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函

字涵璞。瑞士傳教士。1576年生於德國康斯坦茨（今屬瑞士）；1630年5月11日卒於中國北京。天文學家、醫學家、力學家、機械學家。他先入紐倫堡(Nürnberg) 附近的阿爾特道夫(Altdorf) 大學學醫，後就讀於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學，此時就與伽裏略相識。1611 年，由於鄧玉函在醫學、天文學、植物學等領域學識卓著，被由貴族費特里考·欠席( Federico Cesi)創建的猞猁科學院吸收為第七位院士， 此舉僅略晚於伽裏略幾天。該榮譽“為當時第一流科學家方能獲得的殊榮。”可見，鄧玉函的學術造詣非同一般。

明末清初，耶穌會會士不遠萬里，來華傳教，揭開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這些耶穌會會士主要來自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及比利時等歐洲各國。其中，德國代表人物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名業與利瑪竇相併， 堪稱為耶穌會之二雄”，國內介紹研究得比較多。但同時與湯若望來到中國的另一位重要的德國傳教士卻較少受到人們及學術界的重視，他就是鄧玉函。鄧玉函在青少年時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聰穎過人，敏而好學。科學家F.切西（Cesi）親王等於1603年在羅馬創立著名的靈採研究院，次年鄧玉函加入該院。1611年4月伽利略（Galileo）成為靈採研究院成立以後的第六名院士，5月鄧玉函隨即成為該院第七名院士。他精於醫學、博物學、哲學、數學，並且通曉德、英、法、葡、拉丁、希臘、希伯來、迦勒底等多種文字。1611年11月1日加入耶穌會。鄧玉函在來華之前已名滿日耳曼，是明末來華傳教士中學識最淵博的。

為了向教廷和耶穌會報告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情況，並請求准許用中文舉行彌撒和翻譯《聖經》等書，以得到教會更有力的支援，金尼閣（N.Trigault）奉命於1613年初由華返歐，1614年底抵達羅馬。金尼閣在羅馬期間完成了他著名的拉丁文著作，此外還遊歷了意、法、德、比等國，募集捐款和贈給來華傳教士和中國朝廷的大批精美禮品和圖書。當時，鄧玉函以醫學家和數學家的身份隨行，協助金尼閣募書。

1618年4月16日鄧玉函隨金尼閣在里斯本登舟，啓程東渡。同行赴中國傳教的共有22位傳教士，但僅有8人先後到達中國，其中有鄧玉函、湯若望（J.A.S.vonBell）、羅雅谷（G.Rho）等。來華途中，傳教士們每日下午有例行的學術活動，每週二、五下午鄧玉函作數學講演。鄧玉函還與湯若望等一起觀察天象、風向、海流及磁針指向，確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見的海岸和島嶼的位置，並將研究結果報告歐洲學術界。1619年7月22日，金尼閣攜7000餘部歐洲圖書等物與鄧玉函等人抵達澳門。

鄧玉函因病在澳門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間他曾行醫，並曾解剖日本某神父的屍體，這是西方醫學家在中國所作的最早的病理解剖。

1621年，鄧玉函先到嘉定學習漢語，後來到杭州傳教。在杭州期間，曾住李之藻家，撰譯成《泰西人身説概》2卷。1626年冬由鄧玉函口授、王徵筆述，譯成《遠西奇器圖説錄最》3卷，該書次年在北京刊行。

鄧玉函之博學，不久即名聲遐邇。當時，徐光啓正奉詔修治曆法，在北京宣武門天主堂東首善書院，設歷局治歷，參加者還有李之藻、李天經等。經徐光啓奏請，1629年9月朝廷詔鄧玉函及龍華民（N.Longobardi）協助修歷。鄧玉函即參加《崇禎曆書》的編纂工作，潛心治歷。可惜未及編成，第二年他就因病逝世了。

鄧玉函與同時代的歐洲科學家交往頗多，伽利略、J.開普勒（Kepler）等都是他的摯友。在歐洲時，他為來華作準備，非常希望知道當時歐洲的科學新成就，特別是瞭解伽利略推算日月食的新方法，因該方法比第谷（Tycho Brahe）的方法更精確，鄧玉函打算比較這兩種推算方法的準確性究竟相差多少。在金尼閣返歐期間，鄧玉函與他曾多次會晤開普勒。來華之後，鄧玉函仍常寫信給他的朋友，提及希望能寄來開普勒、伽利略的著作之事。但是鄧玉函未能從伽利略處獲得幫助；開普勒在1630年1月發來的短簡中則決定協助他。可是不久，鄧玉函就與世長辭了。

鄧玉函在華僅短短9年的時間，然而他涉及的領域卻是多方面的。鄧玉函對博物學素有研究，他在靈採研究院時，曾詮釋考訂了一本記述墨西哥動植礦物的藥物學名著。在來華航行途經卧亞、榜葛剌、滿剌加、蘇門答剌及安南南圻沿岸、澳門與中國沿海時，每到一處，鄧玉函必採集異種動物、植物、礦石、魚類、爬蟲、昆蟲等標本，繪製其圖形，悉心研究。詳為敍述。他還研究各地的氣候人物。來華之後，亦行之不輟。後草成書兩冊（Plinius Indicus），其中包括他對中國本草的部分研究。

