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希波夫

阿爾希波夫生於1907年5月1日。20世紀50年代，他作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在中國工作8年。1958年，中國政府以周恩來總理的名義，授予他感謝狀和“中蘇友誼獎章”。阿爾希波夫在華工作期間，為幫助新中國恢復國民經濟和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日夜操勞，作出巨大貢獻。為討論中國經濟建設問題，蘇聯援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還召開了連續3天的專家會議。在會上，許多來華的蘇聯顧問從各自的角度反映了當時中國存在的眾多棘手問題。經過熱烈的討論後，阿爾希波夫充滿信心地説：“很明顯，問題很多，需要一個個解決。我們來中國不是為了遊山玩水，也不是為了誇誇其談，而是為了工作，工作！中國朋友完全信賴我們。所以，我們提出每一項建議時，一定要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弄清楚實際情況，切不可粗心大意，匆忙下結論。我們的工作不允許我們犯錯誤！”在2009年11月7日在深圳舉行的2009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上，阿爾希波夫被評為“新中國60年最有影響的海外專家”，此外還有平松守彥、李約瑟、艾德文·馬厄、羅伯特·蒙代爾、原正市、霍震寰、威爾納·格里希、李政道、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等9位海外專家同獲該獎。阿爾希波夫的入選理由是：阿爾希波夫在華工作期間，為幫助新中國恢復國民經濟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作出巨大貢獻，為維護中蘇兩國人民友誼，改善中蘇關係作出不懈努力。 ^[1] 

阿爾希波夫被斯大林派遣來到中國擔當總顧問，正值北京人歡度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春節，滿街的鞭炮聲好像在歡迎他的到來。他的住處是東交民巷的一個拐角處的小樓，小樓外觀是中國民族樣式，古色古香，內部則按西式裝修，各種設備　應有盡有。辦公室與寢室在二樓，還有一個會議室。

當時在北京工作的蘇聯專家約有100多人，另一批集中在東北。阿爾希波夫初到中國，首先從各部門蘇聯專家那裏瞭解中國情況，他特地召開了一次專家組長會議，聽取先他而來在中國各部門工作的蘇聯專家的彙報。專家們對阿爾希波夫説，中國同志非常真誠，從不提供假的數字，但對統計工作很生疏，各部、局提供的數字常常不一致。有的專家説，中國當時流通幾種貨幣，如何統一？很多機關是供給制，連保姆也由國家供給，如何處理？鋼鐵廠由於缺乏設備，不能生產，怎麼辦？專家們還談到自己不懂漢語，全靠翻譯幫助，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不少。阿爾希波夫從專家們的彙報中感受到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和中國同志打成了一片，他望了望在場的專家，興奮而又深情地説：“很明顯，問題很多，需要一個一個地解決。中國同志在這方面缺乏經驗，人才不夠，所以請我們來支援。我們來到中國不是遊山玩水，不是誇誇其談，而是為了工作，工作！

要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人民！”他看了看大家的反應，又接着説：“中國朋友完全信賴我們，我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我們在提出每一項建議時，一定要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弄清實際情況，切不可粗心大意，匆忙下結論，我們的工作不允許我們犯錯誤！”阿爾希波夫覺得3天的會議開得很順利，開罷會後他忽然想起每個民族大概都有類似的一句諺語：“萬事開頭難”，他知道，以後的工作對他來説並不輕鬆。

摘自閻明覆“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阿爾希波夫”，刊載於”炎黃春秋“2007年第7期。

我和阿老第一次接觸是五十年前的事。1956年6月，我作為俄文翻譯跟隨李富春副總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同蘇聯政府商談中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代表團的整個活動都是由阿爾希波夫同志負責安排的，他每天都到賓館來，都要來看望富春同志。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阿爾希波夫同志，當時覺得他很友好、熱情、認真負責，後來在工作中接觸多了對他才有更多的瞭解，我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爾希波夫是斯大林於1950年親自選派到中國來擔任經濟總顧問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據師哲師老回憶，1950年1月在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期間，毛主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蘇聯派出總顧問的問題。斯大林説，我們將向你們派出熟練的專家。

於是，斯大林特意為中國選派了一位“年富力強，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經驗、非常能幹、積極，為人正派，認真負責，行政管理能力、組織能力都很強，對經濟建設有經驗、有思想”（師哲評語）的阿爾希波夫。實踐證明，斯大林沒有看錯人。

在中國工作期間，阿老處處為中國着想，日夜操勞，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國政府聘請蘇聯專家方面，他主動幫助我們考慮，聘請什麼領域、什麼專業的人才對中國的經濟建設最為需要，而在物色援華的專家、顧問方面，他也是想方設法保證來華的專家都有真才實學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國同志，他也要求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國同事，平等待人，決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阿老為了保證蘇聯援華項目的順利實施，同中蘇兩國專家一起跑遍了我國的大江南北,視察過很多工礦企業和重大工程，親自過問，具體指導。阿老對工作的高度責任心和無私奉獻精神博得了中國人民的信任。

