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潮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瀋陽。鄭新潮拒絕接受日軍奴化教育，從瀋陽到北平讀書，1937年8月，北平失守後，鄭南下至南京考入黃埔軍校步兵科，畢業前，在黃埔軍校學員中再次選拔考入高級炮兵學校第五期尉官總隊觀通系，畢業時，成為第十四期第一總隊炮科學員。1939年，受到東北抗日救亡總會高崇民、於毅夫的啓發，通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引薦，帶領五名黃埔軍校同學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並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籌備延安炮兵學校。 ^[1]  隨後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東干隊與張學思在一起學習工作。1941年，投身創建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第3分校改建延安軍事學院，鄭到延安軍事學院任首席炮兵教員。1945年春擔任延安炮校教官。同年秋，為了實現毛主席提出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隨延安炮兵部隊挺進東北戰場，途中籌建宣化炮兵學校。1951年，調入北京軍委炮兵司令部馬政局工作。並參加撰寫了由朱德同志主持的編寫我軍炮兵軍戰史工作。1953年，隨軍委炮司馬政局轉入軍委總後勤部馬政局工作。1961年，轉入地方工作。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受到衝擊，經受了抄家、批鬥、蹲牛棚、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勞動改造等。文革後平反，恢復軍籍（主任研究員--部、軍級文職）。1986年1月，病世，終年73歲。

1938年，鄭新潮隨國民黨黃埔高級炮校(南京高級炮校)到達貴州都勻，開始整訓上課。在此期間，包括鄭在內的一些軍校學生接觸到了進步書籍和文章，並偷偷閲讀，如《資本論》、《論持久戰》、《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等。

過了兩個月後月，由於抗日戰爭節節失利，國統區的學校人心浮動，思想活躍，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下令禁書。炮校“三青團”的活動也十分猖獗。他們搜查學生宿舍，收集學生思想情報，對學生思想控制得很嚴。鄭新潮等進步學生反對學校當局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 ^[1] 

到了1939年，鄭的好友、東北籍蒙族學生莽大齡等同學因閲讀和討論時局和“違禁”書籍。被學校政治部主任伍中定聽到，並下令將莽大齡等十四名學生抓了起來。在矛盾激化的情況下，鄭新潮組織東北籍學生向伍中定要求放人。伍堅決不答應。他們一氣之下，就把伍中定扣押起來，還把學校電台進行封鎖。全校上千名學生浩然舉行罷課。這樣一直鬧了五、六天，國民黨憲兵團與特務把學校團團圍住，雙方僵持不下。事情越鬧越大，引起全國進步新聞媒體的報道。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也知道了鬧學潮的事。迫於社會各界輿論的壓力，蔣介石指使何應欽處理這一事件。鄭新潮與王其鋼被推選為全校罷課學生兩名代表，找炮校教育長鄒作華，説服和爭取他的同情，東北籍鄒作華自然同情東北籍學生，於是就帶着兩名學生代表一起到達陪都重慶去面見蔣介石。 ^[2] 

他們到達重慶後，住在南京飯店。在等待蔣介石接見期間，國民黨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先接見了他們，告誡他們不要輕易接受其它思想的影響。隨後，白崇禧、陳誠也分別接見了他們，瞭解鬧學潮的情況，聽取學生代表的意見和要求。

緊接着，蔣介石在重慶曾家巖國防最高委員會接見了鄭新潮和王其鋼兩名學生代表。鄭簡要地向蔣介石彙報了炮校事件的經過，隨後要求釋放愛國黃埔同學，並諫言全力抗戰，一致對外，收復淪陷國土。蔣介石在沉思中打斷了鄭的強諫抗日的陳詞，並沒有直接答覆對方的要求，也沒有提及如何處理被抓起來的學生，只是説：儒生可教，勿輕戒躁，你們回去告誡諸生，要敬守學業，將來奮勇殺敵，報效祖國。同時勸誡黃埔師生要自愛，不要做出不利於團結和穩定的事情。因蔣介石兼任炮校校長，為了籠絡黃埔核心，他對黃埔學生一向採取懷柔態度，尤其在當時國共爭奪抗戰青年的焦點時期，採取了息事寧人的做法，遏止了“星火燎原之勢”，就在鄭新潮與王其鋼返回都勻炮校後不久，莽大齡等十四名同學無罪釋放。伍中定被學生扣押不久也被釋放出來。此後，軍校的學生們看書、討論等政治環境都變得寬鬆了。特務、政工人員的監管也不再那麼嚴了。

當時周恩來評價：黃埔學潮代表着全國青年積極抗戰的思潮，是一次愛國主義行動。1943年，蔣介石視察了都勻炮校。 ^[3] 

早在1938年，隨着抗戰的形勢發展，毛澤東與朱德對延安炮兵學校的籌建早有渴望的打算，只是因為延安的極其缺乏炮兵教員、加上辦校困境使之難以實現。1939年，東北籍鄭新潮（鄒作華的門徒）在黃埔軍校高級炮校尉官總隊，因在黃埔軍校鬧學潮，以學生代表身份面見蔣介石，強諫抗日未果，畢業後經高崇民、於毅夫引薦，他帶着6名黃埔同學奔赴延安，在楊家嶺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在座談時，毛澤東講述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火藥的運用，以及中外“炮”的產生和發展歷

