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麗尼同志

半年前我寫過一篇創作回憶錄《關於〈春天裏的秋天〉》，談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實關於郭可談的事不少，我雖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腦子裏至今還保留着這個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時間，倘使他能夠關起門來寫作，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這裏用了“關起門來寫作”這個詞組，並沒有特殊的意義，我只是想説不受到干擾。而在郭，這就是生活上的干擾，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小家庭給打掉了，他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東奔西跑，最後到國民黨政府機關裏 工作，混一口飯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沒有人向他約稿逼稿，他寫好文章也不知道該寄到哪裏去換稿費。我同他失去聯繫大約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頭遇見了他。我是從廣州“逃難”到桂林的。他跟着機關從湖南某地遷往四川，經過這裏，暫時住在旅館裏面。我們交談了幾句，聽見警報聲，就匆匆地分別了。當時我準備在桂林復刊《文叢》，向他拉稿，他答應把身邊寫好的稿子給我。第二天早晨他到東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來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説，還有好幾篇文章，打算校改後全交給我。他還説，他翻譯了契訶夫的幾個劇本，譯稿都帶來了。我們正談得高興，警報的汽笛聲又響了起來。我們一起從後門出去躲避。

我們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廟裏看見敵機向城內投彈，看見大股上升的塵土，看見火光。郭擔心他的行李，他估計他住的旅館就在中彈的地區。警報剛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後來進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給攔住了，走不過去。這次大概是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轟炸，街上亂糟糟的。

下午我進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個旅館，眼前只有一大堆還在冒煙的瓦礫。他也來了。他想在瓦礫堆裏找尋他的東西。有兩三個老媽媽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麼。他看見我，搖搖頭説：“燒光了。”我問他：“怎麼辦？”他笑了笑，説：“今天就走，都準備好了。我來看一下。”他的笑中帶了點苦味。我問：“稿子呢？”我感到留戀，又感到茫然。他説：“反正現在沒有用，沒有人要，燒了也就算了。”我心裏難過，知道他也不好過。我還記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帶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終於把它介紹給靳以在《文學季刊》裏發表了一組，後來又介紹給上海的黃源在《文學》月刊裏發表了另一組，然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個散文集《黃昏之獻》，我不僅是叢書的主編，我還是這本集子的校對人。我這樣做，只是因為我喜歡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説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在《黃昏之獻》以後，我還編印了他的兩本散文集《鷹之歌》和《白夜》。我準備着編輯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燒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話，彷彿迎頭給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搖了搖頭，我説：“不要緊，你再寫。你寫了給我寄來。”

這一天他離開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裏，攤開他給我送來的手稿，我讀着：

……我記得，在一次夜行車上，我曾經一手摟着發熱的孩子，用另一隻手在一個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鉛筆，興奮而又慚愧地，藉着月光，寫下了幾個大字：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寫得多好啊！我記得就在我來桂林之前在廣州市一個碼頭，僱小艇轉到我們租賃的木船，小艇沿着河面緩緩地流去，岸上的景物開始變為模糊，我用留戀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敵軍進城以後它們的“命運”，我不停地在心裏説：“廣州，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那個時候我多麼愛這個我們就要失去的美麗的城市！那個時候我才懂得它是多麼美麗，多麼牽繫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話裏包含着多麼深、多麼豐富的感情。在抗戰的年代裏我不知道多少次反覆説着這一句話，我常常含着眼淚，但是我心裏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時候我也相信我們美麗的土地是敵人奪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從台北坐車去基隆，在那裏搭船回上海。小車飛馳着，南國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麼明亮，那麼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麗的海港漸漸退去、朋友們的揮動的手終於消失的時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欄杆，搖着手，低聲説：“台灣，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寫的一篇慶祝上海解放十週年的文章裏，還用了這樣一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今天單單念着這個題目，我就十分激動。我在文章的開頭寫着：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間平屋裏，一位朋友交給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動地讀着那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這裏寫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寫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現在記起來，應當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叢》第二卷合訂本，重讀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題目原來是《江南的記憶》。我把這篇散文發表在《文叢》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當時在桂林就只編印了這一冊刊物。至於《文叢》第二卷第四期還是在廣州排好的，刊物來不及付印，廣州就受到敵軍的圍攻，我帶着紙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編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還是他留下來的。

我在桂林印出兩期《文叢》，後來經過金華、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裏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訂本，印數僅一千冊，送了十多本給我。一九四○年七月我離開上海經海防去昆明的前幾天，忽然聽説日軍要進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幾次在報館工作的朋友們的電話。從下午起我燃起火爐，燒信燒書，一直燒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叢》合訂本全燒了。倘使借不到這本書，我今天還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題目。

以後我在重慶、在上海還看見郭。他重新翻譯了契訶夫的劇本。可是他始終擺脱不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裏的工作，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國解放後，他起初在武漢，後來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見過他多次，他講話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爾講兩句有關翻譯工作的話，很少談起散文。他重新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説《前夜》和《貴族之家》，他還校改了陸蠡翻譯的小説《羅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記憶》以後他似乎再也沒有寫過散文了。他為什麼沉默呢？為什麼不爭取一個機會寫出他心裏的感情，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的感情呢？可能是過去那一段時期的生活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上，他感到舉步艱難。他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他響應號召去廣州擔任華僑學生的教師，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臟停止了跳動。十年以後一九七八年，廣州暨南大學開追悼會，宣佈了對他的歷史的審查結論，給他恢復了名譽。

在我靠邊的期間有人從廣州來“外調”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談起來，他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個清清白白、尋尋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一個損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兩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樣響亮的聲音，這樣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記不了《江南的記憶》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奇怪的筆名：麗尼。這是他幼小時候一個女友的名字，這個外國女孩早早地死去了，為了紀念她，他寫了《月季花之獻》、《失去》等散文，還把她的名字的譯音作為自己的筆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主張翻印《文叢》第二卷合訂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幾個月後就離開上海，後來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結了婚。抗戰勝利後他們夫婦去了台灣。一九四七年我去台灣旅行曾到台北他們家做客，當時烈文在台灣大學教書。三年前我聽説烈文病故，家境蕭條，友人建議為他們的子女教育費用募款，雨田拒絕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見到在報館工作的朋友，他證實了這個消息，説雨田表現得很堅強。分別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記她。台灣迴歸祖國，我相信這絕不是夢想。我一定會看到它成為現實。只要有機會我願意再到台灣旅行。一九四七年因為大雨沖壞了公路，我沒有能去風景如畫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遺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麗的南國寶島，這將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