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爽秋

1897年，出生於江蘇省東台縣（今東台市）時堰鎮。

1914年（民國三年）秋，邰爽秋考取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 ^[4] 

1923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同年公派留美。

1924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碩士學位。

1927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學位。

1928年，被民國政府任命為省立南京中學校長兼中央大學教授。

1929年，大膽倡議“廟產興學運動”，提出“打倒僧閥，解放俗眾，劃撥廟產，創辦教育”， ^[4]  受名寺大廟的住持們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戴季陶迫害，險遭暗殺。不得不離開南京，經香港輾轉到上海另就大廈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之職。 ^[4] 

1930年，離開上海來到河南大學任教，深入農村進行社會調查。 ^[4] 

1931年5月，邰爽秋與教育家程其保等人倡議設立“教師節” ^[4]  。

1933年，發起了“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傾銷，發展國民經濟”的“土布運動”，又稱“廿二運動”，得名“布衣博士” ^[4]  。

1935年，任省立河南大學教育系主任教授，與李廉方等在開封推廣實驗教學法。

1935年2月，與蔡元培、陶行知、葉聖陶、巴金等發起推行簡體字。

1937年，日寇入侵，隨上海大夏大學教育學院遷往廬山，後至重慶。

1938年，大夏大學與復旦大學合併的聯合大學解散，邰爽秋攜家眷隨大夏大學赴往貴陽。

1947年，參加“反獨裁，反內戰，反飢餓”的愛國民主運動。

全國解放前夕，擺脱了國民黨特務的跟蹤，舉家遷入北京。

1949年解放後，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1976年12月24日病逝於北京。 ^[1] 

邰爽秋的教育管理思想十分豐富，分析其內涵，教育經費、教育指導都是重要部分，而此後的民生教育更是他管理思想的真實實踐，貫穿於各種教育活動之中。尤其在管理組織方面，重視實驗和研究一體化，重視教育的經濟功能開發和後備人才的培養，重視教育與社會的緊密聯繫，強調教材的實用化通俗化。這些做法，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實際狀況，適應了廣大農村勞苦大眾的迫切需要，是改革傳統教育，革新脱離中國實際的新式教育，重構符合中國實際、體現現代教育發展趨勢的新教育教學制度的大膽嘗試，對於今日各類教育的改革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和理論參考價值。 ^[5] 

邰爽秋認為，教育機會均等是教育經費的中心問題。因為，教育機會均等是教育經費由公眾負擔以及教育經費根據各地實際進行分配的基礎。教育經費政策的成敗關鍵在於是否實現了利於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 ^[5] 

在《公眾負擔教養經費之哲學背景》一文中，邰爽秋首先批評了反對公家出錢辦教育的貴族思想、自私自利思想，並進而分析了主張拿公款辦教育的人三種不同觀念，即“利用的觀念”、“慈善的觀念”、“權力的觀念”。邰爽秋認為“利用的觀念”實質上是以一種功利的眼光來辦教育，以達到其他目的，“認國家的權力，高出一切，要把個人完全屈服於國家的理想之下，個人不過是國家的工具，公家所以要辦教育，無非要把兒童造成良好的工具，去實現國家的目的”。而“教育是天賦特權，什麼人都有擁護的義務，用不着誰來發慈悲，加恩惠”，“慈善的觀念”也是不對的。“權利的觀念”是社會主義教育派的觀點，要求“教養機會均等”，但“他們還是重教不重養，只知教而不知養”。無養而教，無異於空談。 ^[5] 

邵爽秋認為要用“天下為公”的教育思想，即採取社會主義的教育理想，反對狹隘的地方主義，“以社會之款辦社會之教育”。不要“以為國税應辦國校，省税應辦省校，地方税應辦地方學校”，“彼此可以不負責任”。中央政府更應該“務期補救各地方教育經費不均齊的現象，而謀全國兒童教育機會均等之實現”。 ^[5] 

教育機會均等的實現勢必要增高教育經費，邰爽秋提出了八個增加教育經費的要素，即：增高國民富力，開闢教育富源，利用無益資財，改良教育税制，擴大教育單位，鼓勵人民協助，防止行政流弊，減免無形消耗。 ^[5] 

邰爽秋在1928年寫了《廟產興學運動——一個教育經費政策的建議》一文，次年，又編著了《廟產興學問題》一書。邰爽秋認為，發動廟產興學運動的目的，是“劃撥過剩廟產，創辦教育”，從而“剷除僧閥”、“解放僧眾”、“利用廟產”、“創辦教育”。關於“利用廟產”，邰爽秋指出要“劃撥廟產建設工廠及補習學校，促進還俗僧尼職業教育；建設國立佛學院，昌明佛學；保護名山勝蹟及其美術品；撥留年老及不願還俗僧尼之贍養費；餘款一律充教育經費”。至於“創辦教育”，更是要從“由大學院以全國為單位支配補助省縣地方，以謀教育之普及；提倡天才教育；提倡教養學校及育嬰學校；促進民眾教育；促進免費教育；設立清貧聰穎學生之獎學基金；恢復師範生待遇；提高教育人員待遇；推廣職業教育”等方面落實。 ^[5] 

