鑾披汶·頌堪

祖先是華人，祖籍廣東潮州，父親姓“吳”。鑾披汶·頌堪在泰國政壇上的巨大影響力，被人們尊稱為永年宰相。鑾披汶·頌堪是泰國曆史上最具有爭議的國家領袖，尤其是二戰期間的親日政策和權力壟斷、戰後的虛弱，後世更是對他的功過各執一詞。不過，作為民族主義者和憲政主義者，披汶維持了憲法、三權分立的存在，在泰國民族國家建設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有力地給泰國注入了鮮活的動力。 ^{[7]  [2]}  披汶其從政生涯橫跨專制時代末期、第一波民主迴流、大蕭條、立憲革命、訓政、太平洋戰爭、自由泰時期、東西冷戰初期、萬隆會議以及民主試驗時期，在泰國現代歷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披汶是泰國歷史上少數能夠留下自己印記的人之一，他的發家史堪稱平民的成功典範 ^[6-7]  。他原來名叫貝·奇達桑卡，他於1897年7月14日生於泰國暖武裏府一個卑微的農民家庭 ^[6]  ，後被送往曼谷陸軍軍官學校學習 ^[7]  ，1914年畢業後選擇加入了炮兵， ^[6]  1916年開始深造，這決定了他未來人生的命運 ^[7]  。他在深造期間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了1924年去法國楓丹白露軍事學院學習的機會，在法三年間，披汶積極地去質疑君主專制，接受了民族主義和君主立憲的薰陶 ^[8]  ，成為了一個進步軍人。同時披汶結識了比裏·帕儂榮、薩乃·尼育瑟、巴雲·帕蒙門迪等主張革命推翻專制政府的學生 ^[9]  ，其中意味深長的是披汶與比裏的友誼，兩人在之此後數十年的歲月中因為政治立場與主張而分道揚鑣，成了彼此間最強力的競爭對手，乃至一度反目成仇，但又在各自失勢或得勢時惺惺相惜，放對方一條生路 ^[6]  。到了晚年，兩位末路人後悔了早年的決裂，開始試圖挽回這段友誼，這當然也是後話了。

1927年回國任高射炮兵總監，1928年被國王給予爵名：鑾披汶·頌堪。同年成為六個人民黨的創始人之中的一個 ^[11]  。在1932年參與披耶·帕鳳、比裏·帕儂榮發動立憲革命推翻君主專制， ^[2]  先是成為了瑪奴巴功的內閣成員，然後又在1933年和披耶·帕鳳一起發動6·20政變 ^[7]  ，成為披耶·帕鳳的嫡系 ^[7]  。披汶又在1933年10月平定保皇黨叛亂的戰爭中顯示出自己非凡的軍事才能，次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陸軍副總司令，1935年出任陸軍司令 ^[7]  。接下來的三年時間中，披汶以深孚人心的新人身份、四次遇刺大難不死帶來的神秘感 ^{[7]  [6]}  ，以及他個人在議會中的上升，結束了軍人集團內的組織與思想混亂，有效提高了民黨軍官派的凝聚力與執行力。 ^{[7]  [6]} 

1937-1938年 ^[6]  ，由於很多王室土地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高官，引發了一個關於王室財產管理的醜聞震驚了曼谷 ^[6]  。政府被迅速擊倒，三個部長失去了國家委員會的職位，披耶·帕鳳則辭去總理職位，退出了公共生活，他毫無疑問是厭倦了無休止的鬥爭 ^[6]  。這年11月12日， ^[12]  暹羅全國舉行立憲革命後第三次大選，35% ^[12]  的選民參與投票，選出91位議員，接着國防部長披汶通過一次壓倒性勝利的國會選舉(111票同意，2票反對)成為了總理 ^{[7]  [11]}  。

而1938年12月16日披汶正式成為總理，他主持着一個25人的內閣，其中有15位軍人 ^{[6]  [9]}  。在一個月內，披汶又逮捕了40位政敵並且經過可疑的合法審判 ^[6]  ，通過國會投票處死了十八人 ^[9]  ，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暹羅第一次明確的政治正法 ^[6]  。有眾議員批評披汶獨裁，披汶反駁道:“就殺18個人，還能算多嗎?法國大革命時砍下的頭裝車都能排成隊”。 ^[13]  披汶還批評君主，起訴他濫用皇家財產。披汶還把訓政期從10年修改為20年 ^[9]  ，這所有的行動都在加強他的權力 ^[6]  。不久以後，披汶把暹羅改名泰國，他致力於用自己的權力來建立一個新的民族，而非一個國家 ^[6]  。