史，論述了拿破崙對炮兵發揮的優勢，還談到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提出：‘炮兵是戰爭之神’等等論述。毛澤東接着談到了紅軍的炮兵作用和發展歷史，以及紅軍長征到延安後現存的幾門炮，並早有籌建延安炮兵學校的打算。毛澤東同志談了兩個多鐘頭，主席的談話深入淺出，談古論今，用簡單的事實説明深刻的道理， ^[4] 

此後，賀龍叫來鄭新潮談話，讓他從現在開始籌劃延安炮兵學校前期籌備的具體工作。根據軍委的指示和安排，習仲勳、胡喬木將鄭新潮從戰時青年訓練班調整到與劉瑞龍同住在一個窯洞裏，專心從事延安炮校的前期籌備具體工作。鄭新潮白天尋找和製作炮兵教學教材和教學器具，晚上編寫炮兵學校籌備方案和教材。直到1944年11月後，在郭化若任延安炮校校長時鄭新潮將這些具體籌備內容向他作了總結匯報。鄭新潮在總結匯報中提出：延安炮兵學校的建立是歷史客觀發展的產物，也是八路軍在戰爭中發展的必然。 ^[5] 

1944年11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和副司令員徐向前找延安軍事學院的教育長郭化若談話，讓他擔任延安炮兵學校校長，全面負責該校的組建工作。當時，鄭新潮正在延安軍事學院擔任首席炮兵科教員，而身為教育長的郭化若又新任延安炮兵學校的校長，他在籌建延安炮校組建工作中，分配鄭新潮從事組建炮校的具體工作。當時延安的條件十分差，一切都要自己動手。根據郭化若同志的指示：因地制宜，因陋就簡，不怕萬難，克服一切困難。從課程設置，編寫教材，到教材器具等都需要大量的具體工作。鄭新潮負責通信方面的教材和教具準備工作。為了解決炮視鏡、方向盤等觀測設備以及炮兵用的計算工具，他想方設法，不辭辛苦，教材要靠自己編寫，教具要靠自己製作。單就教具一項，製作任務就相當繁重。從炮兵團轉交過來的舊火炮只有18門，1個學員隊平均不到兩門。炮兵射擊指揮器材更是缺乏，即使能收集到一些觀測器材，由於產自不同的地區或國家，規格不統一，操作方法也不盡一致。更多的器材，小到水平儀、米尺、三角板，大到山炮，都要設法制作代用品或模型。除了準備教學用品外，還要開荒種糧、種菜。這些困難的克服，只有靠拼搏，靠艱苦奮鬥才終於完成了任務。1945年3月，延安炮校正式開課，鄭新潮從始至終一直投入到炮校籌備和教學的具體工作。

炮兵學校組建工作進展迅速，從招生、編隊及開課準備工作，只用了3個月。在郭化若領導下，張志毅負責延安炮兵學校訓練部工作，集中大家的智慧，與炮校教員鄭新潮等共同研究，制定了“人閒炮不閒”的訓練方法。郭化若校長分派鄭新潮負責提供和確認延安炮校校歌，鄭新潮先是找到張志毅，經他推薦，才找到炮校教員李偉編寫歌詞歌曲， ^[6]  他們還找到鄭新潮的鄰居張寒暉，徵求他的改編稿，張寒暉是抗戰作曲家、《松花江上》作曲作者。 ^[7]  他們編寫後還到戰士羣中演唱，徵求大家的意見，最後定稿。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學校在南泥灣陶寶峪開課，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正在舉行，到了8月1日才舉辦延安炮兵學校的開學典禮儀式，典禮上，朱德、葉劍英、肖勁光等首長出席並講了話。

校長：郭化若：政治委員：邱創成；副校長：匡裕民；教育長：李蔭南；政治部主任：劉登瀛；訓練部長：張志發；校務部長：朱光。 專職炮兵技術教員：鄭新潮、沈毅、林千、吳？（朝鮮人）、李偉、殷鴻、助理：邵清廉（女）等幾十名教員都參加了開學典禮。

1945年2月，延安炮兵學校開始正式編班，加上總部炮兵團的同志，一共編成了10個炮兵學員隊，一個工兵科，一個迫擊炮教導隊。學期8個月。 專職炮兵技術教員主要講述：射擊技術、戰術運用、火炮操作、偵察指揮、軍馬馬術訓練等。 有關政治理論、戰爭形勢、工兵、行軍、宿營等等都是聘請各部隊兼職人員或首長來講課。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學校--人民軍隊的第一所炮兵專業學校在開課前。賀龍也聽取了炮兵學校校長郭化若和教員鄭新潮、沈毅等關於組建工作的綜合彙報，他説：炮兵學校組建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凝聚着郭化若的心血，也有最早籌建人鄭新潮、張志毅、沈毅等炮兵教員的默默無私奉獻，是大家和集體力量的體現。

1945年4月中旬，炮兵學校教員幹部受到毛澤東接見了，他勉勵大家要努力學習炮兵專業知識，將來像種子一樣到各部隊去生根開花結果。由於過度勞累，沒等到七大開完，郭化若 就病倒了。以後，郭化若另有任用，沒有再回到他一手創辦的延安炮兵學校。後來，朱瑞接任延安炮校校長。

