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述曾

1951年以來，他一直活躍在湖北科壇上，為湖北科普和科協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1951年，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武漢分會和湖北省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相繼成立籌委會，他分別擔任了兩會的副主任委員，並且連續被選為兩會第一、二屆副主任委員，副主席和主席。1958年兩會合併成立了湖北省科協，他當選為副主席。1978年省科協恢復時，他又擔任副主席職務，在1987年的省科協三大上，被一致公推為名譽主席。在學術團體中，他還擔任過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副理事長，湖北省土木工程學會理事長，中國水利工程學會武漢分會理事長等領導職務。在擔任這些科學技術團體領導職務時，他積極組織科技專家解決國家建設中的疑難課題和攻關項目，普及科學技術知識，成為湖北科壇上很有影響的活動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也是積極的參政議政者。1952年，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擔任了民革湖北省委第二、三、四、五屆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現為民革湖北省委名譽主任委員。在長期的領導工作中為民革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做出了貢獻。他還曾任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第一、二、四屆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陶述曾畢生從事的是交通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設，是一位勤奮的工程師，在工作中一向以嚴謹、嚴格、不墨守成規著稱。 ^[1] 

陶述曾，湖北省新洲縣（今屬武漢市新洲區）人，192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他早年積極投身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他以國家利益為重，不畏條件艱苦，不顧個人安危，輾轉於大半個中國，以滿腔愛國之情積極投身公路、鐵路、橋樑、機場建設。

抗戰勝利後，他投身治理黃河。他堅持真理，維護了黃泛區人民的根本利益，獲得周恩來、董必武同志的高度評價。這期間，他開始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1949年2月，他出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參與了保護湖北工業和各項建設設施、迎接新中國誕生的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陶述曾為國家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歷任武漢長江中游工程局總工程師，武漢長江大橋設計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交通廳廳長、省水利廳廳長、副省長等職。他還先後當選為政協湖北省委員會副主席，湖北省第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993年1月19日在武昌逝世，享年97歲。

陶述曾，原名翼聖。1896年3月9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其居地今劃入武漢市新洲縣）。家鄉的小河經常洪泛成災。在他家的門楣上，就有祖父留下的洪水刻痕：“道光二十九年大水至此”。少年時期，他隨在河南做知縣的父親唸書。在父親修溝洫，興農田的政務工作影響下，他從小對《山海經》、《水經注》、《地理志》等讀物產生了興趣。1906年，入開封旅汴中學（五年制）讀書至畢業。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首義成功。11月，他以一腔報國熱誠，投入武昌革命軍政府將校補充團受訓，旋考入武昌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在軍校學習期間，一位教地形的教官對學生們説：“為生民立命，為萬世立功的禹稷才是真正的英雄”。這句話對家鄉頻受洪水災害的陶述曾影響很大，竟決定了他終身立志的事業。1913年，他因病離開軍校，決心棄戎學工。

1915年春，他與胞弟陶希聖同時考取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暑期起，工科調往北洋大學。1918年，預科畢業後升入北洋大學土木系。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風潮波及天津，陶述曾成為北洋大學學潮的策動者與領導人之一。1920年春，校長馮熙運藉助軍閥曹鋭的軍警壓力開除了180 多名鬧學潮的學生。北大校長蔡元培頂住了極大的壓力，接納被北洋大學開除的學生，陶述曾因此進北京大學土木系，並於1921年畢業。

大學畢業後，儘管學業優秀，家境小康，但他沒有留洋，而是回到了他度過少年時代的黃河之濱，志向是想拯救黃河災民於水火之中。先是應聘在“水利工程測繪養成所”執教，後被委派為“華洋堤”督工專員。在這期間，他看透了帝國主義侵華的猙獰面目和封建軍閥政府的腐敗，憤而離開河南。1924年，他又滿懷“實業救國”的熱情，回到湖北籌開蘄春寅山煤礦，他把公司起名為“振業”，同時全身心地投入了礦山建設。一年半後，正當礦山建設完成即將投產，安徽軍閥陳調元率軍西進，使礦場變成了戰場，振業被戰爭摧毀了。

1927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取革命軍政府交通部韶贛國道工程局任技佐。此後的5年間，他一直工作在華南的交通線上。先是在韶贛國道第四測量隊，後到廣東韶坪公路工程處當技士，到粵漢鐵路星韶段測量隊任幫工程師，到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任工程師兼分段長，長年跋涉在嶺南的崇山峻嶺之中。

1933-1936年，他應聘赴河南大學土木系任教授、系主任，併兼職為河南水利專科學校授課。同時還應聘兼任了河南河務總局技正，參加黃河防汛。

1935年夏，湖北發生特大洪水，漢江鍾祥遙堤潰決，造成嚴重水災，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故鄉的這一消息緊緊揪住了陶述曾的心，無奈當時黃河也正漲大水，黃沁兩河大堤緊張異常，使他無暇顧及研究家鄉的水情。翌年6月，他帶領河南大學與河南水專的十幾名畢業學生，奔赴湖北鍾祥參加遙堤堵口工程，任遙堤善後工程委員會工務主任。他運用黃河傳統的堵口方法，與漢江的水情，泥沙、地質條件相結合，終於取得了堵口的成功。