在中國工作期間，阿爾希波夫同周恩來、陳雲、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國務院領導人，聯繫密切，精誠合作，結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1995年夏天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曾多次拜訪阿老，暢談阿老同我們熟悉的中國老一代領導人的親如兄弟的友情，回憶起當年中國各地熱火朝天的建設情景，也談到中蘇關係演變的種種原因和事件。阿老專門回憶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的情況。他説，蘇聯專家對於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個部委都有蘇聯顧問組，由總顧問領導。派去擔任總顧問的通常是在蘇聯最有權威的人，往往是副部長或蘇聯有關部門的部務會議成員。在工廠裏，仿照我們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師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蘇聯專家工作。

蘇聯專家受到中國人的充分信任。蘇聯專家手中的小紅本（工作證），實際上成為去任何單位（甚至最保密的單位）的通行證。有一次發生了一件類似笑話的事就可以説明這一點。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記得他們是從鞍鋼來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遊逛。他們出示小紅本後就進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們問清毛澤東的住處後，向警衞人員出示了小紅本，説他們想同毛澤東聊一聊。毛最後接見了他們。事後阿爾希波夫從中國同志那裏知道此事。當他找到這些專家談話時，他們回答説：“怎麼也未料到毛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阿老説，還可以舉出另一個例子來説明當時彼此間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據中國同志的提議，他有時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1951年，他奉召回莫斯科，向斯大林彙報蘇中合作協議的執行情況。在談話中，斯大林對他説：看來，您不必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因為“這會使中國人難堪，一個受過壓迫的民族對這類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後，他再未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但中國人還是繼續發給他政府會議的文件。

蘇中雙方對於執行各自承擔義務都非常嚴肅認真。例如，1951年蘇方企業向中國供貨嚴重拖欠。阿爾希波夫將此報告給了斯大林本人。因此，採取了嚴厲措施，撤了十來名部長和副部長的職。由此以後嚴格執行對中國的供貨協議，便成了不可違反的法律。

阿老説：中方對於履行自己的義務也是持這種態度。這可用下述一個例子來説明。五十年代，蘇聯缺少可兑換的外幣。因此，我們請求中國用外幣來支付一部分我們供應的貨物。中國人每年向我們提供1～1.2億美金現鈔，這筆錢主要來自國外的僑匯。1959至1960年中國僑匯情況嚴重複雜化了，他們便向我們供應黃金，由我們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出售，從而彌補了我方外幣之不足。

這些事實都證明，雙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對雙方而言又是何等重要。

阿老也經歷了中蘇關係烏雲密佈的年代。阿老回憶説，對雙方關係產生消極影響的事件之一，就是撤退蘇聯專家。

阿老説，一些蘇聯作者寫文章説，1960年撤退專家是由於給專家創造的工作條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聽取他們意見引起的。這種看法有一點對，但並不是全對。

蘇聯專家工作中的困難是從1958年中國人採取“三面紅旗”的方針開始的。在這一方針的影響下，中國建設現代化企業的速度大大放慢，決定使用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傳統工藝。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羣”鍊鋼法。違反經濟規律和技術規程，無疑給蘇聯專家造成了困難的處境。

在“大躍進”時期拋開了一切經濟規律，認為生產發展的主要動力不是物質利益原則，而是人民羣眾的熱情，蘇聯專家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當然是十分困難的。此外，中國人還取消了一長制原則，實行黨委第一書記領導制。企業經理、廠長是黨委成員，必須服從第一書記的決定。

阿老説，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專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尋找對中國人施加影響的新途徑。説中國人是儘量有意識地為我們專家制造令人無法忍受的困難，未必是妥當的。

阿老説，撤退蘇聯專家是我們方面施加的壓力，是對中國人桀驁不訓的一種懲罰。撤退專家是蘇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專家的。

赫魯曉夫要求一週內撤完專家。為此，成立了由下述人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外交部副部長普希金、國家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鐵道部長和航空部長等。當時，在華專家大約1300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將近5000人，他們分散在中國各地。撤退專家用了一個月。

這種“火速”撤專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會輿論的消極評論，當然，尤其受到中國人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應。我們撤退專家的主要理由是説我們當時國內自己迫切需要這些專家。中國人説，他們理解我們的問題，但他們請求推遲撤退。例如，周恩來就曾要求推遲一年、一年半或兩三年撤退專家。然而，我們未予同意。