延安炮兵學校為我軍培訓了第一期1000名學員，分配到五個炮兵團擔任各級骨幹，擔任炮兵學校機關和其他訓練崗位。延安炮兵學校被譽為“人民炮兵的搖籃”。

隨着戰爭局勢的變化和炮兵發展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延安炮兵學校立即遷往東北，加快炮兵建設”。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學校分兩批北上，朱瑞乘飛機先到瀋陽，邱創成率領主隊快速抵達瀋陽，後續的炮校教員：鄭新潮、沈毅、林千、張志毅、郭允升、邵清廉等十幾名教員帶着教材和教學儀器隨胡耀邦率領的北上部隊，出延安、東渡黃河，入晉察冀，在西柏坡稍作休整後，向察哈爾，冀熱遼挺進。當部隊沿太行山脈、燕山山脈進入張家口宣化時，受到國民黨師團部隊的夜間襲擊，炮校的鄭新潮、沈毅、林千等教員都是國軍和八路軍中最優秀的炮兵精華人才，他們迅捷架起十幾門炮，快速反擊，百發百中，全擊中要害，敵軍師團感覺像碰到精鋭部隊，不敢冒然發起總攻。由於延安炮校前進受阻，加上一路長途跋涉的炮校北遷部隊，在日夜兼程的疲勞行軍中，經請示後，延安炮校朱瑞校長的指示：令延安炮校北遷部隊在宣化休整待命，並籌建宣化炮校。此時，在晉察冀炮兵團團長高存信和參謀長林千，在他們的支持下，趙大滿、鄭新潮、沈毅、邵清廉等迅速投入了籌建宣化炮校（現炮兵指揮學院），他們在最艱苦的歲月。着手創建宣化炮校，庭院當課堂，石板做黑板，老木匠拿來門板，雕刻上：“宣化炮兵學校”木牌，掛在門前。此後，宣化炮校進行了幾期培訓班的教學課程。1946年由於東北戰場的緊迫需要，部分教員奔赴東北戰場。 ^[8] 

1945年12月後，延安炮兵學校先後改名，後來發展的各炮校。當年留駐的宣化炮校依然存在，只是隨着戰爭歲月和人員的流失逐漸淡化了，直至解放後宣化炮兵才得以恢復興建。

1979年夏，任職北京軍區炮兵副司令員林千在與鄭新潮懷舊時抒情：回憶往事，歷歷在目，艱苦歲月，籌建炮校，系情宣化，終身難忘。鄭新潮也為離開宣化後，再也沒看到今天宣化炮校的發展現狀而感到遺憾。

由於東北戰場的緊迫需要，延安炮校遷至瀋陽東郊。1945年12月後，延安炮兵學校先後改名為：“東北人民自治軍炮兵學校”，後遷至牡丹江改名“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學校”“朱瑞炮兵學校”等。 ^[9] 

1946年8月，東北民主聯軍（第四野戰軍的前身）為加強以炮兵為重點的 特種兵建設，下達第四號命令，決定在牡丹江建立軍馬場。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司令員兼東北軍區炮校（由延安炮校轉變而來）校長朱瑞在哈爾濱接見鄭新潮時説：軍馬與炮不可分割，縱覽中外炮兵發展史，軍馬是炮兵不可缺的組成部分。由於戰爭形勢的緊迫，讓你做好思想準備，從事軍馬工作。當時，由於日軍投降後在牡丹江沿線收繳了大量的重型火炮武器，我軍接收後缺乏馬匹無法運出來等諸多因素。1947年2月，經朱瑞批准、炮兵黨委決定，由原延安炮兵學校教員鄭新潮等創建牡丹江軍馬場，該軍馬場隸屬於東北軍區炮校，任命鄭新潮為場長，副場長暫時缺位。 ^[1]  此後，東北炮校的教員鄭新潮、邵清廉等在牡丹江謝家溝日本兵營的廢墟上開始創建。就這樣，他們白手起家，艱苦奮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歷經三年的時間創建了全軍第一個軍馬場----牡丹江軍馬場。創建軍馬場的開始先購進一批種馬，當年就繁殖軍馬上百匹，隨後，又通過收編、擴建和改造國民黨時期的舊馬場。1950年後，依託牡丹江軍馬場在全國先後擴建了扎蘭屯 ^[1]  、山丹等我軍的十三個軍馬場，規劃紅山等軍馬場，全軍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軍馬事業。後來，幾十萬匹軍馬在解放戰爭和朝鮮戰場上都發揮了作用。

1951年，鄭新潮在軍委炮司馬政局工作，他參加撰寫由朱德主持的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軍戰史時提出：“炮校是炮兵之母，炮兵是戰爭之神，軍馬是炮兵之足”。延安炮兵學校朱瑞校長和郭化若都曾説過：研究和展示炮兵發展史，‘炮校、炮兵、軍馬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可見炮兵首長都對軍馬的器重。 ^[10] 

全軍軍馬事業形成了初具規模，隨着馬匹的逐漸增多，人手顯得越來越不足。於是，又搞徵兵活動。此外軍委炮兵總部還調來一批日本戰俘，他們當中有炮兵和騎兵大佐，有獸醫，還有養馬技術員。在此基礎上，鄭新潮提出了“改良馬種，以利軍用”的提議，他經過努力學習生物學和軍馬的相關知識，不斷鑽研，不斷實踐，把中國矮小卻很有耐力的蒙古馬與身材高大但缺少持久力的伊犁馬交配，形成優化改良，此後在全國建立了36個軍馬配種和品質改良站，進行了三代改良。軍馬事業和馬種改良為中國的馬種和品質改良進行了更新換代，為我國馬種優化起到了推進作用，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三年後，鄭新潮為日益發展壯大的軍馬事業譜寫了一首歌詞，歌名叫《牧馬之歌》，由李偉作曲。歌詞大意是：