1937年，他應邀前往海南，任瓊崖鐵路工程局第一測量隊隊長，測量海南的第一條鐵路。抗日戰爭爆發，海南鐵路停建，他又帶領部分職工和設備轉到湘桂鐵路衡桂段工程局。當時的抗戰形勢急需修通湘桂鐵路連通越南海防，以維繫與國際聯繫的交通，修路任務相當緊迫。衡桂段工程局局長杜鎮遠任命他擔任靈川橋工處主任，並限期完成任務。他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按期完成了建橋任務。

1938-1945年，整個抗日戰爭的8年時間裏，陶述曾幾乎全部參與了滇緬鐵路、中印公路等交通建設工程。從在滇緬鐵路當總段長、副處長，在中印公路當工程處副處長、總隊長，在昆明飛機場工程處當處長，直到出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處長、副總工程師，他為修建這些工程做出了出色的成績。

那時的滇西，民族矛盾尖鋭，情況複雜，自然環境惡劣，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再加上落後的工程裝備，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有廣闊的襟懷和勇敢的膽識，是不敢去開拓這條崎嶇而又維繫民族存亡的道路的。尤其是瀾滄江畔的無量山，山勢挺拔，地形險峻，是滇緬鐵路的困難工段，過去曾由英國人查勘選線。陶述曾對這裏的地形地質條件反覆研究後，重新訂正了這條線路，使鐵路坡度與長度都比原線優越，被譽為“陶氏線”。滇緬邊境的勐定是全線中最艱苦的地段，“瘴癧”與“土匪”使人們不敢輕易進去，而陶述曾卻主動挑起了修建西段工程的重擔，在滇緬鐵路測量和路基施工的4年中，他曾三進勐定，並且是在瘧疾猖獗的雨季連當地人也迴避的時候進去的。同去的員工大多數為這條抗戰交通線獻出了生命，他也多次染上瘧疾險些葬身於林莽。

1946年春，他處理完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善後事宜，又欣然領命出任黃河花園口堵口復堤工程局總工程師。挑起了讓黃泛區人民在抗戰勝利後能早日重建家園的施工重擔。

黃河自1938年從花園口南流以後，成為一條沒有尾間的河流，失去控制的洪水恣意肆虐在沒有防範的平原上，居民村落一夜之間即可成澤國。而乾涸斷流8年的黃河故道兩岸，原有的大堤，或被沿堤挖戰壕，或被開為大車缺口，甚至被挖平了種莊稼，如果不修復故道的河道堤防就堵塞花園口，無異於讓黃河洪水在故道造成新的泛區。陶述曾在1946年4月到工地查勘後，對這一形勢認識是很清楚的。然而，當他從故道查勘後到達花園口堵口工地時，眼前的情景卻使他萬分驚訝。原來，堵口工程在美國聯勤總部委派的顧問，美國工程師塔德的指揮下，在3月1日就開了工，1 460米寬的決口，已捆廂進佔了1 060米，只剩下400米寬的口門。黃水在口門中湍急奔瀉。塔德計劃要在當年大汛到來以前的6月將口門合龍閉氣，情勢緊急，一定要阻止塔德計劃的實施。陶述曾顧不得旅途勞頓，立刻以總工程師的身份編制了一份施工計劃。但美國顧問塔德拼命反對這個計劃，並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

陶述曾因此離開工地，塔德則日夜趕工，架橋拋石。無奈黃河伏汛6月28日就抵達花園口，數日之內，所搭棧橋盡被衝沒。塔德面對滔滔黃水，只得承認失敗。為此，原堵復總局局長引咎辭職，由朱光彩繼任局長。朱光彩電請陶述曾復任總工程師。他返回工地後，發現口門河勢刷深劇烈，原設計的棧橋平堵方案已難施行，便重做設計，創造性地在黃河上採用雙仔戧立堵的方法，終於在1947年3月勝利完成了這個在黃河史上最後的堵口工程，便黃河安然流回了故道。

花園口竣工以後，陶述曾就任了交通部廣州港工程局局長職。經過數月在人員、機構、經費、房屋上的籌備，開始了對廣州港的勘測、規劃設計和研究工作。由於日軍撤退時在黃浦港拋下了大量槍枝彈藥和炸彈，工作進行得相當艱難。經過大半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規劃設計，並做了建港模型報送交通部。1948年下半年，解放戰爭進展神速，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眼看南方大港計劃已不可能實施。他於年底返回了家鄉武漢。

1949年2月，他受聘任湖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中共地下黨支持他就任，並利用這一職務保護好解放前夕武漢市的建設設施。他就在這個崗位上，在我黨的領導下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解放伊始，武漢百廢待舉，他主動接過大冶源華煤礦公司董事長的重擔，四方奔走借貸籌款，積極開掘新井，三個月後，煤產回升，緩解了武漢市的供煤緊張狀態。