在來中國之前，鄧玉函曾與友人一起對西班牙醫學家、植物學家弗朗西斯科·赫拿代斯撰寫的墨西哥植物大百科進行了多次修改，並付梓刊印。1611 年，鄧玉函拒絕當時許多宮廷貴族提供給他的待遇優厚的邀請，申請加入耶穌會。1613 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t) 恰好從中國返回歐洲，請求教皇援助在華的耶穌會，鄧玉函此時即與金尼閣相識。隨後，鄧玉函有幸陪同金尼閣巡遊歐洲，招募教士，募集圖書，購置儀器。1618 年4 月16 日，鄧玉函隨金尼閣及其他21 名新招募的傳教士，攜數千部書籍及儀器，搭船離開里斯本，踏上了去中國的航途。同年10 月4日，船抵印度果阿。第二年7 月到達澳門。就在逗留果阿期間，鄧玉函就潛心採集到500 種他從未見到的植物，研究魚類、石頭、蛇以及當地的風俗習慣，並且用筆一一真實地畫了下來，編成兩冊，取名《印度的潑里尼烏斯》(《Plinius Indicus》) ，寓意為印度的植物世界。該書存放於羅馬耶穌會圖書館，直到19 世紀中期，但從此以後就下落不明瞭。

1621 年5 月5 日，鄧玉函與另一位葡萄牙傳教士一起終於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先入廣東，後輾轉江西、杭州、南京， 終於1623 年到達北京。

想法 　早在崇禎皇帝1629 年下召設歷局以前，鄧玉函就在精心準備修歷的前期工作。他曾向伽裏略請教精確測量日食、月食的方法，在第三封致好友法勃( Faber) 的信中寫道：“正如我以前也曾寫過， 我很想從伽裏略那兒獲得他最新觀察得到的日食、月食，尤其是日食的計算方法。因為這對於修改(中國) 曆書是極為必要的。假如有一個可以依靠的理由，使得我們不被趕出中國，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了(指幫助中國皇帝修歷) ”。當時，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模式已在《天體運行論》(1543 年)發表，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的準日心體系也已在《論天界之新現象》(1588 年) 公佈，第谷體系的精確程度雖遠勝於前者，但第谷體系與實際測得的日食、月食總有誤差，“第谷的很好，但有時誤差一刻鐘。”

然而，伽裏略的天文學説被羅馬教廷判為“異端邪説”，並逐出教會，因此，他不想再與羅馬教廷甚至耶穌會發生關係，故此一再拒絕鄧玉函的請求。在這種情況下，鄧玉函於1623 年再次寫信求助於當時在英戈爾施塔特( Ingostadt) 大學執教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同事，請求他們寄給他推測日月食的資料，並打聽是否有天文學方面新出版的書。最後，此信在發出四年之後才轉到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的手中。開普勒接信後，立即回答了鄧氏在信中提出的所有問題，並寄了兩冊自己剛出版的“魯道爾夫”測表。但是，當此兩冊測表於1646 年到達澳門時，鄧玉函已去世16 年了，但它們對湯若望及後來者還是起了很大作用。

鄧玉函一方面向歐洲打聽最新的研究結果，另一方面他在中國翻譯撰寫有關天文學的書，並製作了六個大四分儀， 三個測角儀，三座渾天儀，一架地球儀，三架分別由銅、鐵、木做成的望遠鏡等諸多觀察及測量天文的儀器和裝置，為修歷工作作準備。鄧玉函一共撰寫了四本有關天文學方面的書，這四部書後來全部被編入《崇禎曆書》： 1、《測天約説》，收錄了西洋曆法的一部分，分兩卷。第一卷講靜力學：赤道、地平線；第二卷講動力學：黃道、天體的軌道以及它們每天的運行、太陽、月亮和恆星，並附有插圖。該書後由湯若望修正並付梓刊印。

2、《黃赤正球》，收錄了西洋曆法的一部分。分兩卷。第一卷由鄧玉函撰寫，由龍華民修正刊印，書名為《黃赤通距度表》；第二卷由鄧玉函撰寫，湯若望修正刊印，只收錄了大氣數據，書名為《正球升度表》。

3、《大測》，由鄧氏、湯氏共同完成，鄧氏負責畫圖。

4、《八線表》，講正弦、正切、正割，由湯若望和羅雅谷修正刊印。

中國明朝通行的歷法為“大統歷”或“回回曆”，在預測日、月食方面多次出現偏差，尤其是1629 年6 月21 日， 欽天監(皇家天文學機構) 官員用傳統曆法推測日食，再次失誤，而鄧玉函和龍華民依照西洋曆法推算準確。