“駿騎成羣，牧馬嘶鳴，在無邊的草原上我們縱情地馳騁。改良戰馬，裝備炮兵．保衞國防有力量。跟着毛澤東，學習蒙德爾，研究達爾文。朱瑞同志教導我們‘終身老於斯’，堅定不移為革命。蒙古原野，牡丹江畔，有過我們的蹤影。越過那興安嶺，在濱洲草原上奔騰。從無到有，白手起家，艱苦奮鬥，馬種改良新事業，百倍發揚創造性，無名英雄卻有名。” ^[11] 

1950年8月1日，以第四野戰軍炮兵領導機關部分人員為基礎，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直屬中央軍委領導。陳錫聯任司令員，萬毅、蘇進任副司令員，彭嘉慶、邱創成任副政治委員。從此，炮兵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兵種。初始炮兵領導機關只建立了司令部、幹部管理部和馬政局三個部門。

8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委炮兵領導機關，成立初期。當時從全軍調來的幹部20人（其中有鄭新潮）軍委炮兵司令部最初建制只設立了：司令部、幹部部和馬政局三個工作部門。鄭新潮奉軍委炮司之命進京籌建軍委馬政局工作。軍委馬政局的全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軍事委員會馬政局”，隸屬於軍委炮兵司令部。

1950年，萬毅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炮兵第一副司令員。 ^[5] 

北京電視台播出載濤與鄭新潮(19張)

1950年8月10號，毛澤東主席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軍事委員會委任令》，委任載濤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載濤也成為行政13級的解放軍高級幹部。 ^[12] 

1950年，萬毅和蘇進把鄭新潮找來，鄭新潮陪同陳錫聯去中南海面見中央領導，在中南海**廳裏，全國第一屆政協委員於毅夫、全國第一屆人大常委高崇民，早已坐在那裏等候，並表示：經過在大面積軍民中篩選，最終挑選了鄭新潮。隨後，他們進裏屋受到毛主席和朱德的接見，朱德表示：以前讓鄭新潮在延安做炮兵教員，今天找鄭還是做教員，鄭新潮立即表示沒問題！毛主席：這個教員還不好當哩。是做人的思想轉換工作。是讓鄭陪伴清朝光緒皇帝的弟弟,清遜帝傅儀的七叔--載濤，通過交朋友，讓他了解新中國社會的先進性，人民當家做主人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後來，載濤心裏很不平靜地説：“新中國誕生了，我載濤也新生了！”。 ^[13] 

1950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經鄭新潮攥寫、載濤先生提交的“改良馬種，以利軍用”政協提案得到批准，並被毛主席任命為軍委馬政局顧問。 ^[11]  隨後，鄭新潮與載濤先生視察了牡丹江軍馬場、扎蘭屯軍馬場、 ^[1]  西北山丹軍馬場、規劃紅山等軍馬場，提出寶貴的建設性意見。

1953年，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鄭新潮和載濤，並當面簽署了軍馬事業發展規劃方案。由於鄭新潮是早期致力投身八路軍炮兵和軍馬技術研究，軍委炮司同志們都熟悉地稱謂他：炮兵技術專家、軍馬研究行家。此後，鄭新潮被軍委炮司頒授主任研究員的技術職稱（部、軍級文職），又列為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理事、軍事顧問。隨着體制的變更，馬政局轉入總後，他繼續默默為軍馬事業工作。

右側是鄭新潮在牡丹江軍馬場時和北京軍委炮司馬政局時的照片。

新中國成立後我軍最多時曾擁有26個軍馬場，這其中包括山丹軍馬場、牡丹江軍馬場、紅山軍馬場、岷縣軍馬場、昭蘇軍馬場，肇東軍馬場，白城子軍馬場、扎蘭屯軍馬場等。

1939年，鄭新潮與張學思先後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與座談，並鼓勵團結東北籍愛國青年堅定抗戰的信心。由於鄭新潮與張學思是同鄉，曾在奉天和北平讀書，因此，兩人有着共同的經歷和相同的語言，便一見如故。

1939年，鄭新潮與張學思都是遼寧新民籍，同在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直屬隊一起學習生活，兩人朝夕相處，無話不談。結為好友。每天下午下課後，籃球場上龍騰虎躍，眾師生們都會看到張學思與鄭新潮兩人圍着籃球場邊走邊聊，年復一年的友情，留下了難忘的足跡和相伴的身影，凝塑着兩人形影不離的形象。

1940年9月14日，東干隊隊長張學思告別了延安，奔赴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

1941年10月初，張學思從晉察冀到延安開會，張學思找到闊別一年多的鄭新潮，看到鄭正籌備延安黃埔同學會，他對鄭説：為了不引人注目，自己編造了別的名字，曾考入了黃埔軍校，因西安事變的各種因素影響和連累，他最後離開了軍校。10月4日，延安黃埔同學會召開成立大會，鄭找到張學思，邀請他也前來表示祝賀。

1945年春，夏季攻勢作戰後，張學思任晉察冀軍區平西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14]  。鄭新潮隨延安高級炮校赴東北戰場途中，在宣化休整並籌建炮校時，見到張學思，兩人相見格外喜悦，在有限的時光述説着無限的感想。張學思説：我很羨慕你，也想做教學工作。