1949年8月他欣然應聘為武漢大學土木系教授。為了把豐富的工程實踐經驗傳授給學生，他經常工作到深夜，親自撰寫教材。在武漢大學，他是學生們最熱愛的教授之一，他的學生有不少現在已成為知名學者。

6月，他出任湖北省防汛總提揮部副總指揮長，挑起了江漢防洪的重擔。在歷史上長江洪水災害十分頻繁，對人民的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威脅。陶述曾有豐富的黃河防汛經驗，他一上任就跑遍了江漢平原，查勘長江，漢江河勢，調查堤防圍垸的歷史和現狀，研究險工險段的防護，並且通過地質考察，指出了江漢平原堤基青沙層的普遍存在是影響堤防安全的嚴重隱患。

1954年，長江發生百年未遇的罕見特大洪水，武漢關水位達到創記錄的29.73米（吳淞高程），遠遠超過1931年和1935年的洪水水位。此時陶述曾受邀任市防汛總指揮部總工程師。當時環繞武漢市的大堤全長147公里，堤基情況複雜，堤防質量較差，堤頂高程普遍偏低，防汛難度極大。他首先派出總工程師室的全體工程師去現場摸清堤防情況，對全體防汛人員進行技術培訓，協助總指揮長健全防汛搶險的組織機構和物料供應。同時，他還日以繼夜地趕寫《防汛與搶險》小冊子，印發到基層指揮員與技術人員手中，指導他們正確判斷險情，運用恰當方法搶救。隨着江水位不斷猛漲，根據水情預報，參與總指揮部制定了五次大的加堤戰役，始終把大堤的加高加固搶在洪水上漲之前。每一次重大險情，他必到現場親自指揮。在防汛搶險中，他批判了過去習用的一些錯誤經驗，提倡科學方法，如採用導滲的辦法處理漫浸，用倒濾井的辦法處理管漏，用木排防浪減輕對大堤的衝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對打樁、沉船、拋石、壓浸等方法更是制訂出技術規定不準濫用。他言傳身教，要前線指揮人員處險不驚，分析堤情水情，找到險情的原因再適當處理。不僅節約了大量工料，也提高了排險的保證率。他根據水情的變化（如上漲階段、高水位持續階段、退水階段）和武漢市堤防的具體情況，預先指出可能發生的險情種類、預防措施和搶險方法，寫成文章發表在《長江日報》上，對全面指導防汛搶險鬥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防汛搶險中合理運用科學技術，為抗洪鬥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1954年冬，湖北省江漢幹堤開展了規模浩大的堵口復堤工程，他又親臨各個主要工地指導工程施工。

1955年4月，湖北省水利局改組為省水利廳，他出任省水利廳廳長。1962年，任湖北省副省長，仍兼任省水利廳廳長，直至1966年。在這期間，湖北省的水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

陶述曾上任後首先抓防洪體系的建設。江漢幹堤普遍進行了加高培固、消除隱患的工程建設，江漢中下游在完成了杜家台分洪工程，尤其建成丹江口水庫後，抗洪能力已大大提高。對江漢平原如何提高防禦長江洪水的能力問題，他一開始便積極主張興建三峽樞紐工程，並且主張三峽工程應把防洪目標放在首位。

其次是平原湖區的治理。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譽，但湖區水系混亂，排泄不暢，每當外江高水、極易漬澇成災，土地雖廣闊肥沃，卻不能穩產高產。陶述曾一上任便狠抓了勘測設計力量的擴充和基礎技術工作建設。他除了親率各行業專家多次到湖區考察，研究治理方案外，還積極組織技術力量開展了湖區治理規劃。如今荊北四湖地區已建成800萬畝糧棉生產基地；在漢北地區，他親自率隊選線，人工開挖漢北河，撤開丘區洪患，引來漢江水灌溉，已變成旱澇保收的米糧倉。此外，如漢南平原的灌溉與排水；東西湖的圍墾等，都無不凝結着陶述曾的心血。

在治理湖區的同時，他也在為山區丘陵區的旱災對農業生產的巨大影響操心，同時還想到了航運、供水、發電等綜合利用。從1956年組織府河流域規劃起，連續進行了多條小流域開發規劃和大中型山谷水庫選點，並對效益好，開發條件優越的工程開展了前期勘測設計工作，使漳河水庫、白蓮河水庫、富水水庫等一大批大中型骨幹樞紐工程得以順利建成。在指揮工程建設中，他既是廳長，又是總工程師。在他的指導和支持下，明山水庫採用了先進的連鎖管柱法處理基礎防滲；白蓮河大壩建成了代料心牆壩，為湖北大壩建設利用當地材料開創了新經驗；對渠系建築物推廣了新型的結構設計和先進的施工工藝；全省的水利工程建設隊伍也迅速成長。在這期間，他為湖北水利建設解決了不少技術難題。

1976年，陶述曾被選為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這時他已80高齡，卻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參加了三峽選壩現場會議，參加了國務院召開的三峽可行性報告論證會和黃河流域規劃會議，並且為這些會議撰寫了論文。他還多次到鄂東大別山區考察水土保持情況，寫出了多篇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