阿老回憶説，1960年夏，阿老奉命到中國安排撤走蘇聯專家的事宜過程中，在北京周恩來同志會見了他，周總理建議推遲一年、一年半或兩三年撤退專家。在成都，陳雲同志會見了他。兩位老友相見，心情都很沉重，談話坦率、真誠。陳雲同志説，為了兩國人民的利益，無論如何不能讓事態進一步惡化。蘇聯應當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防止決裂，要修補好兩國關係上已經出現的裂痕尚為時不晚。阿爾希波夫指出，問題不只在蘇方，必須雙方做出努力。

阿老説，關於同周恩來、陳雲的談話，當時毫不拖延地用密電報給了莫斯科。回國後，在他的請求下蘇共中央主席團聽取了他關於中國之行的報告。他講完後無一人發言，無一人表態。他也曾想單獨同赫魯曉夫本人談談，向他轉達陳雲、周恩來談話時的真情實意，以及他們不想使事情發展到決裂地步的誠意。為此，他曾請赫魯曉夫的助手安排這個會見。幾天後，赫魯曉夫的助手轉告阿爾希波夫説：赫魯曉夫得知阿的請求後，他調閲了由中國發來的所有密碼電報，看完電報後問道，阿爾希波夫想要作哪些補充彙報。阿爾希波夫説，他想彙報他認為很重要的一些個人感受。過了幾天後助手打來電話説：赫魯曉夫又重新看了從中國發來的密碼電報，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無任何問題需要補充瞭解，他認為沒有必要談了。

阿老在蘇中關係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刻，挺身而出，力挽狂瀾，雖然無法阻止蘇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但是他為了蘇中團結的大局，不顧個人仕途的安危而坦誠直言，阿老的無私無畏的精神值得我們中國同志永遠牢記。

阿老接着説，撤退專家還只是個局部問題，我們採取的其他一些措施要比這嚴重得多了。1959年，我們提議中國重新審定同我們簽訂的全部經濟協議。1958年貿易總額為1.8億盧布（按當時的兑換價計算，如按當前兑換價則為40億盧布）。重新審定協議的結果，1959年貿易額降低35%。我們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廠提供設備。1960年，由阿爾希波夫和外貿部副部長庫梅金組成的代表團赴華。他們訪華的目的是撤銷同中國人已經簽訂的合同。這樣，我們就採取了國際慣例上沒有先例的行動，因為只有遇到特殊情況，如爆發戰爭，才能中止國家間簽署的協議。1961年，我方主動撤銷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項目。此後，我們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項目補足了設備，其總量不超過原定水平的10～20‰。

原則上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滿可以向我們提出鉅額索賠，向國際仲裁法庭提起訴訟。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1961年，周恩來在談話中講：“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讓我們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賠，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狀。”

在中國實際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中國同蘇聯間的聯繫大大縮小，當然給中國的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

阿老説，總的來説，可以同意中國人的説法：是我們蘇聯人最先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了國家間的關係上。在中斷同中國的聯繫上，赫魯曉夫的邏輯是與中斷同阿爾巴尼亞聯繫的邏輯一模一樣的。

在後來蘇中關係惡化期間，阿老沒有講過一句不利中國的話，沒有做過一件不利中國的事。他多次向蘇共領導人安德羅波夫、雷日科夫、戈爾巴喬夫等建議，採取措施改善同中國的關係。

80年代初，阿爾希波夫同志終於克服重重阻力，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領蘇聯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了陳雲、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親切會見，並同他的老朋友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簽署了中蘇兩國的貿易協定，為改善蘇中關係邁出了可喜的一步。關於這次訪問，阿老對我説，當時蘇聯方面就阿爾希波夫作為蘇聯大使館的客人來中國訪問徵求中國方面的意見。中國外交部答覆説，阿爾希波夫作為蘇聯大使館的客人來中國訪問我們不歡迎；我們歡迎他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來中國訪問。阿老説完這個故事爽朗地大笑起來。我當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正陪同二十幾位人大代表在四川、湖北視察，在途中兩次被召回北京，一次是陳雲同志，另一次是彭真同志，兩位老領導都要會見20多年未見的老朋友阿爾希波夫，都要我介紹阿老的近況。彭真委員長會見阿老時，我有幸在場，兩位老戰友久別重逢，相互緊緊地握手，熱烈地擁抱，催人淚下的動人場面至今記憶猶新。

80年代末，阿老受蘇聯領導人的委託組織蘇聯專家學者研究了蘇中關係惡化的原因和過程，並提出了改善同中國關係的政策建議，為戈爾巴喬夫先生訪華同鄧小平先生就恢復兩黨關係進行會談做了準備。

在90年代，阿爾希波夫以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團成員和民間團體領導人的身份多次訪華，受到中國同志們的親人般的歡迎和接待。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終如一致力於維護蘇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為感謝他對中國的建設所做的貢獻，在慶祝他80華誕的時刻，中國對外友協授予他“人民友好使節”的榮譽稱號。1998年阿老走了，懷着對中國人民的永恆的友情，懷着“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堅定信念，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阿老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