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斐

阿斐(1980-)，原名李輝斐，1980年生於江西都昌，寫詩，作文。1997年開始詩歌創作，1999年第一次發表詩歌，2000年在《下半身》發表作品，為“下半身”詩羣最年輕的成員，80後代表詩人。

有“80後第一位詩人”之稱的阿斐，曾以詩句“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還是個小孩”引起廣泛共鳴，被認為説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特徵和特殊命運”。 ^[2] 

詩作散見於《中國新詩年鑑》等選本以及《詩刊》、《詩選刊》、《詩歌月刊》、《作品》、《天涯》等刊物，著有電子詩集《以垃圾的名義》，執行主編《2004-2005中國新詩年鑑》，為《趕路詩刊》編委、御鼎詩歌獎評委，個人創作歷程及訪談被收入《雜發生色·80後人羣的經典影像》，於2006年舉辦首次個人專場朗誦會，受邀參加“珠江（國際）詩歌藝術節”等活動，有“80後詩歌第一人”之稱。

詩歌代表作有《經過幼兒園》（1999年）、《以垃圾的名義》（2001年）、《眾口鑠金》（2003年）、《老家的親戚》（2004年）、《青年虛無者之死》（2005年）、《紅花草》（2006年）、《東方已白》（2007年）等。現居廣州，供職於南方都市報。

阿斐被稱為“80後第一位詩人”，只能説是冥冥中的一種宿命！在漢語詩歌的璀璨星空中，把某一顆較為耀眼的大星歸結為咄咄逼人的才華遮住了其他星座的光芒，未免有點自欺欺人。儘管阿斐從小就一直愛幻想，喜歡無端的思考，喜歡觀察人，喜歡做夢，並樂此不疲。但他就像他所習慣的老家的山山水水，平和而與世無爭。他的這種好心態延續至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低調的阿斐會接受我關於詩的説法：一個詩人脱穎而出，當然首先是其與生俱來的藝術天分，但也與他的機遇有關。必然中存在着偶然。

阿斐似乎更應該成為同齡人裏的一個“奇幻”小説家的。他的聰穎使他很順利地完成中學學業。這期間他讀了許多課外書，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山海經》、《故事會》、《青少年文學》之類的讀物。他喜歡裏面歷史人物的八卦故事，喜歡傳説，曾經對《三俠五義》等書愛不釋手。可他考進了京城的大學，在那兒讀書如果不做詩人夢就好像不正常，在大一的那個階段，他自然喜歡那種輕飄的、美妙的、空靈的又略帶生活情趣的作品，受顧城的影響特別大，至少有一整年。後來接觸的有英國的濟慈和西班牙的洛爾迦，這也是顧城喜歡的詩人。所以，“唯美”、“空靈”、“虛無飄渺”一直佔據阿斐寫作的中心。

當一個窮學生最終咬牙買下偶然在席殊書屋看到的《1998中國新詩年鑑》，一種審美趣味嘎然中止，我至今不清楚這是阿斐的幸運還是不幸。但無疑為他在上個世紀末“70後詩歌”概念還沒有形成便提前出場提供了可能。因為通信和見面，阿斐接受了“年鑑”那種客觀看待事物的觀念，繼而接觸《詩參考》，再到遭遇《下半身》羣體，他對生活的認識、對詩歌的認識發生了很多變化，詩歌觀念有了飛躍，不一定是作品質量有很大提高，但至少明白了一個道理：詩歌沒有陰暗面，詩歌無所顧忌。曾經被他認為無法、不應該入詩的東西，現在全都可能是最佳題材。它們打開了阿斐的思維倉庫。但即使是那段時間，他也並沒有完全以“性”為創作題材，而是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四十度的高温》、《微風拂過湖面》、《操場》、《有一首詩詩怎麼念來着》、《以垃圾的名義》、《窗外的風景》等，他的從稚嫩走向成熟的創作，也從這時候開始。這種藝術傾向一直影響他至今。

朋友告訴我

我變了

是變了

面目全非

羣眾的眼神已經異樣

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

而我昨天還是個小孩

孩子的母親躺在牀上

像一隻毫無靈感的蚌

機械地睡着

像所有初為人母者那樣

沒有目的

沒有記憶

夢中她的丈夫披紅掛綵

鄉間最耀眼的新郎

如果我是一頭豬

命運會賞賜給我一個豬圈嗎

如果我是一個人

孩子她媽，是否會賞給我一個安穩的未來

所以我變了

變成了朋友預想的模樣

一個坐着八抬大轎的草民

戰戰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

迎合命運的安排

像甘霖之下無辜的萬物

這是阿斐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一個人的詩歌，寫的是他個體生命的生存狀態，但它也是這一代人的詩歌，呈現了跟“70後”之前已完全不同的“新新人類”的命運和人生。這就是它之所以被許多同病相憐的人傳誦，“眾口鑠金”的根本原因。