1948年底在遼寧火車站匆忙見到一面，由於鄭新潮運兵、帶兵，在很短時間述説有限，張學思説：他非常情願從事教學工作，當前正籌建學校教育工作。由於火車要啓動，便匆忙離去告別。

1970年5月28日　在張學思去世的前一天下午，張學思的摯友鄭新潮帶着自己的兒子來到北京一個兵營裏，他們巧妙地騙過了幾道看守的查問，最終找到張學思，此時，長期處於昏迷狀態的張學思早已經説不出話，當他見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摯友親臨，眼神一亮，神態忽然振作清醒了，他爬起來並把牀頭的鬧鐘推到地上，女監護員聞聲拿來紙筆，他仰卧在病牀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鄭新潮反覆追問：是病魔纏身吧？，他擺擺手，又寫了第二遍。鄭新潮問他“惡魔纏身”是什麼意思？張學思面部表情憤恨已極！他沒有回答。其實惡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夥惡魔纏死了張學思將軍，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進行的鞭撻！

籌建延安黃埔同學會。　1939年，鄭新潮在黃埔軍校高級炮校尉官總隊，當時，東北籍學員激進抗戰情緒高漲，因軍校禁書引發了東北籍，在黃埔軍校中鬧起“黃埔學潮”事件，鄭新潮是被幾千名師生推舉出兩名學生代表之一，去面見蔣介石，強諫抗戰未果，畢業後經愛國民主人士高崇民、於毅夫引薦，鄭帶着5名黃埔同學奔赴延安，在楊家嶺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 ^[1]  在座談時，同學們各抒己見。鄭新潮提出了建立延安黃埔軍校同學會的想法，目的是聯絡同學感情、交流軍事技術、統一愛國思想、團結一致抗戰。 ^[1]  主席打斷了鄭的話説：“這個想法很好，

可以通過同窗校友之情，促進愛國統一戰線！”。當時，在場的賀龍讓鄭新潮找郭化若籌劃延安黃埔同學會的前期準備工作。郭化若（黃埔四期）對成立延安黃埔同學會早有打算，他讓鄭先統計人數，哪一期學員，專業學科等等，先摸底造冊，多做一些前期的具體工作。1941年10月4日，由徐向前、郭化若等人發起和倡導成立的延安黃埔同學會，在延安中央軍委總政部軍人俱樂部，召開了黃埔同學會延安分會成立大會。延安百餘名黃埔同學參加的大會。《解放日報》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六日（1941年10月6日），大幅版面報導了黃埔同學會延安分會成立新聞。為：《延安成立黃埔同學分會》，副標題：朱副司令長官蒞臨講話，大會通過致蔣委員長電。在籌建辦會過程中程子華、鄭新潮等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做了許多籌備的具體工作。

文革後籌謀新時期黃埔同學會。延安黃埔同學會是抗戰時期的歷史產物，隨着抗日戰爭的結束，延安黃埔同學會在抗戰階段的性質和任務都已經結束，延安黃埔同學會不解自散。1979年鄭新潮撰寫了《關於成立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當時沒有打字機，他讓自己的兒子用手抄寫了30份，並帶着兒子在京去找了許多延安老領導、老同事和解放軍中的黃埔校友，通過他們向中央領導轉交建議。

1979年9月，鄭新潮首先找了軍事科學院郭化若，他非常支持，兩人暢談起當年共同籌建延安黃埔同學會的感懷，歲月悠悠，再度揚鞭。1979年夏，鄭新潮在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偶遇胡德平，隨後鄭找了胡耀邦家，胡耀邦（總書記）談起親歷延安黃埔成立大會的心情，往日曆歷在目，誠願適時提出成立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鄭又找到了徐向前家，當時徐帥在醫院輸液，其女兒徐志明誠懇表示一定轉交，後來徐帥回覆表示非常贊同！。鄭新潮在高存信家談起高崇民（高存信父）引薦他到延安，結識高父子兩代人往事回憶，高存信非常讚許籌建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後來他成為北京市黃埔同學會會長）。在肖克家，鄭提出籌建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肖克説：記得抗戰期間，為了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堅持團結抗戰，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了延安分會，我被選為理事。黃埔同學更應加強團結，反對內戰，勿演過去悲劇。 ^[15]  肖克對鄭説：非常支持籌建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 鄭新潮在5年時間裏，先後找了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胡耀邦、郭化若、高存信，肖克，邱創成，萬毅，賈陶、林千、劉培智等30多名老首長和老校友提交了《關於成立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書。1983年鄧小平採納了以上黃埔師生紛紛提交的建議，於次年，1984年6月16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大會，徐向前當選會長。 ^[16]  聶榮臻、郭化若等為顧問，高存信為北京市黃埔同學會副會長兼北京市黃埔同學會會長， ^[17]  鄭新潮被列入黃埔同學會石家莊（河北省）分會會員，（只登記了其名）。

