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祥道

陳祥道於北宋慶曆二年（1042年）出生於閩清宣政裏（今閩清縣雲龍鄉）漈上村。自幼聰敏勤奮，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即高中進士。同榜進士中有王安石的兒子王雱。王雱很欣賞陳祥道的學問與人品，與他可以説是一見如故。後來陳祥道隨王雱去拜見王安石，遂成為王安石的門生。在自中唐到兩宋蓬勃興起的疑經惑傳、頗具開放性與批判性精神的解經思潮下，王安石大膽非毀、質疑前人的註解，對《詩經》《尚書》《周禮》這三種經典重新做注，纂成《三經新義》推廣於世，為其變法新政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而在經典詮釋方面，陳祥道受王安石的影響頗深，他的《禮書》和《論語詮解》對歷代註疏同樣作出了大量的批評指謫和突破，但引證精詳合理，都有較充分的理據，在學術水平上比王安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後世評價他“禮學通博，一時少及”，認為他的學術與人品“為當世推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在仕途上，陳祥道剛出仕時，因為其父陳玩在一次事件中將公差打死而備受牽連，有好幾年時間不得不賦閒在家。即便他作為王安石的門生，受到了王安石等人的賞識多次得到起用，但是北宋神宗、哲宗兩朝的權鬥激烈，王安石兩次被罷相，陳祥道也兩次都沒能倖免，因此他前半生的仕途可謂十分坎坷。

陳祥道因為精通禮學，所以他任職時間最長的就是禮官，而其初仕禮官與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學士許將向朝廷的舉薦有着重要關係。

許將十分了解陳祥道對禮制的精通，因此在元祐四年進給哲宗的奏章中對其禮學成就大加褒揚，希望朝廷能任命他為禮官。哲宗採納了許將的舉薦，詔任陳祥道為太常博士，常駐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皇室宗廟祭祀及禮樂儀制的中央機構，長官為卿，副職為少卿，博士乃屬官。陳祥道進入太常寺，是其仕途與學術事業上的重要轉折點。在太常寺職位上，他接觸到更多的禮樂文獻以及各種禮器，熟悉了更多的典禮儀節，這為他的禮學著述活動提供了很大便利。

元祐五年（1090年），陳祥道將他的《禮書》增補為150卷，內相範祖禹見陳祥道向朝廷進獻的《禮書》比當時聶崇義的《三禮圖集註》內容更為豐富精詳，於是便向哲宗進言，希望朝廷把《禮書》送往學士院以及兩制或經筵審定後，再轉交到太常寺，與聶崇義的《三禮圖集註》一併參酌使用。兩制是唐宋時的一種職官制度，其一為內製，是指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的制度；其二是外製，即中書舍人與其他官員共同為中書門下擬定詔令的制度。兩者合併在一起，就稱為兩制。由於兩制在宋代朝政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祥道的《禮書》最終得以通過兩制頒行，其政治與學術的影響力頓時大增。

元祐六年（1091年），陳祥道自太常博士轉任秘書省正字一職，主要負責彙編國家圖書館中的書籍，並校正書籍中的脱漏和錯誤。

元祐七年（1092年）春，陳祥道向朝廷進獻他所寫的《禮圖儀注》，之後被任命為館閣校勘。同年四月二日，時任翰林侍講學士、國史院修撰的範祖禹又向皇帝舉薦陳祥道，數月後陳祥道得以補缺任太常博士之職。十二月九日，陳祥道向朝廷進獻他寫的《註解儀禮》32卷，在範祖禹的建議下，皇上下旨把這本書送到兩制審定，同時也一併把他所進獻的禮圖交到了太常寺，以供當時的禮官們在設計和安排朝廷禮儀活動時做參考。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開始親政，陳祥道這時為朝廷政治與禮制建設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他向哲宗直諫“貴人賤馬”的故事。北宋以文人治國，太宗立國之初，就曾勒石為銘，要求歷代皇室尊重“白衣卿相”，即讀書人。但陳祥道卻發現，朝廷在元會（元宵節皇帝朝會羣臣）慶典中讓御馬立於百官之上，因此頗為不滿，於是在當年五月的一次朝會中，他找準時機，向哲宗皇帝進諫，鄭重請求皇上改革這一禮儀制度。見陳祥道説得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哲宗慨然允准，並御賜緋魚袋，讓他以較低的官階享受五品官員的待遇。之後不到十天，陳祥道在京城去世，享年五十二歲。

