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津人

17世紀中期，沙俄加強了在外興安嶺和黑龍江流域的軍事和宗教活動，一方面移民俄羅斯人到此定居，一方面迫使很多當地民族放棄薩滿教，轉信東正教，並且歸順和效忠沙皇。一些通古斯民族和蒙古部落向沙俄靠近後引起了清朝皇帝對邊防的擔憂。 ^[1] 

1685年中國軍隊攻佔了阿穆爾河上阿爾巴津要塞（雅克薩），45名俘虜被押解到北京，從此開始了俄國人在中國生活的歷史。康熙皇帝對待阿爾巴津人相當慈悲，讓所有阿爾巴津人都住在東直門的一個衚衕裏，把他們編入軍隊，隸屬鑲黃旗，編為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俄羅斯佐領），稱為“俄羅斯隊”。並分別授予他們四品至七品的官銜，享受與旗人同等的優厚待遇，與中國官兵一樣得到國家的住房、領取生活費和分到了耕地，單身的哥薩克被賜予八旗滿洲和八旗蒙古女人為妻，最初，阿爾巴津人沒有自己的教堂，阿爾巴津人蔘拜天主教的南教堂。後來，關帝廟轉給了阿爾巴津人。

起初這些哥薩克人被允許與當地被殺頭的罪犯所留下的寡婦結婚。他們的後裔與當地中國人結婚，儘管他們已經不再説俄語，但是他們的東正教信仰得以保存。

1686年，司祭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他是在中國的第一位東正教司祭）將其改建成索非亞教堂，他一直在這裏當神父直到1695年。俄羅斯人通常把這座小教堂稱為尼古利斯教堂，中國人稱為羅剎廟，使這個詞具有了“俄羅斯廟”的意思。此後，他們在北京城繁衍生息，至上個世紀初已有四五百人。據原北京俄國東正教駐華傳教士團的神職人員趙德本回憶，俄羅斯東正教會從1713年開始給北京派送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後期到中國的俄羅斯人發現，儘管保持了他們的信仰，阿爾巴津人逐漸不再有俄羅斯人的體貌特徵。到十九世紀末，估計有1000位阿爾巴津人居住在北京。 ^[1] 

1900年，北京的義和團為對抗正在攻打天津的八國聯軍，開始在城內燒教堂、殺教民。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便開始燒殺擄掠。庚子事變之後，莫斯科東正教教廷牧首發令，被義和團打死的教民的家屬享受優待，選拔他們的後代為神甫，作為教會骨幹。“享受此種優待者有羅曼諾夫、杜畢寧、姚適烏列夫、何利桑夫、吉神甫後嗣，除吉神甫為滿族外，其他均系阿爾巴津族俄羅斯牛錄人。”

義和團事件中，很多外國人和中國基督教教徒被害。俄羅斯東正教會聲稱當中有222位阿爾巴津人被殺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幾個阿爾巴津人家庭移居前蘇聯，但是絕大部分選擇留在了中國。

2005年初，一些阿爾巴津人被邀請去俄羅斯尋源探訪。 ^[1] 

作為編入滿洲旗屬的俄羅斯人，很自然的受到了滿洲和蒙古文化的影響，在辮式、衣着、飲食、語言、姓氏等方面受到了滿洲和蒙古的巨大影響。此處，只説姓氏和語言。

俄羅斯人逐漸的滿洲化，卻沒有真正的成為滿洲人，人數也沒有大的增長。繁華的都市和優越的物質生活，使得這些淘金者（上文已解釋）的陋習逐漸的顯現出來，多以遊手好閒為業，成為當時旗人社會的笑柄，甚或於受到正統滿洲八旗旗人的鄙視。

阿爾巴津人信奉東正教，但受薩滿教、喇嘛教影響至深。阿爾巴津人把東正教堂稱為羅剎廟或喇嘛台；把上帝稱為佛；把教士稱為喇嘛；把聖愚稱為薩滿等等。阿爾巴津人當代通用漢語。部分老人能使用俄羅斯語、教會斯拉夫語、滿語、蒙古語、古希臘語。阿爾巴津人的俄羅斯姓氏都根據諧音改成了漢姓（即根據俄羅斯姓氏中的第一個字母，取一個發音接近的漢姓）——羅曼諾夫（Романов）改為羅姓、哈巴羅夫（Хабаров）改為何姓、雅克甫列夫（Яковлев）改成姚姓、杜必寧（Дубинин）改為杜姓、賀洛斯托夫（Холостов）改為賀姓等等。 ^[1] 

1　1951年的民族識別，將俄羅斯佐領後裔，劃歸滿族，其家譜均保留在旗衙門，而非個人所有。

2　1956年，蘇聯大使館出錢，為遷出北館（即蘇聯大使館）的阿爾巴津人後裔，在北京真武廟一帶，興建了集體住宅。老樓，前幾年去得時候還在，可惜裏面的人，已經不是阿爾巴津人的後裔了。

3　1955年以後，雖然東正教教廷，隔絕了與中國東正教的關係，但是阿爾巴津人，尤其是老人，仍舊信奉東正教，活動地點便在前蘇聯大使館內的教堂，主持人為杜立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