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言集

在二十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金言集》的存世狀況不為人知，經過中日學者不懈努力，終於發現並確認：唯一存世的“天下孤本”《金言集》，即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該書對闡明日本中世紀至近代初期的宗教史和外交史有重大幫助，具有重要的文物和文獻價值。

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入選的一部世界孤本——1603年日本長崎印刷的基督版《金言集》頗引人注目。中日學者先後介紹了它的傳奇經歷和珍貴价值，值得追尋。

基督版典籍，是指1590年耶穌會士將金屬活字印刷機帶到日本後，以羅馬字、漢字、假名等印刷發行的書籍，共33種。然而基督版《金言集》在上世紀30年代以前並不為人所知。1935年耶穌會士裴化行（H. Bernard, S.J., 1889-1975）在北堂圖書館偶然發現此書，他興奮地寫信給在日本的勞瑞斯（Johannes Laures, S.J.,1891-1959）神父。1936年，勞瑞斯神父造訪北京，激動地拍下了書影。照片的複製件現存於日本上智大學基督版文庫。孫楷第、方豪等在上世紀40年代開始注意到北堂書中的中西文善本，並有札記和文章發表。但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金言集》的去向，漸漸不為人知。

1959年，中國國家圖書館（時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市委圖書館分別接收了北堂圖書館的西文和中文藏書。國圖員工根據《北堂善本書目》，在已經下架的書堆中找到了此書。上世紀60年代，卡明斯（J. S. Cummins, 1920–2004）教授在古籍館查閲了北堂書，在《日本文化志叢》（Monumenta Nipponica）上加以介紹，但他並未看到《金言集》。1987年，北堂書由文津街搬到白石橋的新館。在搬遷清點後，李鎮銘、拓曉堂等分別翻譯、介紹北堂書的構成和形成歷史，再次掀起對北堂書的注意。

2009年3月，日本的雄松堂古書店董事長新田滿夫在國圖訪問期間，循着勞瑞斯等學者的介紹和照片，提出希望查閲《金言集》。經過現場比對，發現此書正是《北堂善本書目》中的日本1603年長崎印本！他興奮地告訴學界，北堂圖書館舊藏《金言集》被完好地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金言集》的作者是16世紀葡萄牙耶穌會士、著名神學家、聖經學者曼努埃爾德薩（Manuel de Sá, c. 1528 - 1596）。他1545年加入耶穌會，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神父（Francisco de Borja, 1510-1572）的得意弟子。他作為優秀的耶穌會士，被耶穌會總長依納爵羅耀拉選為羅馬學院的教師，教授神學和聖經學。

裴化行介紹《金言集》時，用的是其拉丁文原名“神學家諸書中收錄的聽罪神父格言”。 1936年，日本的幸田成友博士將標題巧妙地翻譯為《金言集》。

《金言集》共收入神父、神學家的格言312條，主要用於天主教的“赦罪”聖禮。神父們要對不同的犯罪個案做出恰當的判斷，在短時間內給出合適的建議。因此，對於先賢的智慧言語和文章，就成為神父們共同的需要。

《金言集》於1595年在威尼斯首次出版。作者逝世後，此書多次再版，至少有56種版本，非常暢銷。後因多明我會的道明·巴奈（Domingo Bá?ez, 1528-1604）將此書告發至宗教裁判所，使之列入了禁書目錄。

日本耶穌會將1603年在長崎刊行《金言集》的消息，向羅馬總部報告，同時送去幾冊印本。澳門作為給日本教區神學生教授倫理神學的耶穌會院，也收到了幾冊。送到澳門的書，據日本上智大學教授高祖敏明推測，也許是託葡萄牙甘博亞船長（Jo·o Caiado de Gamboa）的船送去的。該船在1604年12月從長崎出發，1605年2月到達澳門。也許是1607年到北京的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或其他傳教士，將此書帶到北京，送給了利瑪竇。就這樣，保留在北京的《金言集》，後來包括利瑪竇的著作和藏書等，一起構成了北堂藏書的一部分。送到羅馬和澳門存留的幾本《金言集》被作為宗教裁判所禁書，都被銷燬了。北京的藏本，因為不知道是禁書，反而一直留存至今，成為了“天下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