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麟

北大畢業後，陳寶麟曾與友人創辦民鐸中學，併合辦《經濟半月刊》。後又響應孫中山革命號召，毅然南下，先後任教於浙江政法專門學校、廣東民國大學。

北伐結束後，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舉行第一屆縣長致試，選拔人才。以此考試為契機，陳寶麟步入仕途，任浙江省民政廳第三科科長，參與了浙江省自治專修學校，浙江省警官學校的籌備工作。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陳寶麟出任鄞縣縣長。 ^[11]  作為一縣之長，陳寶麟有其治縣之理念，他認為:政治兩字之涵義，最簡單明瞭者莫如政為眾人之事，治為管理。管理眾人之事日政治。故凡一切行政之分類，均不過就事類之所近，歸納而部署之。行政之分類，均不過就事類之所近，歸納而部署之。實則民生四大需要,與俗所謂“開門七件事者”,熟能分享而不兼籌者?則政治又何能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臂，是故政治之進行，在常態中系萬殊一致，各方有賴於相互助長，平均發展;當然須百廢俱舉，不偏不倚，庶社會得以平穩安定而日即繁榮。苟行政失序，畸輕畸重，使其一部門騙形突進，其他部門不能協和適應，則必釀成政治上之不安。猶之社會上經濟或生活方式有變化,而其他如教育宗旨，道德觀念，或法律制度仍呆滯不足相符，則必釀成社會之變革也。至於在變態中，則須先視其癥結，分其緩急先後，而速謀補偏教弊，為急劇之調繁，自不能再以雍容遷闊之態度，抱百廢俱舉之奢望。蓋如是則不惟“治絲愈紊”、一事無成，抑且瓜繁蔓稀民患其擾。故“政”有“常”有“變”。而“治”亦有“經”有“權”;持政以“常”為本，治亦以“經”為體。“變”則復歸其“常”，“權”必不離其“經”(摘自陳氏《鄞縣建設序》）

陳寶麟主政鄞縣十年，期間全縣安謐,市無苛擾，野無嘯聚,政清刑簡，形成社會良好秩序，被公認為縣治楷模。他的主要政績如下：

(一)實行二五減租，協調佃業情感，亦即調和階級矛盾。所謂“二五減租”，即從原有租額減去百分之二十五為繳租額。以全國而論， 浙江為獨有，就漸省而言，唯鄞縣為徹底。

(二)開拓回境公躋，以利交通。寧波府城明猜兩朝代有修緒，金城湯池。在以往歷次戰爭中，為兵家守禦所利賴;近世科學進展，進入立體戰爭，城垣不僅失其效用，反而裹足自封，徒成障礙，故在北伐後，即有隳城之議，且見諸實施。至是全城拆除，城壕填平，新築環城馬路，擴建市內街道，市容為之一整。又新築鄞奉路以達奉化，鄞橫路以達鄞東橫山，渡象山崗郡為象山縣境;鄞穿路以鎮海穿山為終點，渡海即為舟山。平時有利客運，一旦海疆有事，則運兵轉餉，唯此最為要道。故在舟山未解放前，此一公路一再遭受嚴重轟炸;尚有鄞、慈、姚路，自鄞北經慈溪至餘姚。杭戰中抗、雨路拆毀,幸賴此路得以到達杭州，雖路線略有變更，要當以此為發軔。此四條主幹公路開闢以後，四通八達，全縣之農村離縣最遠不出二十華里，即可搭乘汽車，交通既便，風氣亦開。今天全縣之公路雖逾達各鄉鎮，而上列四公路實為一大動脈。

(三)力爭白水權益，取得外交勝利。“白水權” 之名不惟為人所罕知，亦外交史所未聞。蓋自“五口通離”以後，雨江之北岸，在喪權辱國之條件下，曾允英人開降租界。其後英人傾其全力經營上海，無暇及此，故寧波迄無租界。但有天主教堂一所，屹立在江北岸江濱。陳寶麟為整頓市容,拓寬馬路,將江北岸濱江路測量完竣;正在從事築路之際,天主堂神父竟出而阻撓。聲言:教堂門前馬路直到甬江見水之處，均屬教堂權利範圍，中國政府不得侵犯，欲讓前門牆垣，更所不許。陳寶麟以理據爭，不卑不亢，最終順利解決此事，取得了外交的勝利。

（四）重視文化教育視野，保存文化遺產。陳寶麟重視教育事業，促進了鄞縣教育的發展。不僅如此，還大力推動了“天一閣”的保護工程，使得這一中華文明的寶庫得以順利保存下來。1933年，天一閣遭受颱風，東圍牆及書樓屋頂受損，萬卷藏書岌岌可危，範氏後人已無力維修。 ^[4]  在鄞縣縣長陳寶麟支持下，馮孟顓、楊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範氏後人的重修天一閣委員會， ^[5]  並在全國範圍內為修繕天一閣奔走呼籲，捐資出力，古閣才得以舊貌換新顏。 ^[4] 

（五）主修《鄞縣縣誌》，保存了地方的特色文化。

（六）關心地方水利事業，促成了東錢湖、大松江鐵閘等水利工程建設。 ^[2] 

