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

“阿拉”來源於吳語寧波方言。寧波方言在表示多個人時常用“拉”作為結尾。例如，“渠拉”表示他們。清末及民國時期，大批寧波人北上上海經商，對上海方言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上海本土表示“我們”的説法是“我伲”，但在寧波人大量移民上海之後，“阿拉”從商人階層、市民中興起繼而成了上海話的代表，以至於許多非上海人知道的上海話便是“阿拉”。另外浙江義烏市也用阿拉做第一人稱。

上海話也許是近百年來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方言。明清之際，上海只是東南沿海一處中等規模的縣城，那時的上海話與蘇州話非常相近。1842年上海開埠，隨着大量外來人口的湧入，上海漸漸地成了華洋共居、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無甬不成市”，在上海的移民羣體中尤以寧波人為最多，至清朝末年，旅居上海的寧波人已達40萬，約佔當時上海居民總數的三分之一。據説曾有人做過統計，上海人當中有四分之一祖籍寧波，而幾乎所有的寧波人都能曲曲彎彎地攀到上海的親眷。如此龐大的移民羣體無疑會對上海城市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而現代上海話中有不少詞彙都來自寧波方言，其中最典型的就要算“阿拉”了。1933年上海青浦人鬱慕俠所寫的《上海鱗爪》一書中有《寧波人口中之阿字》這麼一篇短文：

可見，“阿拉”原為寧波方言的第一人稱代詞。直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第一人稱還不是“阿拉”，在上海街頭説“阿拉”者還是地道的寧波移民。上海本地居民的第一人稱代詞是“伲”和“我伲”（我們，可以直接説“伲”，同蘇州話）。1931年9月，瞿秋白分別用普通話和上海吳語仿照民間小調寫下“亂來腔”《東洋人出兵》，其中上海話版就有這麼兩句：“不過難為仔我伲小百姓，真叫做，拿伲四萬萬人做人情。” ^[1] 

方言的變化是個漸變的過程，10年之後，上海話又有了很大的改變。20世紀40年代，語言文字學家倪海曙曾用上海方言寫過一篇小説《三輪車》，勤勞本分的三輪車伕為了能讓乘客趕上看電影，賣命地踏着車子，他説：“踏慢仔影戲要開格呀，此地踏到戈登路起碼二十五分鐘，慢弗得，阿拉嘸啥關係格，踏慣哉，快點弗在乎。”顯然，這一時期“阿拉”已經成為上海方言的第一人稱代詞了。

解放之後，隨着移民浪潮的結束，近代意義上的上海話漸漸定型。“阿拉是上海人。”這時“阿拉”已完全取代了“我伲”成為上海人的象徵。當然，“我伲”也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在上海郊縣“我伲”仍然是本地人的自稱，只不過在那些有着優越感的市區人眼中“我伲”已成了“鄉下人”的代名詞。

上海話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它不斷地吸收着各地方言甚至外來語中詞彙。上海話在變化，上海居民的構成也在不斷地變化，所以就有了“上海人”與“本地人”的區別。“我伲”是本地人，“阿拉”是上海人。

除了“阿拉”，上海吳語常見的自稱方式還有“我”，音“ngu”。在民國時期上海有很多江北移民，由於受到自身母語江北話（江淮官話）的影響，他們的上海話將“我ngu”發成“wuu”（非“吾”，“吾”上海吳語音ng），被本地人歧視稱為“江北腔”。而現今很多年輕人口中存在懶音現象，將“我ngu”發成懶音“wuu”，並聲稱“wuu”本字是古漢語“吾”，這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