1939年6月24日，暹羅國民議會決定將國名由“暹羅”改為“泰國”（MuangThai），英文國名由“Siam”改為“Thailand”。“泰”在泰語中是“自由”、“獨立”的意思，“暹羅”一名則來自梵語，意為“黃金”。廢棄這一使用了13個世紀的古老國名，無疑與當時暹羅的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有關。泰國的民族沙文主義者還提出了“大泰國”的口號，認為越南泰族、柬埔寨泰族、老撾佬族、緬甸撣族、中國傣族、印度阿薩姆族都屬於“人種學上的泰族”，打算把“3000萬有泰族血統的人”全都聯合在“大泰國”之內，在中南半島建立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披汶如是解釋：“通常而言，國家的名稱都是以該國主體民族的名稱命名的……我們是泰族……顯然暹羅並不適合我們的民族……如果有（龐大數量的）移民定居我國，那麼，或許千年之後，我們可能將無法再分辨暹羅究竟是泰人的，還是華人的，抑或是其他人的國家……” ^{[7]  [14]} 

1941年12月1日，東京方面打電報給日本駐泰國大使坪上貞二，指示他同泰國政府開始進行關於締結軍事同盟的談判，或者至少允許日本軍隊和平地通過泰國的領土 ^[6]  。儘管披汶去東部邊境巡視軍事設施、不在首都，但談判還是很快開始了。泰國政府拒絕了日本大使所提出的要求。同一天，英國遠東當局從美國人那裏得到日美華盛頓談判破裂的消息。12月4日深夜，英國駐西貢領事得知駐印度支那的日本船隊已經離開越南金蘭灣，向暹羅灣方向駛去。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時間為6日）晚上，日本大使坪上在使館內設宴邀請泰國政商名流，除了不在首都的披汶總理外，泰國內閣、國民議會要員大多出席了日本人的宴會。宴會舉行到半夜時，坪上突然把臉一沉，下令關閉使館大門，將泰國的達官顯要全都扣留在使館內，隨後向其提出允許日軍進駐的交涉要求，當天夜裏，曼谷的日僑婦女老幼早以“觀看電影”為藉口在日本人學校集合，隨後趁夜溜上了停泊在曼谷港的“巴達維亞丸”號商船。日僑中留下來的“在鄉軍人”搖身一變，全都穿上了軍裝，以“納涼”為藉口，分別乘坐20多輛汽車到湄南河口和曼谷港碼頭接應日軍登陸部隊，為其引路。一夜之間，曼谷滿城滿街都是身穿黃軍裝的日本軍人。12月8日凌晨1時30分，日本海軍、飯田祥二郎指揮的日第15集團軍主力越過法屬印度支那與泰國的邊境，並解除了邊境泰軍的武裝。披汶·頌堪聞得日軍登陸的消息後，連夜乘車趕回曼谷，於上午9時下令各地守軍停止抵抗。

1941年12月11日上午，披汶·頌堪與日本大使簽署了臨時的攻守同盟協定，並於當年12月21日在曼谷王宮佛寺內的玉佛面前簽署了正式的《日泰同盟條約》，日泰結盟。一個月後的1942年1月25日，泰國對英、美宣戰，是什麼因素使披汶如此輕率？或許他們認為日本將在戰爭中獲勝，泰國最好的選擇就是跟隨潮流，或者説他們更大膽地猜測通過一種與日本的友好，能保留更多的獨立，更好地保護人民，顯然，更多的是迫不得已，不管怎麼説，日泰結盟使比裏離開政府，社尼·巴莫則拒絕向美國宣戰。而是在美國建立了自由泰政府，戰爭的第一年充滿了激動與熱情，當看到歐洲人從他們已經擁有了100多年的殖民地抱頭鼠竄似地逃亡時，泰國人長期以來對西方的技術與現代化的痴迷和尊敬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在以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擊敗西方。 ^[6]  泰國成了一個新世界秩序的共同參與者，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以“棕色小兄弟”的身份參與，因為此刻的亞洲東部，從堪察加到澳大利亞與印度邊界，泰國是唯一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與日本平起平坐的、被國際普遍承認的 ^[6]  憲政國家。泰國甚至發動了一場他們自己的軍事征戰，並在1942年5月征服了緬甸景棟 ^[6]  。日本還把馬來亞北方的四個馬來邦（玻璃市、吉打、吉蘭丹和丁加奴）轉交給泰國 ^[6]  ，披汶的聲望達到了鼎盛，隨着軸心國在1943年的敗退，泰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動搖了，一些最死硬的親日分子，如號召對華人進行種族滅絕的鑾威集·瓦他幹，被排擠出了政府。

