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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上古時期陶國）
鎖定
陶陶國
陶，上古時期國名，歷史久遠，源遠流長。有豐富的古典文獻記載為表述，有眾多歷史遺蹟的勘探結果為佐證，七千年前先民就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稼穡漁獵，繁衍生息，創造着早期文明。
陶陶丘
陶丘之名，首見《禹貢》：濟水“東至於陶丘北”；再見《爾雅》：《爾雅·釋丘》雲：“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西漢學者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清學者郝懿行《爾雅·義疏》雲：“陶，從陶，陶是瓦器。丘形重累似之”。這説明陶丘原是自然形成的土丘，經過人們在上面製作陶器，即所謂“再成為陶丘”。因丘形似鬴（釜），又曰鬴（釜）丘。
最早記載與陶丘有關的人物是帝舜。《史記》：“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又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器皆不窳”。據此，舜在河濱的主要工作是製陶器，陶丘是因舜在這裏製陶器而成名。雷澤在鄄城東南，歷山在雷澤西南、鄄城東南，今閆什鎮歷山廟村，而陶丘在何處。
《説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於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名陶唐氏。”《説文》書成於東漢，時濟陰為郡，治所在定陶縣。可知陶丘在濟陰郡定陶縣。但是，據唐初《括地誌》等歷史文獻記載，鄄城縣境內也有陶丘，且附近也有堯城。《括地誌·濮州》載：“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陶丘在濮州鄄城縣西南二十四里”。經文物部門鑑定，該陶丘今名陶堌堆，是龍山文化遺址。不排除舜曾經陶於此。
《水經注》雲：“菏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北經陶丘北。”《地理志》説在定陶西南：“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於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菏水自陶丘北，謂此也。《水經注》進一步肯定了陶丘在定陶城西南：“亭在丘南。”同時還認為，陶丘就是墨子所説的釜丘，也是魏襄王會見薛侯的釜丘。這個釜丘，就是《尚書·禹貢》所説的菏水（實為濟水）過陶丘北的陶丘。《史記·集解》引周隋人徐才《宗國都城記》雲：“曹州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括地誌》引用了這一條。北周及隋代的曹州，即北魏時的西兗州，即今定陶馬集鄉左山寺及周圍。
《元和郡縣圖志·曹州》雲：“州理中城，蓋古之陶丘也，名左城。《帝 王世紀》舜陶於河濱，即《禹貢》之陶丘，今濟陰定陶西有陶丘是也。《爾雅》曰：再成為陶丘，成，猶重也。”
宋初《太平寰宇記》雲：“濟陰縣，本定陶縣之地，屬濟陰郡。自漢至（北）周皆為定陶之地。按定陶縣在今縣東北四十七里定陶故城是也。隋開皇六年於此置濟陰縣，屬曹州。……左崗,在縣東北五里,崗阜連屬,林木交映,以近古城,故以名焉。……州理中城，蓋古之陶丘也。一名左城”
《宗國都城記》、《括地誌》、《元和志》、《太平寰宇記》中的唐宋曹州及濟陰縣城，是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72）由定陶故城遷往西南左丘，而建成的西兗州城。左崗，又名左山，是《春秋》中之左丘、戰國時之左氏，今定陶縣西南馬集鄉左山寺，為古左丘遺址。上世紀五十年代，丘尚高十餘米。經文物部門勘察，左丘一帶屬龍山文化遺址，正合堯舜時年代。康熙朝《曹縣誌》載：“北魏遷濟陰郡於左山，隋遷左山之陽，不離其地。”又云：“曹州舊城在左山南，濟陰廢縣傍。”這使我們知道，從北魏孝昌三年至隋初61年中，曹州城在左丘；因隋初戰亂，曹州城可能被破壞嚴重，終於在開皇六年由左山遷往西南五里的地方重新建城，即今曹縣青崗集鎮堤上範村一帶。而其東面則是濟陰縣城，此城正在左山南三里，曹縣青岡鎮張志高村一帶。唐宋文獻中的曹州城、濟陰城就在這一帶。此二城均在金大定八年的河決中被淤淹在地下五米。而遺留在地表的只有左岡。據史學家丁山先生考證，左丘在商代為軍事重鎮左氏邑。左氏之名，屢見《春秋左傳》和《戰國策》。因漢哀帝劉欣把其父劉康葬此，故又被稱為葬城或左城。隋於此地建法源寺，今稱為左山寺。唐宋曹州城正在秦漢定陶城西南，濟水經其北往東北流，符合《尚書·禹貢》和《水經注》記載。看來，唐宋的學者把左山看成陶丘已為定論。
但是，到了北宋後期，學者們又有了不同看法。《元豐九域志》載：曹州五縣：濟陰、冤句、乘氏、南華、定陶。時濟陰縣駐左城，其下雲：濟陰四鄉，有曹南山、菏水、氾水。而不記陶丘之事。但在定陶縣下雲：“定陶，州東北二十七里。三鄉，柏林一鎮（今定陶半堤鄉柏林寺），有仿山、陶丘、濮水。”顯然，《九域志》的作者不同意左丘為陶丘，故不在濟陰縣下，而在定陶縣下記有陶丘。時因剛剛撤消廣濟軍，恢復定陶縣，縣北境達到今菏澤城東北都司鎮一帶，故有濮水之説。據《太平寰宇記》，定陶縣西南與濟陰的分界，距定陶城僅十一里。