鄭新潮是延安黃埔同學會具體籌備人之一，也是親歷各階段黃埔同學會的見證人之一。他從青年時期考入黃埔軍校，為積極抗戰掀起黃埔學潮，面見蔣介石，強諫抗戰未果，在延安受到毛主席與朱德接見，提出籌建延安黃埔同學會的想法，改革開放後，為建議成立中國黃埔同學會奔走了5年頭，最終於1984年6月16日在電視上看到了黃埔同學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新聞。他流下了淚，歲月滄桑，路漫漫，回顧近50年黃埔歷程，他走過了國民黨黃埔、延安黃埔、現時期黃埔三個歷史階段。是親歷的見證人之一。鄭新潮被編入石家莊黃埔同學會會員後，並令其子在黃埔同學會工作，形成兩代人跨越兩個時代共同“發揚黃埔精神，廣泛團結海內外黃埔同學及親友，凝聚愛國力量”， ^[3]  從事黃埔同學會工作的典範，與眾多的黃埔師生一樣，兩代人接力為黃埔默默奉獻、不求名利，無官無職從事統戰工作。

鄭新潮雖軍旅生涯，戎馬一生，跨越了槍林彈雨，度過戰火紛飛的歲月，當革命勝利和事業成功的時候，他卻厭煩追逐官吏中的功名利祿和炫耀榮耀，面對黃袍加身，他説我誠願為民族的炮兵崛起甘當教員，鄭新潮當了一輩子的教員，教員的身份伴隨着他走過了曲折的一生。

九一八事變後，他在青年時代，從奉天（瀋陽）師範畢業後，就當上了的新民家鄉國文（語文）教員。

國軍教員。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他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步兵科，臨畢業前又在五千名學員選拔中，

一舉考入黃埔高級炮校—尉官總隊，在黃埔軍校畢業後，分配到炮六旅，當了炮兵訓練官，尉官炮兵教員。

軍事教員。1939年，他因在黃埔鬧學潮，被推舉兩名學生代表之一，面見蔣介石，強諫抗戰未果，在愛國組織的民主黨派高崇民、於毅夫的引介下，鄭帶着5名黃埔畢業生奔赴延安。在延安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等領導人的接見，在場的賀龍安排他在抗大任首席炮兵教員，後任軍事學院炮兵教員。

引導教員。張學思到延安後，中央領導為了轉化這位張張作霖帥府貴子的驕貫習氣，以適應八路軍的抗戰思想體系，在軍中挑選鄭新潮作為陪伴張學思的人選，因為鄭與張都是東北籍同鄉，曾在北平讀書，有着黃埔之緣。現同在延安，不僅都有志同道合的激情抗戰心願，而且都是無黨派人士。上級挑選鄭並採取寓統戰於情感之中的方式，耐心做他的思想轉換和引導工作，在鄭與張學思朝夕相處一年多時間後，張學思勇於吃苦耐勞，調到晉察冀軍區成為指戰員。沈毅是留法的國民黨高級軍械工程師，1943年，經周恩來動員邀請沈毅來到延安參加革命，中央領導和統戰部也是按照上述做法，讓鄭採取寓統戰於情感之中的方式，耐心做沈毅的思想轉換和引導工作，後來沈毅在延安炮校和哈爾濱軍工大學中發揮了作用。

炮校教員。1939年至1944年間鄭一邊做炮兵教員，一邊籌建延安炮校，他收集教具、編寫教材和籌劃建校方案。1945年延安炮校成立後，鄭任延安炮校觀測通迅系炮兵教員。

統戰教員。鄭新潮這位在黃埔軍校中孕育、在國軍炮旅中誕生、在八路軍任教的炮兵教員，身份尷尬，令眾指議，倍受國共兩黨兩軍的注目，也是國共兩黨統戰爭奪的目標。當時，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南漢宸，把蔣介石的黃埔生—鄭新潮投奔延安事件作為統戰宣傳依據，對國民黨、國軍是個反面的教員。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是取得統戰成果的正面教員。

在延安創辦炮校最缺乏的是炮兵教員，中央統戰部動員鄭給敵佔區黃埔同學大量寫信，拉更多的黃埔同學們來延安抗戰、當教員。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保安處發現敵佔區給鄭大量的回信，有通敵之嫌疑，並把掌握的回信作為證據，鄭與延安抗大76%的受審人員一樣，被打成“特務”“特嫌”，中央統戰部曾指使鄭寫信的人員也未能倖免，致使鄭更無法解脱自己的清白。此後鄭成為康生整風運動的戰利品—反面教員。

鄭在國統區參加“黃埔學潮”，國民黨懷疑他是共產黨人，鄭到延安後，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懷疑他是國民黨人，在懷疑的夾縫中、懷疑的陰影伴隨他度過委屈的一生。其實鄭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他是無黨派愛國人士，一心為抗戰，捍衞祖國的尊嚴和領土完整。他與千百萬軍人一樣是個純粹的民族愛國戰士！

不當教員。鄭的摯友張學思赴晉察冀戰場後，鄭也想上前線去，不想留守後方當教員，想辭教揮武，

奔赴疆場，饒勇殺敵，實現初衷。賀龍向朱德反映了教員們思想的波動，毛澤東在召開了全體教員大會上説：當教員好，我歷來就是教員，年輕時候曾當過小學教員，也當過校長，由於政治局勢鬥爭的複雜，我不得不棄教從政，鬧起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我以前是教員，直到今天也是教員。其意思是讓大家（包括鄭）安下心來繼續做教員。

宣化炮校教員。1945年9月，鄭隨延安炮校奔赴東北戰場，途徑宣化受敵軍阻擊，待命屯宣化。當時日軍投降繳獲大量炮彈和火炮，軍委炮兵朱瑞首長令鄭籌建宣化炮校，任宣化第一期炮兵教員。