戰爭給泰國經濟造成了不小的問題。國內衝突不斷，且企業之間經常出現惡性競爭現象 ^[6]  。納粹德國曾頻繁地採購泰國產品，但是一度由於海運問題難以解決而停止採購，泰國的經濟只能依靠日本。但是泰國所需要的歐美商品，日本同樣需要，而且日本所能提供的資源由於戰爭的原因變得越來越少。泰國國內商品開始出現短缺現象，物價飛漲，更糟的是，日本出台進口商品免税政策，進一步減少了泰政府的收入。隨着戰爭的持續，士氣和道德都敗壞了。泰國國內衝突變得越來越極端。1942年12月，泰國民眾與警察發生對峙，後來雙方爆發槍戰，此事件被和平解決，但是這意味着泰國的事態已非常嚴重。此事件也導致駐泰日軍的指揮官被更換為中村曉人。隨着戰爭的進行，日本逐漸失去了主動權，泰政府的立場也開始動搖。披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1942年他對參謀部長指出：“哪一方在戰爭中潰敗，哪一方就就是我們的敵人。” ^[8]  當戰局不利於日本，他也開始疏遠日本。1943年11月，披汶沒有親自參與大東亞會議，即使東條英機在同年7月3日專程訪問曼谷。但是，披汶的聲譽在國內的下降速度完全超乎了他本人的想象。隨着盟軍逐漸加大轟炸曼谷的力度，泰國民眾對披汶政府的信心在不斷減少，有人開始懷疑他的外交政策 ^[11]  。披汶離開曼谷，軍隊士氣一落千丈。政府宣佈，將曼谷民眾遷移到北方的碧差汶，這個做法更導致了民眾的困惑與不解。不滿的不僅是民眾。許多泰國王室成員和民黨文官派也越來越厭倦披汶的統治，更多的精英開始支持反對派，如比裏·帕儂榮。

隨着1944年7月18日東條英機下台，6天后的1944年7月24日， ^[9]  披汶向議會提案遷都計劃（一個把首都暫時遷往碧差汶，並在那裏起義的計劃）和佛都計劃(在北標附近建造出世界佛教中心)，這兩個勞民傷財的浩大工程被議會否決。心灰意冷的披汶提出辭職，於是議會發起了一次新總理投票，當投票結束，披汶得22票，寬·阿派旺得69票 ^[12]  ，寬勝選。1944年8月1日，披汶正式辭職，1944年8月5日 ^[15]  披汶又主動辭去了陸軍司令職位。披汶在辭職後逃向了華富里府，他本可以召集忠於自己的軍隊發動政變，可披汶很冷靜，他沒有這麼做 ^[6]  。在過了一年多悠閒愜意的田園生活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5年9月，披汶被社尼·巴莫逮捕，被列為甲級戰犯。

1946年4月份，最高法院停止了對披汶的起訴，不久披汶出獄，雖然他被無罪釋放，但牢獄之災讓披汶意識到“金盆洗手”從而規避政治風暴的想法不切實際。他發誓要回歸政壇，洗清二戰的惡名。在媒體採訪時他表示:“我曾在報紙上誓言不再從政，希望以此換取政治對手停止對我的攻擊，但是他們在過去三年中從未停止過對我的攻擊，因此，我認為是時候讓公眾回顧我的工作，從而能夠自行裁判我的功過，為此，我將重返政壇，甚至不惜自食其言。 ^[7]  ”

自由泰政府的無效率和腐敗內鬥使軍人上台的可能性增加了，1946年6月9日，阿南達國王的死加劇了這種傾向。1947年11月8日，屏·春哈旺、帕敖·斯雅儂和沙立·他那叻發動了政變 ^[9]  ，他們不再自稱為人民黨而是簡單地稱自己政變團。披汶也被鼓動參與政變，但披汶僅僅在政變成功後擔任了國防部長。軍人沒有把披汶推上台，因為他們意識到這將使泰國冒着遭國際反對的風險甚至更糟，所以他們把寬任命為總理，並暫時保留了1946年憲法 ^[6]  。寬一開始運作得很好，並做好了大選的準備。1948年1月29日大選中，寬以微弱優勢勝利了，而比裏則結果慘淡。 ^[6]  與此同時，泰國經濟恢復了增長勢頭。1948年春，政變團眼看民主黨和寬準備起草一份新的憲法，這個新憲法將進一步削弱軍人的勢力。最後政變團再一次使用武力，驅逐了寬。1948年4月6日，披汶成為總理 ^[6]  。

在披汶第二次上台時，冷戰與鐵幕己經拉開，這促成了美國和英國樂意在4月認可披汶政府。他像第一次上台那樣發起了一次新的反華運動、把國號改成泰國、重新開始了國家建設 ^[16]  並開始限制華人的經濟主導地位，華人工會、學校、報紙和社區也是如此 ^[6]  。與此同時，政變團屏-帕敖派系也開始打擊自己的文官對手，那些被認為是反政府並且與比裏立場一致的人受到了騷擾和逮捕。 ^[6]  但工會被開放並允許向資本家提議增加工資。1948年南部出現了伊斯蘭教徒大量叛亂，政府用大規模武力鎮壓了下去，披汶還通過解散地方議會重新選舉的方法控制了地方政權。 ^[9]  在統治之初，披汶就遭受到了兩個對其權力的挑戰。

第一次是1948年10月1日，一些陸軍軍官不滿政變團將屏少將提升至陸軍司令、伽頌堪少將升為副司令，所以以奈特·克摩堯森少將為首的少壯派陰謀利用沙立與第三個妻子的婚禮發動政變 ^[9]  ，可他們失敗了，60人被捕。 ^{[6]  [9]}  此次鎮壓成功使沙立和帕敖更加靠披汶，並向披汶爭寵，這正中披汶下懷。 ^[9] 