清代學者程思澤《戰國地名考》認為：“左氏即《水經注》之左岡，為陶丘之另阜也。”這就是完全否定了左丘是陶丘的説法。大概是由於北宋後期否定了左丘為陶丘之説，元《文獻通考》曹州下記載，濟陰縣無陶丘,而定陶縣下有陶丘、三朡及濮水，可證仍認為陶丘在定陶。到了明代，陶丘有了具體位置，即定陶城西南七里或十里。
《大明一統志》載：“《地理志》曰：《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竹書》：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於釜丘者也。按《寰宇記》，以陶丘即左城，已見州下。據本志，則雲陶丘亭在縣西南七里。然《寰宇記》所稱故州城治定陶者，縣之西南，州之東北，當即其地。’此説含糊地表示，故州城（即西兗州）在定陶西南，唐宋曹州之東北。即所謂陶丘在定陶西南七里之地。明萬曆《兗州府志》雲：陶丘亭在縣西南七里。《尚書》導河水自陶丘北；《爾雅》曰：丘再成為陶；《帝王世紀》雲：舜陶河濱，曹州國西南陶丘亭是也；墨子以為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於釜丘。”同時該志還載三鬷亭在定陶西南十里。
《大明一統志》、《兗州府志》的説法又直接影響了顧祖禹和顧炎武。
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雲：“陶丘，志雲在縣西南七里，《禹貢》濟水東出於陶丘北；鄭元（玄）曰：陶丘在定陶西；《爾雅》曰：丘在成曰陶丘，成，猶重也；《帝王世紀》舜陶於河濱，丘因以名；墨子以為釜丘，《竹書》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於釜丘是也。”
顧炎武在《肇域志》中，寫下了幾乎相同的話：“定陶亭，在縣西南七里。按《禹貢》濟水東出於陶丘北。《爾雅》曰：丘在成為陶。《帝王世紀》雲：舜陶河濱，曹州國陶丘亭是也……柳河，在縣西南十里，即舜陶河濱處。古堤岸尚存，今有河濱寺。”“今縣東北有龍池；三朡亭，在縣西南七里，有存焉”。
二顧幾乎重複了 《大明一統志》、《兗州府志》的説法，且説明是出於地方誌。但沒有説故濟陰郡治和定陶故城在今城西南七里或十里。清雍正朝撰《古今圖書集成》，撰者一方面把陶丘定位在仿山（定陶今城北十二里），一方面又把河濱定位在定陶西南：“河濱：《史記》雲：舜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路史》雲：東夷之陶者苦窳，乃陶於河濱，期年而器以利。《帝王世紀》雲：舜陶河濱，曹州國西南陶丘亭是也。”今縣西柳河有河濱寺，河之南岸故跡尚存。同樣是雍正朝編撰的《山東通志》則對陶丘隻字不提，而把三朡亭定位在故城東北。
清康熙朝《曹州志》雲：“河濱，州東南五十里，即舜陶處，今屬定陶”；“陶丘亭在州東南三十里。《爾雅》曰：丘在成為陶。《禹貢》濟水東出於陶丘北，即此。”曹州（今菏澤城）距定陶西南七里的河濱寺五十里，而三十里處則是龍山文化遺址程莊堌堆。同時，該志對三鬷亭所在地也作了定位，距州東南四十里，則是仿山龍山文化遺址。
清乾隆年《曹州府志》則不同意《曹州志》之説：“陶丘在（定陶）西南十里，古曹城中。”《爾雅》曰：再成為陶丘。《後漢志》：古陶堯所居。《帝王世紀》曰：“舜陶於河濱，丘，曹州國西南陶丘亭是也。今縣西南十里有河濱寺。《禹貢》導濟水，東出於陶丘北。《地理志》：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作釜丘。《竹書記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於釜丘是也。”
該志十分清楚地指出：陶丘在（定陶）縣西南十里，古曹州城中。即古濟陰郡治及定陶故城在今城西南十里。就目前所見資料，凡雲陶丘，河濱寺，多言在定陶西南七里費莊。1988年版《定陶縣地名志》馬集鄉費莊村條下載：“該村西北約200米，定馬公路北側，有一高出地面3.4米的土丘，疑為古陶丘遺蹟。朡丘草色，古為定陶八景之一。曹振鐸曾建三朡亭於丘上。按縣誌記載位置，朡丘可能在此。舜陶河濱亦指這一帶。”據查：該村丘頂乃河濱寺舊址，寺廟毀於抗日戰爭初期，原寺廟大門橫匾為“虞舜陶處”四字。該志沿襲明以後舊志，習慣把陶丘與三朡拉在一起。
去年3月，市文物隊在河濱寺舊址進行了初步勘探，既沒有發現任何宋以前的陶片、器物，也沒有發現有古城遺址舊跡。
據筆者研究，金、元、明三代，黃河多次泛淹此地。河濱寺舊址為明末柳河之南岸，北岸尚有陶朱公亭。柳河就是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徹底摧毀唐、宋定陶故城的黃河河道。洪武四年（公元1371）新建定陶縣城於故城南，即定陶今城。直到宣德二年，知縣吳深修建定陶縣衙。這意味着在明初的黃泛威脅之下，至此才把定陶縣城正式固定下來。於是，定陶縣當時的志士仁人開始尋覓堯舜的遺蹟。他們綜合《漢書》、《帝王世紀》、《水經注》關於陶丘在定陶城西南的説法。否定了《元和志》、《寰宇記》的陶丘即左山説，最後在明定陶新城西南的黃河故道南岸的高堤之上，修建了河濱寺，在北岸修建了陶朱公亭。於是，舜陶河濱的遺蹟及三朡亭、陶朱公亭等就出現在黃莊一帶，待到天順二年（公元1458）撰修《大明一統志》時，定陶縣下就有了記載，並含混地認為定陶古城在此。清乾隆《曹州府志》則肯定地認為：“陶丘在（定陶）西南十里，古曹州城中。”其實唯一的根據就是明朝人創建的河濱寺。
經實地測量，定陶縣衙距馬集鄉費莊河濱寺十里，而定陶城外廓距河濱寺最近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