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後

阮籍醒時少^⑴，陶潛醉日多^⑵。

百年何足度^⑶，乘興且長歌。 ^[1] 

⑴“阮籍”句：此用阮籍的典故。阮籍生活於三國時魏國末年，當時司馬昭父子把持朝政，蓄謀篡位，為此，他們積極網絡人才，不肯為其效勞者則被施以重罰，甚至下獄。阮籍違心接受了司馬氏的官職，既不想為其效力，又不敢明目張膽地反抗，遂每日飲酒，醉醺醺、暈沉沉地糊塗度日。

⑵“陶潛”句：此用陶淵明的典故。陶淵明是東晉末期人，有兼濟天下的抱負，卻只做了享有“五斗米”的小官。他不滿於當時混亂不堪的局勢，掛冠歸隱，回鄉後終日飲酒賦詩、耕田墾地，過着“攜酒去，載詩歸”的詩酒人生。

⑶百年：《列子·楊朱》：“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故借指人的一生。何足度：過得很快的意思。 ^[2-3] 

阮籍清醒的時候少，陶淵明也是醉酒的多。

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還是乘着酒興，賦詩作文，來自尋快樂吧！

此詩具體的創作時間不詳。題為“醉後”，是王績酒意盎然後為抒發人生感慨而作。 ^[3] 

中國歷史上，屬魏晉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賢的詩歌多有提到飲酒的事蹟，陶淵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飲酒二十首》，可見當時人對酒的喜好。王績的這首詩開篇就將阮籍和陶淵明點出，“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這兩人一個“醒時少”，一個“醉日多”，極言其沉湎於飲酒的情狀。王績的多首詩中都曾大肆讚美阮籍和陶潛，他們一個是蔑視世俗的行者，一個是自由清高的隱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鬱郁不得志的王績的標杆。王績醉後賦詩仍不忘前者，足見他對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憐之嘆。

“百年何足度”，詩人自問自答：“乘興且長歌。”在王績看來，飲酒以至大醉，既能幫人紓解現實的煩惱，又能催生文思，開啓詩興。雖然詩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的思想，但這與他濟世安邦的初衷畢竟背道而馳，這是他仕途不遇後的無奈選擇。雖然他作出了歸隱山林的決定，“迴歸到了精神貴族的行列”，但還是難以完全擺脱失意的困擾。所以，詩酒“乘興”中未必沒有仕途“敗興”。

此詩淳樸直率，措辭樸素，鮮作修飾，脱離了六朝習氣，又擺脱了當時宮廷詩的“精英”氛圍，真摯而疏放，大有魏晉高風。 ^[3] 

浙江省文學學會會員姜漢林《歷代官怨詩賞析》：詩人處於隋滅唐興之際，歷仕二朝。唐初，由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和提倡，當時的詩壇上，大都依然“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而王績卻能自拔於頹靡綺麗風氣，借典明志，直抒胸臆，給人一種立意清新、語言質樸、詩風自然的感覺，實是難能可貴。 ^[4] 

王績（585—644），字無功，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王通之弟。常居東皋，號東皋子。仕隋為秘書省正字，唐初以原官待詔門下省。後棄官還鄉。放誕縱酒，其詩多以酒為題材，讚美嵇康、阮籍和陶潛，嘲諷周、孔禮教，流露出頹放消極思想，表現對現實不滿。原有集，已散佚，後人輯有《東皋子集》（一名《王無功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