1931年四月四日，時任鄞縣縣長的陳寶麟邀同陳蓉館、徐鏞笙、周炳文、林琴香、應鳴和等在縣府開會，商討寧波靈橋改建事宜。之後，建橋工程逐步有序展開。 ^[8]  寧波靈橋於1934年5月1日開始改建，至1936年5月25日竣工。1936年6月27日，寧波舉行靈橋通橋大典，陳寶麟與樂振葆、金廷蓀、張繼光等四人分別為橋堍四座紀念塔揭幕。 ^[9] 

1932年7月，時任鄞縣縣長的陳寶麟制定《鄞縣建設事業五年計劃》（1932-1936）及分年實施年度計劃，對大寧波口岸的建設提出了系統的看法和較完整的計劃，計劃分市政工程、交通、水利、農礦、工商五部分，其中市政建設佔主要篇幅。五年計劃的內容較為廣泛，並具有近代的特色，反映陳寶麟不同於當時其他地方官員建設思想和管理才能。五年計劃實施較為順利，但由於隨後戰爭的爆發，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之後再沒有繼續建設計劃。 ^[11] 

1934年8月1日，鄞縣爆發大蝗災，田間未收的稻穀幾天內啃咬殆盡。陳寶麟在8月6日、7日、8日三天時間走遍了鄞縣東、西鄉，隨後發佈了捕蝗五法：組織省、市、鄞縣專家下鄉，各鄉鄉長組織捕蝗隊，並親任隊長，不合格者事後懲戒；要求農民在夜間和清晨捕捉蝗蟲，此時蝗蟲戰鬥力較低；捕捉方法還在稻穗上的稻穀用手捉，其餘用捕蟲網捉；政府採購蝗蟲價格每斤1角；捉來蝗蟲統一運往城內縣府，登記造冊，待日後集中銷燬。到9月初，蝗災得以緩解；同樣遭受大蝗災的奉化、鎮海、慈溪、餘姚迅速效仿鄞縣做法。 ^[7]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寶麟積極投身於救亡圖存大業之中，組織“飛鷹團”進行訓練，為維護戰時地方安定貢獻了一份力量。 ^[2]  在飛鷹團遊擊幹部訓練班中，陳寶麟任團長，浙東臨特委員鮑浙朝任副團長，竺揚為聯絡股長。 ^[6]  在組織過程中，陳寶麟還欣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共赴國難。“飛鷹團”雖然很快被迫解散，但許多隊員受到感召加入了共產黨，為後來黨建立四明山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做好了準備。 ^[2]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浙省府調陳寶麟為浙江省政府會計長，由抗戰以至勝利，凡八年餘，對於維護主計制度，培養會計人員諸端，莫不竭力以赴。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當局以他最諳浙江度文，薦舉為浙江省省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闌兼浙江省田賦管理處處長，陳寶麟秉其所學暨在浙數十年經驗，悉心籌劃，力求開源節流，卒使省、縣財政收支平衡，步上正軌。對於税收，力主清收舊欠着手。他説:税捐收入原應全數收起，除特殊情況外，由於頑户抗欠及催收不力，以致拖欠;若任其抗欠，良民起而效尤，財源短絀，迫使政府增加税目或税率，徒增良民負擔。似此因果相循，將永無收足之税，影響政令推行,故整頓税收，必自催欠税始。誠切中時弊之見。又如鄞縣市區各項税捐，均系因襲舊寧波市税目、税宰徵收，名目繁多，如道路使用費一項，實效法於上海之租界，其他跡近苛擾者尚多，均經陳寶麟主動報省廢除。他的理財方略，重在開源，從大處落景,不以苛察為能。 ^[2]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陳寶麟雖有心返回大陸，卻因種種現實因素的制約，最終無奈去到台灣。在台灣，陳寶麟先是以會計為職。1953年出任台灣省財政廳副廳長，後又調任煙酒公賣局局長。1958年離開政界，重操會計舊業。1964年兼任復興書局總經理。1964年因心臟病於台灣自宅中去世，終年六十有七。其子女均在大陸發展，學有所成。 ^[2] 

周採泉：先生美丰儀，善辭令,發言清晰洪亮，無疾額房色。其時“簡縣”的縣長，多兼司法;鄞為一等縣，司法獨立。故先生得專心於管、教、養、衞。先生治事勤敏，而御下以寬，他常説:“ 每個人的聰明才力有限，不能百事精通、樣樣都能。凡為主管者，如不能鹿心採納部屬之合理建議,切唯我獨尊，唯我獨對,他的部屬絕不能分層負責做事的。我們身任大、小主管，著希望所屬河仁自動自發地努力盡責,必須矯正主管萬能的自滿病。”所以他對部屬量才錄用，知人善任，和易可親，人亦樂為其效力。判牘精細,一絲不苟。縣署之公文往來，均親自批閲，從不假手他人:其任財政廳長及兼浙江省用賦管理處處長時，凡度文出納之傳票，均親自稻核，發現有問題的,則招經辦人逐一釋出錯誤所在,及應如何政正，無不悉中機宜。傺屬蒙其熬陶，競以精細郴勉，瀟成風氣，概不敢馬虎，更不忍馬虎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