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道

1914年，鄭文道出生於廣東香山縣。1937年抗戰爆發，剛從同濟大學畢業的鄭文道毅然放棄了學校介紹的工作，加入了由中共青島秘密組織的抗日遊擊隊。他曾奉命趁日軍尚未控制青島之際，對青島的碼頭倉庫和鐵路大橋進行爆破，有效地阻礙了日軍的侵略步伐。但沒多久，日軍加大了盤查力度，游擊隊在一次襲擊小股日軍時被打散，鄭文道與游擊隊失去了聯繫。

1938年1月，鄭文道輾轉到上海，參加了“華東人民武裝抗日遊擊隊”，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由於鄭文道作戰沉着、勇敢，組織上決定讓他轉入上海隱蔽戰線工作。1938年9月，日軍下轄的“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在上海公開招考研究員和僱員，鄭文道化名“程和生”前去應考，順利被錄取。這個機構表面上是經營中國東北鐵路和重工業的一家鐵路公司，實際是日軍設的情報機關，下設了“時事研究室”和“特別調查班”兩個附屬機構，專門負責調查中國各地的地質狀況、兵力佈局、經濟情報等內容。

中共黨組織當時已經安排了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等人潛伏其中，鄭文道接受的任務是及時將中西功蒐集的情報傳送給黨組織。中西功把日軍各個戰區部隊的分佈、武器配備、負責人是誰都瞭解得清清楚楚，並將情報捲成細細的紙卷裝進香煙筒裏，在兩頭堵放上煙絲，交由鄭文道傳遞出去。

鄭文道經常出入日本機關，眾人認為他已公開投靠日本特務機關，紛紛跟他劃清界限，連他的戀人也不知情，斥責他是“賣國賊”。經中西功蒐集交由鄭文道傳出的情報信息數目非常多，有汪精衞秘密訪日的消息、日本政府對汪偽政權和“興亞院”的指示、日本方面收買丁默邨的內幕……

當偽軍打算向八路軍、新四軍進行大規模“掃蕩”時，鄭文道及時地將情報交給了黨組織，使根據地提前一個月就獲悉敵人的行動計劃，避免了損失。還有一次，根據地收到了鄭文道遞交的一份“日軍準備襲擊山西根據地派往敵後去的幹部”情報，立即改變了護送幹部的路線，讓日軍的偷襲撲了空。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就“南進”、“北進”的侵略路線爭論不下。所謂“南進”，就是要南下東南亞對英國、美國、荷蘭宣戰，演變成太平洋戰爭；而“北進”，就是向前蘇聯進攻，與德軍夾攻前蘇聯，使之腹背受敵。日軍最終的戰略決策成為當時各參戰國關注的焦點。延安曾兩次來電詢問日軍的動向。中西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時獲悉了日本高層正秘密部署“南進”的動況，鄭文道將這一重要情報彙報給了黨組織，使得延安及時獲悉了日軍的戰略意圖。

屢次的軍事泄密引起了日方的警惕。1942年7月，中西功等人被捕，鄭文道和另一名秘密情報人員倪之璞也隨後被捕。敵人立即對鄭文道他們實施刑訊逼供，企圖破獲地下情報組織，但鄭文道堅決不説。一次審訊後，鄭文道趁敵人不備，從窗口跳了下去，當場犧牲，年僅28歲。 ^[1] 

1929年，19歲的中西功來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讀書。受學院老師、中共黨員王學文影響，積極投身反戰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中西功秘密參加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往返日本和中國，從事反戰活動和相關學術研究。1934年，中西功再次來華，經友人尾崎秀實介紹，作為“中國問題專家”進入“滿鐵大連總部”工作。

1937年冬，中西功與反戰的日本友人在遼寧大連老虎灘聚會。會上，中西功被推薦為“全國反戰運動”的召集人，併成立了由尾崎莊太郞聯絡東北、白井行幸聯絡華北、西里龍夫聯絡華中的秘密反戰組織。

1938年5月，中西功因出色的研究能力被派遣到上海，成為“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主任。在上海，中西功見到了昔日的恩師、中共黨員王學文，並提出“儘快在日本人中建立中共的秘密情報組織”的建議。

不久，上海情報科負責人吳成方帶回我高層領導的意見，同意發展中西功等日本同志，並組成“日本人情報小組”，由吳直接領導。情報聯絡員鄭文道擔心吳成方這樣做太冒險，阻止他：“按照秘密工作規則，你不能直接同日本人聯繫，中間必須有個聯絡員。”並主動請纓當那個“隨時準備犧牲的聯絡員”。

中西功與上海情報科的第一次秘密聯絡被安排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剛見面，中西功首先深深地鞠了一躬，離別時，鄭文道特意來了個90度的鞠躬，並鄭重地説：“希望你值得我的鞠躬感謝!”就這樣，28歲的日本人中西功和24歲的中國人鄭文道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的1938年秋走到了一起。 ^[4] 