繼任教員。1946年至1947年期間，鄭新潮赴黑龍江籌建炮校，他先後籌建了延安炮校、宣化炮校、東北人民自治軍炮校、東北民主聯軍炮校，朱瑞炮校，連續繼任炮校教員。當時，軍界譽他為八路軍炮兵專家，剛解放後，軍委炮兵司令部初始籌建，就先挑選鄭新潮調到炮兵司令部工作。

皇叔教員。1951年，在全國政協委員於毅夫、全國人大常委高崇民的引薦下，鄭新潮隨軍委炮兵司令部陳錫聯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與朱德的專門接見，朱德説：經過在軍民中大量的篩選，最終挑選你陪同

宣統皇帝的叔叔、傅儀皇帝的弟弟--載濤在一起工作，做他的思想轉化和引導工作。毛主席説：以前讓你當教員，今天讓你還是教員，但這個教員還不好當哩！你要陪伴他到全國去轉轉，讓他感受到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人、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於毅夫、高崇民表示：你是文人中的軍人，軍人中的文人，你要採取建立兩人感情和交朋友的方式逐步轉化他對世界觀的認識。在鄭與載濤朝夕相處的8年時光裏，遊歷了祖國大江南北，體察了民情，建立了深厚感情，深化了載濤對新中國的思想認識。 ^[18] 

授勳教員。1952年鄭新潮參加了由朱德組織編輯《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軍戰史》的編寫工作，鄭新潮

提出了：炮兵是戰爭之神，炮校是炮兵之母，軍馬是炮兵之足的議案。1955年授軍銜後，於1956年朱德發在向鄭新潮頒發授勳章時説：當教員好！，你是八路軍首席炮兵教員，也是思想（轉化引導）教員，從抗戰到解放一直當教員，還是當教員好哇！

軍馬教員。在戰爭年代，軍馬與火炮密不可分，鄭新潮在黃埔軍校炮科就熟讀軍馬馴養專業課程，鄭新潮在延安編寫了軍馬馴養教材，並教授軍馬教程，鄭新潮創建全軍第一個軍馬場—牡丹江軍馬場後，虛心向日軍炮兵戰俘--軍馬專家學習知識，皇叔載濤十分精通軍馬，是留學法國索米騎兵學校的清末軍馬專家，

在鄭與載濤相處8年時間裏，載濤向鄭傳授許多軍馬知識，此後鄭成為解放軍獸醫學院客座教授（軍馬教員）、中國獸醫協會理事兼軍馬軍事顧問，當時，軍內稱鄭新潮是：軍馬行家，炮兵專家，軍委炮兵司令部（後改制轉到軍委總後勤部）授予他為：軍級文職主任研究員。

反面教員。1958年至1976年，從五七年反右至文革期間，一直當反面教員，在團泊窪中央幹部勞動改造隊進行洗腦，文革中，住進牛棚，五七幹校，經歷上百場次的批鬥和遊街，多次被五花大綁，被推上幾萬人批鬥大會，被打得片體鱗傷，受盡凌辱。天蒼蒼，野茫茫。繼延安康生整風運動後，文革中鄭再次成為“四人幫”康生刀下典型的“反面教員”。全家七口人被吊打非刑，大女兒被綁推扔樓下摔死，全家人殘喘在死亡的最底線。

家庭教員,。1978年，改革開放後，鄭新潮恢復軍籍，退休後，在家庭裏甘當起家庭育子教員，在剛剛恢復高考後，其五個子女一起考上了大學，引起社會熱議，各媒體紛紛報道了：《搏擊逆浪的五兄妹》“五子登科”新聞。

他的五個子女在大學畢業後，都當上了大學的教授。形成兩代人接力的“教員之家”。三個孫子均考入北京大學，他們在碩士、博士後畢業後也成為教員，形成三代人接力的“教員世家”。

回顧往事鈎沉，目睹史海藝品，鄭新潮是文人中的軍人，也是軍人中的文人。他自投筆從戎到辭行謝世，生前寫了大量的文章、詩詞和著作。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崇民、於毅夫、載濤、郭化若、朱瑞、張學思、張寒暉、李偉、郭沫若、李英儒等文人的鑑賞和評價。

但是，這些珍貴的作品在炮火連天的歲月和戰火紛飛的行軍中以及部隊遷移中與“文化大革命”頻繁抄家中，已被洗劫得殘存無幾。

一，小説：《軍馬戰歌》文學體裁：小説，50萬字，1955年--1965年完稿，鄭與鄰居李英儒《野火春風斗古城》作者研討後寫的稿。

二，譯文：抗戰時期翻譯日語-《炮兵觀測》教程、翻譯《蘇聯炮兵演練手冊》俄語版本。

三，教材：鄭新潮從1939年至1945年，在延安抗大（軍事學院）是八路軍首任炮兵教官，與此同時，他繼續着手籌建延安炮兵學校的具體工作，在此期間他編寫了八路軍第一部《延安炮校教學方案與教材》。經郭化若等首長審改和審批後作為延安炮校教學教材。此原始手稿是鄭新潮珍愛的心血，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批鬥中作為“黑學術”被燒燬。他目睹怒火，淚洗心腸。（待續）