在一個個自封的文學小“天才”橫行網絡的今天，阿斐在詩歌中表現了這一代人的生存的激情！他最早擯棄了那種在紙面上強説愁的寫作，把一個出身貧寒的學子在都市漂泊的無根感受，以快意張揚的自嘲口吻盡情宣泄了出來，非常具體地傳達了存在縫隙裏小人物的生命疼痛。那種痛快淋漓的淚水才是慾望豐沛時代的真實淚水。可見寫作就像種地，只有誠實的人最終能獲得回報！

阿斐在詩裏嵌入自我或自己所見所聞的生存狀態，“生存”未必就是指物質的生存世界，也同時指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僅是“下半身”是應該的，“上半身”同樣必需的。在他看來，世界是因為“我”而存在的。激情不可缺失，脱離激情就失去了表達的渴念。而靈魂是一個人之所以有精神的“光源”，是一種看不見的存在。我和阿斐都承認，一個人之所以看到一首好詩會欣喜若狂，就是因為靈魂被打動。

冷抒情和“口語”都不是阿斐和“80後”的發明，“E世代”真正要面對的，最主要是網絡快速寫作的口水化和狹隘性，口語和網絡語無疑是當下時代語言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但也是一股股挾裹文字垃圾四處氾濫的滔滔洪水。吸納和抵抗，就像一場搏鬥，敵人就是自己。阿斐想通過“拼接”解決詩的張力，他近期努力在詩中把歷史的和現實的牽扯到一起，把遠的和近的牽扯到一起，把活的和死的牽扯到一起，以產生一種“異樣”的效果。來表達其所想：其實生存並不是單方向的，它可以延伸到過去、現在、未來，它們在“這一刻”都“生存”着。就好比一個人，他的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其生存的重要組成。這也可以延伸到自然與社會。自然亙古至今，社會（歷史、當下、未來）同樣亙古至今，一直是“生存”着的。他的詩充滿活力，充滿跳躍性，而不只是靜態的。《珠江邊上看橋》、《老家的親戚》、《買火車》等，都有這種努力的痕跡。

這就是阿斐寫作的價值和意義，它們絕不是在於什麼“80後第一個詩人”，而在於他同時就是一個從朦朧詩到未來寫作的詩人，一個傳統的先鋒的詩人，中國的和“世界”的詩人，他的詩繼續生長着，充滿未知的潛力和可能性，包括充滿了犯錯誤的可能性。這才是一個真正詩人的狀態！

陳希我 作家，福州

讀阿斐的詩，有一種感動。感動的詩我當然讀過不少，比如早年讀的《女神》：“《女神》喲！/你去，去尋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你去，去尋那與我的燃燒點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們的心絃撥動，/把他們的智光點燃吧！”這詩把我的文學夢點燃了，於是讓我從此誤入歧途。

我們曾經有太多的狂熱，有太多這樣的抒情。從郭沫若的寫詩“大躍進”到“湊着太陽抽斗煙”，哪個不是詩人在丟人現眼？於是我也讀到了這一類詩：“詩人們已經吃飽了/一望無邊的麥田/在他們腹中香氣瀰漫/城市中最偉大的懶漢/做了詩歌中光榮的農夫/麥子以陽光和雨水的名義/我呼籲：餓死他們/狗日的詩人/首先餓死我/一個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幫兇/一個藝術世界的雜種”(伊沙《餓死詩人》)。詩人當然不該被餓死，包括作者自己，也並沒有餓死，這個詩人自己直到目前還在寫着詩。那其實只是一種戰鬥姿態，表示我不抒情，我很理性，我不放縱感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可是畢竟還是詩。雖然大師艾略特曾經驚世駭俗地聲稱“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但是在他的詩裏，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情感，情感是無法逃避的。實際上，艾略特逃避的只是浪漫主義的感情，但同時，他又放縱了另一種感情，他仍然在抒情，只不過那是一種冷抒情。