1949年2月26日，當海軍企圖將比裏推上台時，更嚴重的暴力發生了，戰鬥在曼谷激烈地進行了三天，由於海軍後援隊未按時進京，政變功敗垂成，被沙立平定 ^[7]  。訴諸於暴力，比裏失去了很多。 ^[6]  同時，政變團中的警察總監帕敖決心採取了更嚴厲的方法來對付不同政見者，但對於披汶而言，其漸漸不再信任大多數人，即使是政變團也一樣。

憲政民主的表面形式仍然存在，民主黨繼續主導上下兩院 ^[6]  ，而且它在1949年3月起草並頒佈了一個新憲法，這個憲法規定上議院議會由國王任命，還給予了上議院拖延立法的權力。而且國王有權力直接頒佈法律，之後再與國會討論 ^[7]  ，堪稱實君憲政。而披汶通過一個親政府的党進行䃼選，並讓其贏得了所有新席位。後來披汶把席位擴張到121席中的75席， ^[6]  這樣披汶獲得了下議院多數席位，雖然他仍不能通過上議院做什麼。 ^[6] 

1951年6月29日，海軍利用披汶在“曼哈頓”號挖泥船上舉行慶祝活動發動了一場政變，扣留了披汶 ^{[9]  [6]}  ，他們把披汶匆匆帶走，並且囚禁在旗艦“室利·阿育陀耶”號上，海軍企圖利用披汶作為人質逼迫政變團下台，幾個小時後，誘勸政變團放棄權力的談判開始了，但在不久後就破裂了 ^[6]  。海軍本以為羈押披汶可以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效果，但第二天，政變團不顧披汶的生命安全，對海軍發動了一次毀滅性進攻，陸軍、空軍與警察同海軍戰鬥在曼谷，空軍摧毀了“室利·阿育陀耶”號 ^[6]  ，還通過空軍第8號公告要求披汶“勇於犧牲自己，以換取對那些妄圖矇蔽民眾的叛亂者的成功鎮壓” ^[7]  。在它下沉時，披汶才得以泅水而去 ^[6]  ，他到達友軍那邊，通過廣播呼籲停火，不久政變結束了。政變造成了一次嚴重的流血性慘案（3000多人受傷，1200多人死亡） ^[6]  ，由於政變海軍被削減到了原來的四分之一，隨後在沙立、帕敖、屏和空軍上將榮納法卡特的堅持下，政變團否定了披汶對海軍的安撫政策，開始對海軍進行徹底的政治清洗，大量的人被指控反政府遭逮捕，包括50位來自國立法政大學的學生 ^{[7]  [6]}  。在這次政變是一個轉折點，沙立·他那叻成為副國防部長，帕敖·斯雅儂成為了警察總長。披汶不安地主持這三頭政治，最後漸漸地失去了與其競爭的能力。 ^[6]  後來披汶重組海軍，使海軍成了支持披汶的中堅力量。 ^[7] 

1957年2月瑪蘭卡西自由黨在大選上為了勝選通過選舉舞弊、脅迫和篡改選票等手段，披汶也默許了這一切，但由於在此前他的大張旗鼓，社會對這件事情關注度高，參選熱情也高，再則，披汶、帕敖、沙立三駕馬車之間早以貌合神離，最終披汶僅取得了162個席位中的85個 ^[9]  ，議會的多元化造成了政治磋商決策和協調執行能力降低，政府更加動亂。 ^[7] 

公眾對這“骯髒的選舉”的強烈反對迫使披汶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錯誤地任命沙立·他那叻維持公共秩序， ^[6]  當披汶政府在1957年8月和9月的一系列震盪中亂了陣腳的時候，事到了危急關頭，披汶打算邀請社會主義者加入政府取代右翼軍人的地位並且考慮是否與紅色中國建交，這促使美泰關係迅速破裂。在應對東北部一場嚴重的乾旱中政府向人們證明自己是無情和無能的，又在涉及帕敖·是暖耶的一場木材醜聞中它表明自己同樣是腐敗的 ^[6]  。這些事情的過程中，統治集團迅速分裂，沙立成立極右翼聯盟黨，批評披汶政府的失敗，由此沙立·他那叻迅速贏得了聲譽，但披汶怎麼也沒想到1957年9月17日凌晨4點 ^[6]  ，沙立元帥會得到美國的支持， ^[7]  發動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推翻了他的政權，披汶逃亡國外 ^[9]  。