悼念賈陶首長 1976年10月31日于軍委炮司五棵松招待所

十載殘殺女後陰，告別遺體撫昨今。

伯樂知我哭方皋，愛馬今悲少將軍。

揮戈瀋陽戳蔣旅，衝囚渭水護周心。

碧血獻身忠於黨，論定英雄淚灑襟。

注：1946年，賈陶任東北軍區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員兼炮兵學校副校長、校長。 ^[19] 

（圖1：2016年北京電視台新聞頻道播出）

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黨中央和軍委急需發展八路軍炮兵事業，但籌建延安炮校最迫切的就是到哪裏尋找稀缺的炮兵技術教員。沒有炮兵技術教員，建立炮校也是圖有虛名，只好暫時擱淺下來，等待時機成熟。

1938年，在黨的地下愛國組織的引領下，鄭新潮在黃埔軍校高級炮校帶動積極抗戰的東北籍黃埔師生掀起“黃埔學潮”，鄭新潮被幾千名黃埔師生推選為兩名學生代表之一，受到蔣介石接見，鄭強諫抗戰未果。後在東北民主愛國組織閻寶航、高崇民的引導下，鄭帶着5名黃埔生畢業後奔赴延安，先後受到毛澤東、朱德、賀龍等首長的接見後，他們肯定了“黃埔學潮”是黃埔軍校青年的一次積極抗戰的愛國主義行動。主席和朱德聽取了關中警備一旅政委習仲勳、南漢宸的彙報後笑着説：好哇！老蔣精心培養的黃埔高級炮校畢業生輸送到延安來了，這説明我們的統戰工作是有效的。 ^[20] 

1939年，由於抗戰進入緊迫階段，延安正渴望急需的炮兵人才。在中央領導和軍委的重視下，在教育長郭化若的安排下，延安抗大從此開設了炮兵課程，鄭新潮成為抗大首席炮兵教員，上了第一堂炮兵教學課。同時，鄭新潮配合郭化若籌建延安炮校，編寫籌建計劃、教學方案，籌集教具等具體工作。

1945年4月，針對鄭新潮等幾名炮兵專職技術教員總是急於上戰場，總想用炮火抗日，收復失地，存在不能安心教學的心態。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楊家嶺接見了炮兵學校的教員和幹部，他勉勵大家要努力鑽研炮兵學科，讓學員們真正掌握炮兵專業知識，將來像種子一樣到各部隊去生根開花結果。炮校像母雞孵蛋，不斷繁衍，不斷髮展我軍的炮兵事業。在談到炮兵教員所發揮的作用與價值時，毛主席與朱德在大會上幽默地説：三軍可奪帥，炮兵教員絕不能丟哇！表達軍委首長對炮兵教員的重視與珍惜。為了安穩炮校專職技術教員的急躁上戰場的心態，此後，中央和軍委決定對延安炮兵專職技術教員增發了薪金和待遇，鄭新潮等5名專職炮兵技術教員的薪金標準從2塊大洋增發到3塊大洋，還有增發新軍衣、大灶改為中灶等，而當時的中央領導和軍委領導的薪金説是發5塊大洋，但實際才發4塊大洋，省下來補貼給炮兵教員。可見對炮兵教員的重視與珍惜。 ^[20]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蘇聯紅軍出兵後日本投降，鄭新潮等一直安穩炮兵教學，在教學中敬業投身八路軍創建炮兵學校事業。並培養了好幾期炮兵軍事人才。此後，由於戰爭的需要，鄭新潮等奔赴東北戰場，從創建延安炮兵學校開始，沿途又創建宣化炮兵學校、東北自治軍炮兵學校、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學校、朱瑞炮兵學校五個炮校。大批炮兵軍事人才後來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發揮了作用，大部分成為我軍炮兵中、高級炮兵指揮官，有的成為軍委、各野戰軍、各大軍區炮兵正副司令員。 ^[20] 

張寒暉當年在延安的鄰居鄭雲燕曾回憶：“1942年，我隨母親邵清廉從奉天（瀋陽）千里迢迢徒步來到延安，尋找從黃埔軍校畢業來到延安抗大的父親鄭新潮。那時我僅有5歲。在延安大家都穿着破破爛爛的軍裝，土裏土氣的外表不像國民黨軍人那樣威武。可是，在延安就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大羣人，卻是中國最有才華的一羣人。張寒暉就是其中的一個。”

鄭雲燕説，在相鄰相處的歲月裏，總是看到張寒暉在緊張地工作，不是寫歌就是譜曲，夜晚他的窯洞裏也總透出油燈的光亮，哼唱的歌曲聲中常伴有陣陣的咳嗽聲。

也正是那一年，張寒暉作為邊區文協代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後，還參與了陝甘寧邊區藝術學校的籌備工作。

在那個戰火紛飛、音信阻隔的年代，用一曲《松花江上》感動了無數抗日軍民的張寒暉並不知道，在同遭日寇蹂躪的家鄉，兒子張林格十幾歲就參加了抗日遊擊隊，擔任爆破組組長，還是村裏“抗日青年先鋒隊”的負責人之一。同樣，雖然常把“俺爹在外搞革命，我在家鄉打鬼子”掛在嘴邊，年輕的張林格也不知道，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廣為傳唱的《松花江上》的作者，竟是自己朝夕掛念的父親。

1945年春，張寒暉罹患感染性肺氣腫，由於醫療條件差，身體越來越虛弱。次年3月初，張寒暉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腫，造成心力衰竭，出現昏迷。3月11日晚，年僅44歲的張寒暉在延安溘然長逝。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