我也從阿斐的詩中感受到了這種冷抒情。我讀到了他一首叫做《紅旗》的詩。生長在這個國度，我們每個人對紅旗都不會陌生。我們無數的前輩詩人曾為它寫下了熱情洋溢的詩句。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塊紅布，我記得中國女排首次奪取世界冠軍那個晚上，我和同學們自發遊行，集體無意識讓我們覺得必須有一面紅旗領隊，於是有人就脱下紅汗衫，用一根棍子揭起，我們對那紅旗高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到第二天冷靜下來了，發現那不過是一件襯衫，它正洗了掛在宿舍窗户外涼快。阿斐眼中的紅旗也是掛在一根棍子上的，“紅旗/在一根細長的鐵桿頂端/迎風飄揚/心裏一熱/眼睛一花：/血/沿着鐵桿緩緩流下”。雖然它仍然那麼招搖，由於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由於我們的詩人情懷，它還能讓我們“眼睛一花”，它還那麼具有象徵性：革命先烈鮮血染成，但是這血已經變得很具體，具體得有着物的冷漠。

什麼是冷抒情？冷抒情是一種冷靜和思辨。當作者離開所面對的事物，去説大於事物、甚至是跟事物不相干的話時，抒情就開始了。與熱抒情的對感情放任自流、浪漫作秀不同，冷抒情是從感情出走，是一種我行我素。好像一個年輕人，面對老師長輩的苦口婆心，他把臉朝到天上去，不理睬，甚至不爭辯。阿斐的《沉默者》就是這種形骸的寫照：“習慣做一個沉默的人/習慣做一隻慵懶的貓/以虎的外形，巫師的面孔/打量路人的音容，日月的交替/一顆心需要在寂靜中茁壯成長/沉默者以沉默的姿態扶搖直上”。這是一種向上的頹廢，也是一種兇悍。在《以垃圾的名義》裏，阿斐這麼寫：“世間最骯髒的一分子，我以垃圾的名義宣誓：/從此脱離優雅、崇高、理想、奮鬥/脱離所有羈絆，以垃圾的形狀、垃圾的呼吸、垃圾的頭腦/活在這個世界上，活在你們的眼皮底下/以蛆蟲為伴，以骯髒為榮，以死亡為終極目標/以垃圾的名義，取消你們，包括你們的父母和孩子/任由你們皺眉、捂鼻、吐痰，像害怕死亡一樣遠離我們/你們的父母昇天我在垃圾場奏樂/你們的孩子夭折我在垃圾場宴會/你們痛苦的時候我大笑/你們自殺的時候我觀看/就這樣，我取消你們，視你們為無物/取消你們的蔑視，取消你們的憤怒/取消你們的軀體和感情”。

阿斐的詩歌創作無疑是成長於“下半身”詩歌環境，但是他並沒有許多“下半身”詩歌中的單純的形而下。我曾説過，耍流氓容易，真流氓難。一個小孩對着大人把褲子脱了，叫“我流氓了！”這算什麼流氓嘛！那是幼稚。對一個流氓團伙而言，那些千方百計想入道、聲稱自己是流氓的(如《功夫》裏的周星馳)，是假流氓，嘍囉們是小流氓，但頭領才是真流氓，為什麼？因為頭領有比流氓更深的考慮，因此他不同於眾，他傑出。在阿斐一些詩作裏，我感受到了比展示身體更深的東西，比如《平原》：“從這裏望出去/一切平坦得/像平胸女人的胸/偶爾一個凸起/那是乳頭/人們走在上面/與遠方粘在一起/被我看作/天空的一部分/風吹過去的時候/雲往天邊湧/蓋住了人的身體/像一位懶惰的婦女/死了丈夫/為他蓋上一塊/髒兮兮的屍布”。用女人的身體比喻事物，是哪個人都會的，只要他體內有荷爾蒙。而且這種聯想往往也會很貼切(這讓我常驚異，也許女人真是萬物之母)。但是，貼切不等於深切。深切才會觸動人。在讀到這首詩時，我被深深地觸動了：一位懶惰的婦女為死了的丈夫蓋上一塊髒兮兮的屍布。

我跟阿斐只匆匆見過一面，幾乎沒有交談，對他並不瞭解。我喜歡他詩裏的冷。我認為，文學的底色就應該是冷的。那麼也許有人會問：這冷和感動是什麼關係？在我們武夷山區有一種普遍流行的病：打擺子，醫學上稱“瘧疾”。發作時，先是渾身發冷，彷彿一下子跌入冰河，七月天蓋兩牀厚厚棉被也無濟於事。然後接着是高燒，出現許許多多的幻覺。這就好比感動。武夷山脈西連江西，不知道阿斐家鄉是否也有“打擺子”？對了“打擺子”其實就是冷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