陳祥道去世後蒙受哲宗皇帝欽賜御葬，歸葬於故鄉閩清十七都鶴爐下溪坪（今白樟鎮下爐村）後門壠，可謂享盡哀榮。他的墓葬現仍保留完好，雖然佔地不大，但視野開闊，墓道近60米，兩旁立有兩對翁仲、三對石獸，極顯尊貴。

時任縣令祝聖隨後在閩清文廟為陳祥道專門修建了鄉賢堂，以示表彰和推崇。徽宗政和年間，福州知府黃裳認為陳祥道“解經以悟學者”有功，也在福州郡學鄉賢堂內掛上陳祥道畫像，讓後人祭拜。 ^[1] 

陳祥道一生著作等身，著有《儀禮註解》32卷、《禮記講義》24卷、《周禮纂圖》20卷、《禮例詳解》10卷、《禮書》150卷、《論語全解》10卷、《莊子注》、《詩解》、《書解》等，留存今的只有《禮書》150卷和《論語全解》10卷。 ^[2] 

在《禮書》中，陳祥道對“三禮”經傳做了系統的整理與總結，不僅全面介紹了古代上層社會的典章、制度、儀節，如“王及諸侯城郭之制”“王、諸侯、大夫和士寢廟制”“朝覲之禮”“諸侯朝天子送逆之節”，釁禮、射禮、族燕之禮、天子視學養老之禮、養孤之禮、鄉飲酒禮，還有各種士庶通用的生活禮儀如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以及《儀禮》中的用樂（包括樂律和樂器）問題、服飾、車馬、儀仗、禮器和祭品等，而且還對這些禮制背後所藴含的思想和意義作了説明。

陳祥道受中唐以來疑經惑傳思想的影響，秉承了其師王安石“三經新義”的批判與創新精神，在秉持自孔孟而來的儒學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其《禮書》敢於議論、指摘鄭玄、孔穎達等前賢的傳注，甚至敢於議論《禮記》諸篇的是非，質疑批判荀子及其他儒學先賢的禮學論述。但與此同時，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來看，儘管他是王安石的學生，在王安石被廢之後政治上也受到不少牽連，然而由於其“論辯精博，間以繪畫”，在學問上還是頗為人所稱道的，認為他“禮學通博，一時少及”，所以他的《禮書》能夠“為當世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陳祥道在《禮書》中雖然對鄭玄、荀子等傳統經學及儒學大家的禮學思想頗多批評，但他對孔子、孟子、子思子的禮學思想不容置疑的肯定與堅持，則隱約可以看出他對儒學道統的認識與韓愈、程顥、程頤以及後來的朱熹、陸九淵等人並無實質差別。他雖然在學緣結構上與兩宋理學並非一脈，然而其思想仍屬於宋代學術中的主流儒學陣營。

而在《禮書》的撰寫方法上，陳祥道採用近似於專題論述的方式，以《儀禮》為經，以《禮記》《論語》《孟子》《荀子》《孔子家語》《史記》等中的禮學論述與漢唐經學家鄭玄、王肅、孔穎達等的註疏為緯，將經典文本與歷代註疏結合起來予以綜合撰述和介紹，相對於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而言，無疑為後者開了先河，起到了先導作用，而陳祥道在《禮書》中對禮圖的運用則顯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還更為完整。事實上，朱熹對陳祥道《禮書》的評價一直都比較高，不僅在其《儀禮經傳通解》中數次引用陳祥道的《禮書》，如在卷一《家禮·士冠禮》一篇的註解中曾兩次引用《禮書》卷七十七關於用牲之法的説明，又於卷九《學禮·學制》“教學之通法”一章的註解中三次引錄陳祥道《禮書》中的相關説法，而且按照《朱子語類》中的記載，朱熹的學生曾祖道（字擇之）曾説：“自《通典》後，無人理會禮。本朝但有陳祥道、陸佃略理會來。”朱熹評論時也指出：“陳祥道理會得也穩。陸農師（即陸佃）也有好處，但杜撰處多。”可見，在宋人的禮學著作中，朱熹對陳祥道的《禮書》評價較高。明代學者張溥在《禮書敍》中就將陳祥道的《禮書》與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並論，認為二者可以互補，後世學者應該將兩種禮學著述合併着一起看。今人也往往認為，陳祥道的《禮書》與北宋司馬光的《書儀》、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禮學的最高水平，對後世學者研究禮學的發展、瞭解上古禮制與宋代禮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