沙立本希望可以邀請披汶出任空頭總理， ^[17]  可沙立沒有想到，披汶的骨氣與乃樸·沙拉信一樣硬，他不願做一個任人擺佈的傀儡。披汶先後輾轉柬埔寨和美國去了日本，在日本的那幾年裏，他多次想着回泰國，可都被可能發生的政治暴動和動亂給打消了。披汶在六十年代初出家印度比哈爾邦的菩提伽耶(Bodh Gaya)，後來還俗。1964年6月12日晚上8點半，披汶在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的私人別墅中因為心臟病去世，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在1939年和之後，披汶建立了對領導的崇拜，他展現出一種宣傳的才華，他明白大眾媒體的力量，披汶保持着新聞審查，他是第一位廣泛使用政府壟斷電台廣播來贏得民眾支持的公眾人物。披汶的口號登在報紙和廣告牌上，並且在廣播中反覆播放。不管內容是什麼，他都不會被忽視和避開，披汶還通過泰國國家廣播電台中“乃曼”、“乃空”這樣的談話節目在廣播節目向民眾反映自己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思想。 ^[16]  而且披汶時代不同於之前，這是一個大眾平等的時代，不管民眾是否樂意，都必須參與國家生活，甚至以最瑣碎的日常形式 ^{[6]  [16]}  。

隨着暹羅政體的變更，僧伽管理制度理論上也應該發生改變，為了照顧一部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僧侶對民主和平等的要求，披汶執政後，於1941年頒佈《僧伽法》，構建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僧伽體制，將僧伽事務的管理權放到宗教委員會，從而避免了僧王對領導權力的壟斷，使之更契合民黨的憲政體制。這個法令也是披汶民主思想的體現，但好景不長，分權式的僧伽體系加劇了大宗派與法宗派之間的利益矛盾。 ^{[7]  [11]} 

反對外國和排外的立場是一樣的，但政府的西化運動卻與立場是矛盾的。披汶作為留學歸國的現代化倡導者，對國家形象非常重視，甚至與國家利益掛鈎， ^[7]  由於他本人對舊時代的陋習感到厭惡，所以在1939-1942年頒佈了12個文化命令，目標是激發泰民族精神與道義信條，而且把進步趨向和‘新鮮感’灌輸給泰國人。披汶鼓勵人們愛國、排外、熱愛佛教勝於自己的生命、知道國歌與國旗、見到國旗要敬禮、瞭解時事併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衣食起居，並且使用民族語言。在穿着方面披汶要求男人穿西裝與上衣，而女人穿上裙子和襯衫。新年的日期採納西方的1月1日而非傳統的4月1日 ^[6]  、把國慶日定為每年的6月24日 ^[7]  。披汶在生活習慣上強調衞生與健康，要求民眾用刀叉而不是用手直接進食； ^[7]  如果要用，也必須認真清洗手指，要求民眾科學地飲食，增加對維生素和蛋白質的攝入 ^[7]  。在社會風氣上，披汶要求人們不再隨地吐痰，要講禮貌、尊重和維護女性的地位，成年男子得為家庭負責。 ^[7]  披汶認為這麼做是必要的，因為這是為了文明和進步:全世界也許看到泰國是一個現代國家 ^[7]  。1942年，披汶廢除了爵位，因為他認為爵位會滋生特權。 ^[10]  披汶倡導使用平等的禮貌用語“我、你、是、否、謝謝、對不起”以取代過去有等級特徵的同類用語，這是難能可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深入民心 ^[7]  。披汶還強調公共意識的重要性，不可以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也不許肆意吵鬧和任意塗鴉 ^{[7]  [10]}  。披汶重視女性地位問題，堅決地反對一夫多妻制、並專門立法來保障女性的權益不會受侵犯。在文學方面，披汶也規定了“道德規範”即：不允許開放的、過激的男女感情小説發佈，也不許反泰人民族國家建設的文章出現，但這遭到了高·索朗卡娘、蒙拉查翁、克立·巴莫、西巫拉帕等作家的抗議。 ^[18] 

1940-1941年，泰國“育瓦衝軍事運動”結出了果實，泰國與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在許多方面令人滿意，1940年11月泰國人入侵了有爭議的老撾、柬埔寨領土 ^[6]  ，12月2日，日本進行了最後一次調停，稱如果泰國的領土要求僅限於湄公河西岸的老撾，那麼日本就支持泰國，但維希法國仍不願割讓任何領土。英國也進行了類似的調停，同樣毫無結果。1941年1月9日，泰國軍隊在飛機和炮兵的掩護下進入柬埔寨，很快佔領了詩梳風省 ^[2]  。而泰國的海軍是失敗的，1月17日清晨，以輕巡洋艦“拉莫特·畢蓋”號為首的法國海軍分遣隊在泰國第三大島——強島（KohChang）附近對錨泊中的泰國軍艦發動了突然襲擊。法國艦隊以近乎於零的代價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裏摧毀了泰國海軍的主力。強島海戰6天之後，日本強迫法屬印度支那當局接受日本的“調停”，並派60多艘軍艦駛入暹羅灣，向法國示威。5月9日，泰國總理府顧問旺範蒂亞卡拉親王與維希法國駐日大使和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在停泊於西貢的日本巡洋艦“名取”號上籤署停戰協定，法國將湄公河以西的全部老撾領土、以及北緯14度以北、洞裏薩湖以西的柬埔寨領土割給泰國。法國與日本、日本和泰國也在同一天分別達成政治諒解協議，泰國保證和日本保持友好關係、發展同日本的經濟合作，不同其他任何國家簽訂針對日本的經濟或軍事協定，但披汶在後來開始尋求西方人的保護。