於是，禮部侍郎徐光啓奏請皇上開設歷局，崇禎帝准奏。接着，徐光啓委託李之藻召集鄧玉函、龍華民領導並參與修訂曆書。鄧玉函、龍華民被召入歷局，標誌着“耶穌會傳教在中國最富有神話般時代的開始”。不幸的是，第二年，即1630 年鄧玉函患病去世。為了使修歷繼續進行下去，徐光啓特又上奏疏一道：“四月初二日，臣鄧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學歷專門，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巨訪得諸臣同學尚有湯若望、羅雅谷二臣者，其術與玉函相，而年力正強，堪以效用。”在這一奏文中，徐光啓高度評價了鄧玉函的學術水平，並把湯若望等與之相提並論。誠然，湯若望在後來的修歷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遠大於鄧玉函，無奈鄧玉函不幸早逝。否則，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崇禎曆書》的大功非鄧玉函等莫屬。因為當鄧玉函在北京修歷時，湯若望尚在西安傳播“福音”(湯氏於1627 年被派往西安傳教) 。因此，無論就年歲資歷，還是當時在朝廷的影響，鄧玉函明顯高出一籌。“夏爾(湯若望) 才是個開始者，而他的同伴龍華民和特倫茨(鄧玉函) 卻已是有名望的人了”。

《崇禎曆書》歷時5 年而成，它的修訂在中國科學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對於中國天文學來説，無疑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它促使中國偏重於經驗和實用的古典天文學，走上世界天文學共同發展的道路”。江曉原在《通天捷徑一文》中也總結道：“耶穌會士在中國大力傳播西方天文學，使中國天文學一度處在與歐洲非常接近的有利狀況， 並使進中國天文學平民化。”這其中也包括了鄧玉函的一份貢獻。

就在避難杭州之際，鄧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説概》一書。書分兩卷。第一卷講了骨骼、神經、體內脂肪、經脈、皮膚、軀體和血液。第二卷講： 感官、視覺、聽覺、嗅覺、舌頭、觸覺、發音的原理及形成。中國官吏畢拱辰在湯若望那裏發現了此書的手稿，最後經潤定，於1643 年付梓刊印。

鄧玉函在中國介紹西方醫學的同時，也在向西方介紹中國古老而神奇的中醫理論與知識。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 年5月14 日) 中寫道：“這裏有一種中國藥很出名：人們把它加熱，並溶解於一種液體中，就馬上會醫治病人，治療那些被蛇咬傷後處於死亡邊緣的病人，人們也用它來治療霍亂及某些疼痛或肚子病。”關於中藥的效用，鄧氏自己也深有體會：“我滯留在澳門整整二年。第一年我研究上毫無所獲，主要是因為缺乏導師和書籍，部分也由於三個月或三天的患病。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患病所產生的黏液比霍亂還要多，但尿液健康，發燒時顫抖厲害而持久， 且伴隨肚子發脹，服催瀉劑也不消退，用雙倍劑量的銻也不起作用。最後，我用二種中藥根經煎熬後在病發作時服用，我馬上吐出全部黏液，燒也隨之退去，於是就病痊了，直到第八天它重新發作。在燒來臨時，我喝同一種催吐劑， 燒再次退去，顫抖也消失了。這是一種什麼草藥，我不知道，可名字我知道，草藥根我也見過，但別的我什麼也不知道。”鄧玉函或許是最早在中國進行屍體解剖的西方醫學家。一位來自意大利的神父沙巴梯努斯(Sabatinus) ，因患某種憂鬱症，長達10年之久，死在中國。“有幾個月，他嘔吐出黑乎乎的膽汁。在他去世後，我進行了屍體解剖。我發現在他胃底部牢牢地長了一個一手長，四指寬的瘤，裏面盛滿了由黃轉黑的液體。一個日本教士死於類似的疾病。他死於長期吸食煙草的緣故。當我打開他的胸腔時，我發現他的肺看上去像一塊佈滿了許多淡藍色斑點的海綿。”

對於中藥和中國醫生，鄧玉函作了一個概括性的總結：“關於中藥和中國醫生，我大概可以這麼説：幾乎所有的中藥都要煎熬，它們是曬乾的草藥或剁碎的根；礦物質人們很少使用。(醫生) 自己是經驗主義者，事先對病因毫無所知；但在切脈上他們非常擅長；他們在把脈時，什麼也不問病人，而是講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讀一本書，像吉普賽人看手相一樣。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點我明白：人們把動脈分成幾段，離大拇指最近的一段治頭病，第二段治心病。從它們(指動脈) 推斷出相應部位的疾病。這裏人人都是醫生，因此醫術不被重視。”

鄧玉函對中國的針灸也饒有興趣：“中國人不用烙鐵，而是用苦艾灸皮膚，通常很有效。他們用一根長長的針刺入皮膚，扎得很深，並不斷轉動。據我所知，它能驅濕治瘤，但這一切我只是道聽而已，未曾親眼見過。”

鄧玉函在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大的貢獻要數他與中國官吏學者王徵共同完成的《遠西奇器圖説錄最》一書。此外還撰譯《泰西人身説概》這部書，是在中國最早介紹西方生理學、解剖學知識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