1938年9月，經中西功推薦，鄭文道化名“程和生”進入“滿鐵上海事務所”，主要負責中西功及其日本友人、在南京的西里龍夫情報的接收和轉送工作。

1940年4月，在中西功的提議下，“滿鐵上海事務所”先後成立了“時事研究室”和“滿鐵特別調查班”等附屬機構，專門負責調查中國各地的地質狀況、兵力佈局、經濟情報等。在“滿鐵”這條情報線上，鄭文道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先後傳遞了百餘件重要情報，為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制定戰略決策、打擊日本侵略軍、保衞敵後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日軍擬襲擊我從山西根據地前往河北敵後開展鬥爭的100多人幹部隊伍，鄭文道及時將情報轉交八路軍總部。八路軍立即調整行軍路線，並在敵必經途中設下埋伏。結果，日軍不僅撲了空，還遭遇八路軍的伏擊，損失慘重。八路軍總部一位負責幹部高興地説：“應該為及時傳送這一情報的同志記一大功。”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7月2日，日本天皇召開了御前會議。蘇聯急需瞭解日軍的確切動向，黨中央曾兩次來電就“日本北進、南進的動向”詢問上海情報科，潘漢年特意從香港回到上海，將這一任務交給中西功和西里龍夫。

為了拿到第一手情報，中西功於1941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而此時的日本，一週前，因佐爾格的“東京情報小組”暴露，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先後被秘密逮捕。

絕境中，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義，隻身闖進日本軍方的報道部瞭解日軍動向，掌握到“日本當局把日美談判最後期限定在11月30日”，又通過一個在銀座開小書店的朋友，從其在軍令部當通訊參謀的姐夫處獲知“日美談判一旦破裂就會開戰”。綜合多個渠道來的情報，中西功立即返回上海跟進“滿鐵”密檔，最終鎖定“日本南進作戰當在12月1日至15日之間，12月8日的可能性佔到90%”。

中西功迅速將此情報交給鄭文道，情報轉至蘇聯後，蘇聯立即從西伯利亞抽調兵力投入東線戰場，並最終取得了莫斯科保衞戰的勝利。周恩來後來説，“這個情報是國寶。” ^[4] 

屢次的軍事泄密引起了日方的警惕。

1941年10月，日本東京警視廳偵破了“佐爾格-尾崎秀實第三國際間諜案”。作為中西功在日本政府的內線兼密友，尾崎秀實在被捕前，匿名給中西功發了封緊急密電：“向西去。”

中西功收到密電後，立即將此危急情況告知鄭文道，要他儘快脱離。而此時，正是跟進日本“南進”情報蒐集的關鍵時期，中西功毅然決定逆行——“向東去”，親自去東京搜情報。

鄭文道也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但他擔心自己突然離去，會引起敵人的懷疑，還可能危及打入“滿鐵”的其他同志。鄭文道決定留下來，他鄭重地跟中西功説：“也許我也會被抓，但我可以為你掩護到底。”

鄭文道迅速將此危急情報向上級作了彙報，並清理自己的住處，確保不留蛛絲馬跡。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1942年7月29日清晨，從東京趕到上海的日本警視廳特務和日本憲兵逮捕了鄭文道，並將與鄭文道同室居住的我地下情報人員倪之璞也作為嫌疑對象一同逮捕。

特務們將鄭文道關進衞生間，當即開始刑訊逼供。鄭文道一口咬定自己與日本人只是工作關係，對其他事情一概不知。日本特務只得將鄭文道和倪之璞一起押上吉普車，準備帶往日軍憲兵司令部繼續審問。

當吉普車駛至繁華鬧市時，鄭文道想要製造轟動性事件，給其他來不及通知的同志示警，就突然縱身跳出車廂，頭部血流如注，當場陷入昏迷。

為了獲得口供，日本憲兵將鄭文道送至醫務室搶救。傷勢稍緩，特務們便迫不及待地開始提審。特務們百般利誘，鄭文道不為所動。受盡酷刑，他堅貞不屈，始終咬定與中西功只是工作關係，也不知道劉國光(吳成方)的住址。利用看守的疏忽，鄭文道縱身一躍，從四樓病房的窗口跳了出去，英勇犧牲，用28歲的生命保護了同志。 ^[4] 

最終，鄭文道以極其壯烈的方式踐行了自己的諾言。1942年7月29日凌晨，鄭文道被捕。押送途經鬧市區，為向戰友示警，同時以死保守組織秘密，他毅然決然頭朝下跳出車外，當即昏死過去；被日本憲兵搶救醒來後，他再一次趁看守不備，奮不顧身從審訊室窗口一躍而下，壯烈犧牲，年僅28歲。 ^[5] 

2014年，為永遠銘記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勳，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公佈第一批在抗日戰爭中頑強奮戰、為國捐軀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 ^[2]  鄭文道的名字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