披汶政府政策中的一個特別強有力的衝擊點是他們受西方影響而日益強烈的民族主義，“泰人的泰國”，暹羅不斷增長的華人民族主義，兩個民族之間產生衝突，尤其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暹羅的華人組織了反日遊行，破壞了泰國的中立和與外界的關係，因為在這時，日本己經成為泰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在這種情況下反華人活動爆發了，再加上鑾·威集在公共演講中拿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方法暗示如何對付華人，這預示着泰－華關係正在惡化，披汶政府在文化上的強行規劃政策包括取消少數民族語言報紙（華文報刊在披汶·頌堪政府二戰前執政期間，從10家減少到了1家）並且規定華人教師任教師職位必須學滿四年泰語才有資格任教，還規定泰語考試不通過還必須延長學習時間。沒有人被政府矇在鼓裏，因為政府認為反華人是建設“泰人的泰國”最重要的前提。披汶還在吸收境內各個少數民族語言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外來語，把原泰文中的5個元音與13個輔音簡化掉了，只保留了29個元音和31個輔音，大力推廣泰語現代化。 ^[10] 

披汶在1939年新年講話中指出：“現政府及我本人所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為國民提供就業機會以及比其他國家更高的生活水平”。1940年，披汶組建社會福利局，隸屬於總理辦公室，主要負責國民的衞生、體育、住房、營養等福利事宜。1941年，披汶出台《失業者救助法》和《乞丐收容法》，前者規定由政府為身體狀況良好的失業者提供工作崗位，後者規定由政府負責收容無家可歸的孤寡殘障者，並嚴禁身心健康者乞討。1942年，披汶又出台《土地分配法》，規定將新開墾的土地分配給失業者耕種。此外，披汶鼓勵各種自我僱傭活動，就像西方的兒童通過送報紙來賺零花錢一樣。可惜由於戰爭的破壞，披汶的許多浩大的民生工程變成了紙上談兵 ^[7]  。

平靜的自我政變

考慮到1949年憲法給予國王的權力，政變小組相當關注國王普密蓬·阿杜德在1951年末的返回 ^[6]  。屏·春哈旺又在11月29日發動政變，恢復1932年憲法，恢復一院制、重新頒佈1933年《反共法䅁》，實行黨禁。在1952年2月26日的選舉中，披汶勝選，眾議院民選議員中政府派85席，中立派9席，反對派29席。

政治環境

新的憲法嚴格地限制君主的權力，從這一開始，國王與披汶就發生了巨大的利益衝突 ^[6]  。在披汶時代初期，泰國政治騷動再度活躍，此時的活躍集中於朱拉隆功大學和國立法政大學，他們有人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這個環境下，吉·普米薩與另一些社會評論家通過批評政府而成名，即使公開政治行動的風險巨大，披汶對知識分子一面是籠絡一面是政治高壓，工人運動在經過自由泰時期的重組後在披汶時代大放光彩 ^[16]  ，披汶也發起組織了泰國全國工會大會來支持他們對工資不滿，但披汶希望工人能通過與企業商討或向政府提䅁而不是採用罷工的形式表達對工資的不滿。 ^[2] 

經濟發展

泰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保持在每年4.7% ^[6]  的增長率，局勢很穩定，而且泰銖也很穩定，圍繞在20泰銖兑換1美元上 ^[6]  。1951-1957年間，泰國是1.49億美元經濟援助和2.22億美元軍事援助的受益者，經濟援助還包括擴展曼谷港口的工作以及改進高速公路和鐵路交通。披汶政府還積極投資耗資巨大的動力工業、交通運輸業、水利灌溉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比她投資改造了曼谷、武吞裏兩大電站使泰國供電能力從1946年的3000萬度增至1．8億度。這一時代被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時期，但披汶錯誤地在1952-1956年對華禁運非戰略物資、壟斷大米貿易給泰國帶來了不小的損失。

國際訪問

1955年4月至6月，披汶·頌堪訪問歐美回國後帶着一種對民主的熱情回到泰國，他的公開資態，幾乎與美國新選出的主張改革的執政者沒有區別 ^[14]  。大部分觀察家把這種轉變解釋為企圖爭取人民支持，以恢復他在1951年政變集團中掌握的權力。根據這種看法，披汶在美國、歐洲和亞洲若干國家時得到了真正民意能給予一個國家領袖以巨大政治權力的深刻印象。如果艾森豪威爾的仁慈手段，比起佛朗哥的鎮壓方法能得到更大的政治安全和國際威望，怎麼不試一試？這些觀察家在這方面還注意到，這次遊歷是披汶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第一次國外旅行。不管這位總理改變為較民主的管理者的原因何在，這種新手段的民族主義色彩減弱了，因為排華政策大多是以反對紅色中國的名義進行的。

