都獲得成功。一些接到出兵指令的部隊，如首都機械化步兵師團（孫吉男少將指揮）、第26步兵師團（裴政道少將指揮）、第30步兵師團（樸熹模少將指揮）、第9空輸旅團（尹興祺准將指揮）都由於全斗煥方面的説服工作而按兵不動。12月13日凌晨0時，崔世昌派麾下第15大隊隊長樸鍾圭中領帶38人包圍了駐地附近的特戰司令部，鄭柄宙負傷被俘，秘書室長金五郎少領中槍身亡，隨後率2個大隊600餘人於凌晨3時進駐景福宮。樸熙道親率麾下第1、2、5、6大隊兵力1500餘人由幸州大橋進入首爾市區，一路暢通無阻，順利佔領了已經空虛的陸軍本部，接着在國防部與首都警備司防空部隊短暫交火後，於凌晨2時40分左右佔領國防部並俘虜了在那裏的聯合參謀會議議長金鐘煥大將等8名將軍，國防部憲兵鄭善燁在交火過程中中槍身亡。張基梧派第5空輸旅團第23大隊長鄭洛俊中領和第26大隊長張龍柱中領率480餘人進入首爾市區，得知國防部和陸軍本部已被第1空輸旅團佔領後，移駐孝昌運動場（第四項行動的狀況見下節）。 ^[9] 

除了全斗煥的直接部署外，留守景福宮的盧泰愚也在13日凌晨0時左右給自己指揮的第9步兵師團（白馬部隊）打電話，調遣第29聯隊長李弼燮大領指揮第29、30聯隊1300多名兵力從高陽市碧蹄南下，於凌晨3時30分進駐首爾中央廳。在保安司令部的黃永時調遣自己指揮的第1軍團第2機甲旅團長李相珪准將所屬的第16戰車大隊180餘人，於凌晨3時25分進駐首爾中央廳。黃永時還調遣了第1軍團第30步兵師團長樸熹模少將所屬的第90聯隊1100餘人，於晨6時20分進駐高麗大學運動場。至此首爾完全落入政變集團手中。 ^[9] 

在政變進行過程中，陸軍參謀次長尹誠敏等人起初感到憤怒，但冷靜下來後，事實上放棄了鎮壓。他們不希望韓國國軍內部發生流血衝突，以免給朝鮮可乘之機，因此尹誠敏不斷黃永時、車圭憲、俞學聖等人通話，摸索妥協之道，據説在晚11時左右達成了雙方不動員兵力來解決問題的君子協定，但全斗煥一方沒有遵守。只有張泰玩持強硬態度，但其麾下的第30、33警備團和憲兵團都參與了政變，他無兵可調，其他部隊也不聽他的調遣。 ^[25]  最後他準備帶着包括炊事兵在內的100餘名司令部直屬兵力，在幾輛坦克的掩護下進攻保安司令部，但在出發前就聽到坦克中傳來全斗煥要求擊斃張泰玩的指令，只好作罷。 ^[26]  凌晨3時，受到首都警備司令部憲兵團團長趙洪指令的該團副團長申允熙中領率十多名憲兵衝進首都警備司令部司令官室，將所有軍部高層全部俘虜，其中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河少坤少將中槍受傷，張泰玩則被抓到保安司令部西冰庫分室監禁。 ^{[9]  [27]} 

12月13日凌晨3時45分，佔領國防部的第1空輸旅團在地下室發現了盧載鉉，把他帶到保安司令部見全斗煥，他只能同意全斗煥所提出的批捕鄭升和的要求。凌晨4時50分，全斗煥偕盧載鉉來到三清洞總理公館，崔圭夏被迫同意簽字批捕鄭升和，並寫上時間“5:10AM”（上午5時10分），雙十二政變遂告結束。 ^[26] 

隨着崔圭夏簽字批捕鄭升和，“珍島犬1號”結束，在鄭升和公館外對峙的金振永和控制政變軍人的海軍陸戰隊也結束對峙狀態，政變軍人獲得釋放。12月13日上午10時30分，盧載鉉正式對外宣佈鄭升和因涉嫌朴正熙遇刺事件已被逮捕解職。同日軍部進行了一系列人事變動，其情況如下表：

美國除了象徵性地抗議沒有事先告知美方以外，也在事實上承認了政變。1980年2月6日，鄭升和以內亂幫助罪被起訴，後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後減為七年）。反政變陣營的鄭柄宙、張泰玩、李建榮（第3軍司令官）、文洪球（合同參謀本部長）等均被強制退役，金晉基主動退役，尹誠敏則調任第1軍代理司令官。4月14日，全斗煥被任命為中央情報部長署理，仍兼任保安司令部長官。5月17日，全斗煥又以防備朝鮮“南侵”為由發動政變，逼崔圭夏政府擴大戒嚴，是為5·17緊急戒嚴事件，翌日製造光州事件，正式奪取政權。8月，崔圭夏辭職，全斗煥在維新憲法的框架下當選第11屆韓國總統。10月廢除維新憲法，頒佈大韓民國憲法第9號，1981年2月，全斗煥在大韓民國憲法第9號的框架下當選第12屆總統，正式開啓大韓民國第五共和國。 ^[29] 

第五共和國時期，雙十二政變被淡化處理，稱為“12·12事態”，盧泰愚曾向民主正義黨黨員發表講話，稱12·12事態是在執法過程中不得已的自衞還擊，是出於“救國之意念”。 ^[30]  鄭升和出獄後，開始為宣傳雙十二政變的真相而活動，在1993年7月和1994年5月兩次聯名起訴全斗煥、盧泰愚犯了叛亂或內亂罪，但大檢察廳都以超過公訴期限為由不予受理。直到1995年11月盧泰愚秘密資金案東窗事發之後，雙十二政變連同之後的光州事件才被受理，並以“匡正歷史”的名義審判全斗煥和盧泰愚，最後全斗煥被定罪為“內亂及叛亂首魁”，盧泰愚以下大部分主動參與政變者也都獲罪（樸俊炳因未調動麾下兵力而被判無罪，趙洪潛逃美國）。雙十二政變由此被韓國官方定性為“12·12軍事叛亂”。 ^[31-32] 

雙十二政變是韓國繼5·16軍事政變、十月維新以後的又一次政變，也是繼5·16軍事政變以後又一場“下克上”的兵變，這是全斗煥登上總統寶座的第一步，通過這場8000多名軍人蔘與的政變而清洗了鄭升和、張泰玩等軍隊內部的奪權障礙，在事實上掌握了軍權，以“一心會”成員為核心的“新軍部”也由此誕生，政治軍人重新在軍中得勢，本來因朴正熙之死而行將終結的軍事獨裁由此死灰復燃。

不過，與畢其功於一役的5·16軍事政變不同，雙十二政變的影響僅限於軍隊內部，全斗煥此時尚無意推翻崔圭夏政權。而之前因YWCA假結婚事件受到打擊的在野民主化勢力也逐漸恢復元氣，在1980年出現了“首爾之春”的局面，推動韓國民主化運動的發展，於是全斗煥在1980年5月17日發動了5·17緊急戒嚴事件，架空崔圭夏，奪取政權，結束“首爾之春”。因此，有人認為雙十二政變到5·17軍事政變的264天都屬於全斗煥的奪權政變的期間內，因此將雙十二政變稱為“世界歷史上歷時最長的政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雙十二政變可以説是5·17緊急戒嚴事件的預備政變。 ^{[32]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