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齊鬥

鄭齊鬥於1649年生於漢城盤石坊，是進士鄭尚徵與韓山李氏之子，本貫迎日。鄭齊鬥是高麗末年大儒鄭夢周的11世孫，祖父鄭維城開始進入中央政界，作為西人黨的成員官至右議政，從兄鄭齊賢也是朝鮮孝宗的駙馬（淑徽公主之夫）。鄭齊鬥五歲喪父，在祖父鄭維城膝下長大。十四歲和十六歲，鄭齊賢、鄭維城以及伯父鄭昌徵相繼去世，鄭齊鬥開始獨立支撐這個家族，主持了祖父的葬禮。

此後鄭齊鬥開始準備科舉，雖然他在1668年和1672年均通過初試，但未能庭試及第。隨後他放棄舉業，專注學問，並受學於少論大儒樸世採，亦與尹拯過從甚密，逐漸名聲鵲起。1680年庚申換局後，領議政金壽恆舉薦他為總簿寺主簿，1684年又舉薦為工曹佐郎，但他以有病為由不赴任。1688年舉薦為平澤縣監，鄭齊鬥終於赴任，翌年就發生了己巳換局，西人倒台，南人上台，他也曾被下獄審訊。1694年甲戌換局，西人重新上台後，朝鮮肅宗多次徵召他做官，但他都以病推辭。

在鑽研學問過程中，鄭齊鬥接觸了從中國傳來的陽明學，並沉醉其中。但陽明學在當時崇尚朱子學的朝鮮屬於異端，鄭齊鬥為此面臨着師友的壓力，再加上他的親友相繼離世，所以他在花甲之年隱居於江華島的霞谷，在那裏秘密發展陽明學，形成了“江華學派”。朝鮮景宗年間，少論派掌權，於1722年任命鄭齊鬥為言官中的最高官職——大司憲，翌年又拜為吏曹判書，但即使這種重要官位，鄭齊鬥依然不為所動。直到朝鮮英祖即位後，於1728年拜鄭齊鬥為議政府右參贊，八十歲的鄭齊鬥才進京謁見英祖。1735年思悼世子李愃降生後，英祖又讓鄭齊鬥當元子輔養官。但翌年八月十一日，鄭齊鬥就病逝了，享年八十八歲，英祖賜諡號“文康”。此後他將陽明學傳給兒子鄭厚一及尹淳、李匡師等弟子。 ^[2] 

鄭齊鬥繼承王陽明“心外無物”，“心即理”觀點，批判朱熹“即物窮理”，指出，“即物窮理”則“理與心而為二”，必然陷入從心外尋找心性的“自我矛盾”和“支離滅裂”的境地，不可能達到“明明德”這一心性修養之目的。

在他看來，理不在物而在心，故物者非理，理者即禮，禮者心之本體，義者心之本體之條理，指出：“仁義禮智中和率性之理”，“忠孝仁敬之理”，“只在吾心性情而已”，“只在求之吾心性情而已”。所以，“養心之方，不可靠溺文義”，而在日用人情事物之間，做到“精一執中”就會“歸之為禮”，就可以恢復道心，達到“明明德”心性修養之目的。

他從“以心為理即良知”出發，認為“理皆具於心，心自有良知”，而良知是天降於人的自有之性，人人皆有之。然而，由於私慾之汩沒，則有昏有愚，多不能察覺。但是，良知“皆在吾度之內”，可以自己認識自己，不需要外求，只要把心“張大而充之”則易於把握“理”，即“天理”。

他從“心外無理”、“心即性”出發，把判斷是非善惡的道德標準也移植到內心，轉化為“吾心”之“良知”。他認為“凡有四端於我者，良知也，人人皆有之”。然而，他為了論證其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時，卻在“仁義禮智”中，只取“是非之心”，並把它當作天降於人之明德，即天理之明處。並且，把“格物致知”的“知”限定為“是非之心”，當作是非善惡之標準。他説：“所謂知者，即是非之心”，“是明德之得之乎天，而不昧者也，是其天理之明處”，“心理明，而天地萬物之性，皆可明矣，格心物，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得矣。”否則，“無明德心身，則無倫理，非我明”，一切是非善惡無從談起。

他反對“知先行後”，堅持“知行合一”，並以此劃分“庸人”與“賢智”的標準。在他看來，“知與行為二”，會使“天理本然之心”蔽於物，玷污了良知，致使良知“蔽於欲不全”而“庸人也”;與此相反，“以知行一者”，其良知周全而“賢智也”，指出：“知行二者庸人也”，“知行一者賢智也”。

他在批判朱子學者脱離實際而空談道德修養的過程中，強調“行”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儘管致知有行，但無一貫力行，就會夾雜着人慾和私邪，使本體之德行便分散為千萬條，終會變壞的。為了使本體之德行始終保持一貫，就要力行，作到日新月異。他説：“若曰致知，則知之而行焉，已無不盡矣。如曰致知，又曰力行，則是純篤不撤，以至於篤實光輝”。他強調道德實踐這一點，較之朱子學空談道德修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1] 

鄭齊斗的詩文作品被整理為《霞谷集》。其中哲學著作有《聖學論》、《論語解》、《大學論》、《孟子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