政體自由化

雖然披汶對泰國民主前景頗為悲觀，認為“民主意識可能需要至少30年時間才能在泰國紮根” ^[7]  。但披汶還是激流勇進，開始了他能做的一切改革，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將兩極格局轉形為多元並立格局，甚至不惜政治集團分裂。披汶放開言論、烘托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模仿英國的“海德公園”自由論壇，在曼谷等地建立了一些自由辯論中心、允許大規模政治集會 ^[9]  ，例如王家田被泰國持不同政見者發表演講、抨擊時弊的地點 ^[7]  。政府還廢除新聞審查，社會出現言論全面自由的局面，媒體可以批評政府，披汶也借媒體曝光政敵醜聞(而他自己則因為本來的廉潔而無可挑剔)披汶此舉，一方面藉此提高國民“自由民主”精神，另一方面借社會輿論遏制沙立“陸軍集團”、帕敖“警察帝國”肆無忌憚的利益攫取和權力擴張，並防範“兩極”訴諸政治暴力的可能 ^[7]  。開放黨禁，帶頭組織政黨參加1957年2月大選。1955年9月，披汶推動國會通過泰國曆史上首個《政黨法》，允許政黨註冊，一些左翼政黨也可以活動。披汶建立以他為核心的瑪蘭卡西自由黨，披汶還模仿歐洲國家和美國建立市政廳，並宣佈：“公民有權利向政府發表自己的意見 ^[12]  。”1956年國會又通過《選舉法》，旨在加強國會權威 ^[7]  。

內務與民生建設

披汶大力推動政府的廉政建設和反腐力度，披汶政府對該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重大改革，包括取消多重匯率制度，引進固定及統一的匯率制度，政府同時把貿易中立化。披汶還大力發展國家基礎設施，把與基礎設施無關的國有企業私有化。1955-1957年間，美國增加了經濟援助，以此改良農業灌溉技術，新建了高速公路與學校 ^[6]  。1956年，披汶推動了泰國史上第一個《工人法》 ^[14]  ，限制工人工作時間在每週48小時以內、定下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工資低限，還在1957年1月1日關閉1090家領有執證的鴉片館 ^[14]  。

傳媒

1950年8月21日，披汶向議會提䅁無線電傳真研究，項目研究在1951年開始。在1955年6月24日國慶日，披汶開辦慶祝政府主導的電視九台成立的儀式，宣佈泰國電視辦公室成立。後來電視廣播被披汶運用於加大國家建設與愛國主義宣傳力度中去。

外交中立化

1955年後，披汶的政策受到了“萬隆會議”的啓發，出現了温和民主的氣氛，這種現象破壞了與泰國鄰近國家左翼與右翼的制衡，比如老撾皇家政府在此時因為泰國的立場動搖了反共的決心。1955年12月，披汶對緬甸進行了訪問，使泰緬兩國變得親密，1956年初緬甸的吳努也到曼谷進行了回訪。中立主義還促使披汶撤回了對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的支持。1955年12月，披汶派出秘密訪華團訪華開始了中泰交往的第一步，1956年8月19日，泰國政府的最高顧問乃訕在其披汶的支持下，將自己的兒女送到共和國，開始了大陸與泰國的外交融洽。雖然泰國仍然沒有與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商業貿易開始正常往來，兩個政府關係開始初見曙光。1956年夏天，披汶政府開始了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交往，並且擁護埃及將蘇伊士運河收之國有。如果披汶政權可以維持到六十年代，那麼到時的泰國政局一定會是令人嚮往的，而不是壓抑而凝重的。

披汶之得失

但從國際形勢來看，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南半島處於地區格局重組的轉折點，越南南北分治、老撾內戰一觸即發、馬來亞和菲律賓紅色危機以及緬甸社會主義思潮使美國人更看重泰國的穩定，在這個關鍵時期，泰國卻因為披汶的“民主改革”而出現多元化趨勢，左翼政治力量興起，民族主義思潮湧現，披汶順應民意地漸進放棄“親美反共”立場、實行自主外交和美國利益找不到契合點，使美國強烈不滿，促使美國在泰國尋找一個新的利益代理人。 ^[7] 

家庭

披汶的妻子拉雅迪，她是泰國婦女委員會創始人。她協助披汶積極發展女性教育、兒童社會福利、泰國醫療事業，還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普拉頌·披汶頌堪, 海軍少將，披汶的兒子，在1951年後接管重組後的王牌海軍陸戰隊。

尼特·披汶頌堪, 披汶的小兒子(1941-2014)，在2006年出任泰國駐美大使。

中國人常言“蓋棺定論”那些大人物也更成了人們茶飯之餘的評論對象，披汶也不例外。社會各界對他褒貶不一，不乏泰國人説他是一個民族英雄，或者是一個鍥而不捨、乾綱獨斷的人格化帝王。華人激進地説他是華人中的敗類，美國人的走狗。歐美人則客觀地説他是一名獨裁者。要以怎麼樣的視角來描述他實際是個很費思量的事情。

比裏·帕儂榮在晚年回憶説：披汶相貌英俊，極富個人魅力，説話也極具説服力，在留法學生中，給每一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 

