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舍利塔

長沙市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長沙市嶽麓山清風峽南側，愛晚亭右前方。相傳隋文帝楊堅為感戴僧尼智仙撫養之恩，詔令在全國各處名山建佛塔以藏舍利子，是塔故名 ^[1]  。塔建於隋仁壽二年(602)，五代時被毀。民國初年，麓山寺僧尋得遺址將塔復建。1957年修整時，在塔外加修石護欄。"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壞。近年已按原貌修復。塔用花崗石構成，外形酷似一僧帽，分三層，底層為塔基，作須彌座式，四角作芭蕉葉形，浮雕力士像；中層以整塊花崗石琢成圓形，兩端收分似紡錘；上層為一僧帽狀石，通高3米，邊長1.3米。塔的前方豎花崗石碑一通，碑高1.6米，寬0.5米，正面刻"隋舍利塔"，碑陰刻"共建菩提"。過了楓林橋，便能見到一座形似僧帽的古塔，塔基正方形，花崗石砌成，邊長約2米，塔高12米，四角和正面共有五幅浮雕，正面是佛象。塔分三層，底層為須彌座，浮雕力士像，中層以整塊花崗石雕成圓形，兩端收分，上層為僧帽狀，塔前豎花崗岩石碑，正面刻有“隋舍利塔”背石刻有“共建菩提”，外設石欄保護。

塔基有上下兩層：第一層雕刻纏技蓮紋，第二層鐫刻飛鳳、蓮花等圖案。塔基之八面刻有海水紋，並雕有龍、鳳、鳥、獸、魚、蝦、蟹、鱉等圖案；或騰雲駕霧；或出沒山林；或沉浮波濤。形象姿態、十分逼真。須彌座為仰蓮花座，上為束腰基壇，角柱上各雕金剛、力士、立龍、怪獸，以承塔身。基壇八面浮雕刻有釋迦牟尼八相成道圖，依次為託生母胎、樹下誕生、逾城出家、雪山苦行、降伏魔軍、樹下成道、鹿苑説法、鶴林入滅等。這些雕刻用藝術手法展現釋迦牟尼佛富有傳奇的一生，每幅畫面的構思都富有想象力，人物情態、刻畫逼真、服飾器具、山川樹木等背景安排得巧奪天工，十分得體。這一組浮雕能體現舍利塔的宗教功能。須彌座與塔身之間，雕以蓮花露盤三疊，花瓣上陰刻寶相花紋，體現出我國傳統圖案藝術特色。 塔身由五層密檐式塔室構成：第一層塔室。八面刻有雕像。第一、三、五、七面為四大天王像。(天王則披甲執戈，形象威嚴。並刻有雕刻者姓名：王文載、丁延規、徐知廉)第二面為普賢騎象，第四、八面為版門(門作緊閉狀，門上有鋪首及門釘)，第六面已經毀去，根據考證，此面應為文殊像。第二層到第五層塔室。四層八面每面均雕兩石龕，每龕中坐一佛，共計刻有六十四尊小佛像，象徵着千佛世界。塔頂密檐成筒瓦狀，疊石六重飾以蓮瓣、束纓、雲紋，意為覆缽相輪和火珠。 ^[2] 

宋沙門覺範撰《院感應佛舍利塔記》：隋文帝楊堅於梁武帝大周七年六月出生於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大興寺中，嬰兒時曾暴虐，有尼名“智仙”者，從外至，對楊堅之父楊忠説，此兒大有福分，為天佛所佑，不可令居家中，當代為養育，於是楊忠闢館延居，楊堅30歲時，才讓他回家，女尼以舍利子數百顆授之，曰：“以此福蒼生”。隋文帝楊堅為感謝僧尼智仙撫養之恩，稱帝后於仁壽二年（公元602年）詔令全國五十二州，在名山福地繪塔，分藏舍利子，塔下繪尼之像以紀之，是故塔名隋舍利塔。據説塔建於隋仁壽二年（602），嶽麓山這座塔就是其中之一，五代時被毀，民國初年，麓山寺僧尋得遺址將塔復建。1957年修整時，在塔外加修石欄保護。

隋文帝楊堅在登皇位之前，曾得到梵僧給的一包舍利，後來讓工匠打製了一隻精緻的七寶箱，將舍利供奉在裏面，並在京都建造了連基雙塔，塔下藏置了舍利。

隋仁壽元年（601）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六十歲生日，他召集了幾位高僧，興論弘揚佛法之道，最後下令在中國三十個州，各在高爽清淨之地建造舍利寶塔，同時書詔以示天下：

“朕皈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宣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並散官各給一人，燻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諸州起塔，為朕、皇后、太子、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並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佈施，錢限至十文以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修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併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符朕意焉。”

在京起塔之晨，於大興殿行迎請佛舍利典禮時，本定沙門360人，但作法時卻多了一位，侍臣密奏帝，帝環視之，見一異僧，披褐色衣，隨僧行禮，乃謂左右曰：勿驚動他，待禮畢另見。禮畢後，異僧忽然失蹤，帝因謂曰：佛法重興，必有感應。

文帝將舍利分別放入三十隻金瓶中，金瓶再分別放入到琉璃瓶，又以薰香之泥封印其蓋，送往三十州後，再依次置於銅函和石函。

隋文帝誠心所感，所以在裝藏佛舍利入塔之前後，天空和大地出現了很多的祥瑞。

僧朗法師，恆州人，自幼出家，為人虛若谷，慈悲和藹，廣學博聞，大眾歸附。

隋仁壽年間，奉敕命送舍利往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建塔供養，朗師乃勘定塔基在西對岸之枕山，該山一直荒蕪，人跡罕至，適開工掘地六尺時，獲得了三個石函，兩函內各有銅函，盛放銀佛銀仙像各兩尊，另一函內有金銀瓶，有銘文曰“宋元徽元年（南朝．劉宋，公元473年）建塔”。寺中舊碑上説：“宋永初元年（420），天竺沙門僧律，從此經過，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此就地建起寺院。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有菩薩聖主，大弘佛法建造寶塔。”遂以銘之。”僧朗法師，豈非乘願再來之人。

佛教起源於印度，在西漢時傳入中國，與中國的道教並駕齊驅，至東漢時始得盛行，魏晉南北朝時更廣泛流佈開來。當時由於諸侯割據，戰亂頻繁，再加上天災人禍，生命苦短，人們為了求得精神上的寄託和解脱，乃信奉釋道，或塑造佛像，或新建寺塔，為了弘揚佛法，必施之於文字，於是刻經、寫經、造像題記、建塔刻銘、幢柱刻經等開始盛行起來，宗教與書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當時人鐫刻經文時，必延請文人學士及善書者撰文書丹，近百年來在敦煌密室中發現的大量寫經以及摩崖石刻、塔銘、廟碑、幢柱、石窟、造像等實物為我們研究前人書法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紙無千年之壽，必銘石以流傳後世，至隋代時，雖有麻紙可以書寫，但重要的記事必勒之於石。

此碑楷法已相當成熟，結字方正寬博，勻稱妥帖，筆意雖無唐人楷法的起訖分明，卻亦寫得圓融渾厚，顯得平正而不板滯，饒具變化之美。其中個別字還夾雜着一些篆意和隸意，但總體上來講，此碑已十分接近唐人楷法，可謂承六朝之餘緒，開唐楷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