披汶當道掌權十五年，是飽受爭議的，他在二戰中維護了泰國的獨立，暫時挽回了泰國人的民族榮耀感，這使多數泰國老兵懷念那一個時代，披汶曾在政策上咄咄逼人，他用自己的獨特人格魅力塑造了一個屬於他的時代。但是很遺憾，在第二個任期中，披汶在隨時可能失去權力的鬥爭中變了，他不再是四十年代那個鋒芒畢露的、注重國家建設發展的領袖，而變成了一個世故圓滑、枉費心機於內鬥中的政客，當然，也許是他終於成熟了。

戴維·K·懷特亞評價披汶：披汶是泰國曆史上少數能夠留下自己印記的人之一。他一次上台從1938年底至1944年中期，這個時期完全是由他的權力與人格塑造而成的，就如一代人以前的專制君主所做的那樣。他的權勢上升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進行，而且他的政策與泰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他宣傳的泛泰主義、普世價值觀以及他推廣的泰式炒河粉)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大眾民族主義時代，不僅僅是精英民族主義，這種社會和政治現象比在君主制度下的心理更接近平等主義。在就要到來的幾十年裏，當泰國人談起第一個披汶時代並且使用代詞“我們”的時候，他們是在表示一種對他們國家生活的公共參與程度，完全不同於幾十年前他們的經歷。 ^[6] 

披汶元帥對民主貢獻很大。但是,元帥又對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的踐踏比專制時代更甚。民眾被迫接受新的文化;被強迫穿衣戴帽；女士被要求穿上裙子……我們的祖父或祖母們被強迫放棄嚼檳榔以及其他的傳統習慣 ^[7]  。

愛國主義是受過良好教育者的基本美德，也是所有文明國家的基本要求。 ^[7] 

就殺18個人，還能算多嗎?法國大革命時砍下的頭裝車都能排成隊。 ^[13] 

如果我們對國家的熱愛比不上其他國家，那麼，我們的泰人國家就無從期望還能在國際社會中自由長存 ^[7] 

哪一方在戰爭中潰敗，哪一方就就是我們的敵人 ^[8] 

國家與佛教不可分離。宗教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柱石，確保了國家的長期繁榮與穩定。與此同時，唯有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才能確保佛教的生存與發展。兩者盛衰與共。 ^[7] 

我不過來自農民家庭的平民，而不是神聖後裔。 ^[7] 

外國人特別是華人在國內人數眾多……那麼我們將失去對國家的統治權，我們將無法在泰國繼續生存，我們必須時刻確保手中的政治權力。否則，我們必將走向毀滅…… ^[7] 

如果不盡快奪權，那就必然會被政治清洗 ^[7] 

“現在的世界發展迅速。它不再像過去那樣緩慢爬行，而是在奔跑前進”(1941年披汶演講內容) ^[7] 

當前，我們面臨着十字路囗。一個方向是順應我們的意願蹣跚前進。在這個道路上，民眾將不會被攪擾……但是，國家會因為我們無法跟上其他國家的前進步伐而走向失敗。另一個方向則能夠確保我們的國家擺脱所有危機，並能在當前和未來引領我們不斷進步 ^[7] 

我同意社會運動將我描繪為‘領袖’，因為我希望其他人相信我們的全體國民能將信任賦予‘領袖’一人。領袖因其豐功偉績而必將為人民所追隨。 ^[7] 

我們缺乏有凝聚力的核心。我們擁有的是民族、宗教、國王以及憲法。但是，民族尚未真正成形，宗教已失去信徒的尊崇，國王僅能在相片上看到的孩子，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國家正面臨缺乏凝聚力核心的艱難時刻。因此，我要求你們追隨總理。(1942年內閣講話) ^[7] 

對於我們國家而言，除了團結一致、攜手奮進之外別無選擇 ^[7] 

如果華人要分成兩個集團，泰國不會干涉，因為這是華人的事務。但是，如果華人忘記自己居住在泰國並且互相爭鬥，泰國將非常失望。 ^[14] 

國民黨造成了太多的麻煩，他們販賣鴉片，並使泰國在聯合國被指責 ^[14] 

當戰爭結束時，世上將不會有小國，都將會合併成更大的國家，因此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要麼變成一個大國，要麼被另一個大國吞併。 ^[7] 

一個強大的軍隊對於鎮壓君主復辟和人民反抗是必要的 ^[9] 

既然泰國的華人不能到台灣去，也不能到紅色中國去，他們覺得自己的處境困難，因此，他們應該得到諒解的對待、泰國人民的同情以及政府“一切可能的幫助”。 ^[14] 

旨在提升民族精神和道德準則，並把進步的趨向和‘新鮮感’灌輸到泰國人的生活中 ^[6] 

一切為了我們的泰人兄弟

我們不能要求立即獲得武器的援助，我們要有尊嚴地行事 ^[19] 

泰國不應超過一個小國所能實現的目標，政府應把外交政策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

現政府及我本人所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為國民提供就業機會以及比其他國家更高的生活水平 ^[7] 

國民“髒亂差”的傳統陋習嚴重損害了國家形象，甚至影響到要求法國歸還領土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