有關教育經費獨立問題，邰爽秋在《教育經費獨立問題》一文中，介紹了美國教育經費獨立的城市在學生人數、教師工資、教師受教育程度、學校用地、教育政策延續等方面都好於教育經費不獨立城市的情況。當然，“以上所説雖説偏於美國城市教育方面的情形，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原則，拿來解釋中國教育經費應該獨立的理由，差不多完全可以適用”。進而，邰爽秋提出了教育經費獨立的八項主張：教育基金之確定，教育税源之劃分，預算制度之獨立，加税權力之獨立，徵收機關之獨立，保管機關之獨立，用款權力之獨立，審核機關之獨立。 　 ^[5] 

邰爽秋在提出教育經費獨立的八項倡議時，還注意到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統一的管理。他指出“全國教育經費收支的審核，應歸入一個有系統的機關辦理”。 ^[5] 

邰爽秋認為教育經費增高，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負擔均平，教育機會均等都需要以統一教育經費行政作為保證。只有統一教育經費行政，才能增加教育經費收入，通盤籌劃教育税源，改良教育税制，整理教育税收，擴大負擔教育費的單位；只有統一教育經費行政，才能保障教育經費的獨立；只有統一教育經費行政，才能平均教育經費的負擔，打消貧苦隔閡，公平支配；只有統一教育經費行政，才能籌謀教育機會均等，“更進而選擇優良，高深造成，亦可無遺珠之憾矣”，“因此發生統一教育經費行政的根本問題”。 ^[5] 

邰爽秋認為，要想實現教育經費行政之統一，必須遵守兩條原則，即系統要獨立、事權要集中。而做到這兩條，必須使全國各級教育經費局，由中央以至地方，一律以有機體之組織構成，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系統，不受普通財政系統牽制，以一事權，而節糜費。 ^[5] 

邰爽秋認為，教育局長的專業訓練至關重要。 ^[5]  應該規定嚴密精確的辦法慎重考選學習地方教育行政的畢業生，做到寧缺毋濫。而學習教育行政學，要以課程為主體，課程內容，應就行政專業之需要，分為各種行政的狀況，每個狀況為一個問題，由數人聯合教授。同時，應在教育學院附近，設立教育行政實驗區，專為試驗各種教育計劃制度，試用各種測量表格及為學生研究實習之用。 ^[5]  在邰爽秋看來，學生上課，實際上就是為解決問題，並無所謂真的上課。理論要與實際打成一片，即“學什麼”，就是“做什麼”。只有提高專業訓練程度，併發給教育局長們專業文憑，才可以資識別，而免魚目混珠之弊。 ^[5] 

邰爽秋認為剛剛離開校園的大學畢業生，是萬不可擔任做教育部門的負責人的，而應該在四五年內擔任較小的職務，吸收經驗，充實修養以為日後服務做準備。必須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所任工作不宜固定，應時有變動，這樣才可以獲得多方經驗。 ^[5]  除此之外，做教育局長之前，應先在教育界服務三五年，或為教師，或為校長，在此數年內所得之經驗，其價值非求學時代之普通及專業修養所能及。 ^[5] 

邰爽秋在此方面，總結了如下數十點：心地光明；言語有度；處事公正；愛惜聲譽；經濟時間；處事敏捷；料事得體；主張堅定；手腕靈活；瞭解人情世故；發言中肯合時；勿言人之短，勿炫己之長；成功不自滿，失敗不頹喪；態度大方，應有君子體貌；詼諧有節，毋作過分莊嚴；根據事實，答辯非難，態度雍容，言簡意賅；臨事怨懟，最不能得人信任。此種習慣，萬不可養成。 ^[5] 

邰爽秋希望，教育局長除舉報上述品格之外，還需要建立起領袖的資格。 ^[5]  所謂“領袖的資格”，不僅要熱心教育，為人模範，還要合理使用法律賦予的職權，做事處事要憑藉真實能力。同時，還要做到不為行政瑣事束縛；更要懂得重要的改革，必須經過長久的時期，才能實現。 ^[5] 

教育局長的任務是很多的，但邰爽秋將這些歸結為四項，即計劃上的任務、行政上的任務、視導上的任務和社會上的任務。 ^[5] 

市縣區範圍有大小之殊，計劃任務即有繁簡之別，但無論怎樣，對於新局長就任之始，其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編定計劃。 ^[5]  邰爽秋提出，在編制教育計劃時，首先應根據事實上的需要，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憑空捏造。因此，可以先將本地方社會情形及教育狀況，做一個簡單的調查，分析研究其教育需要的性質和程度，然後考核本地方教育設施是否滿足此種需要。最後根據結果，進行通盤籌算，分清楚事情的輕重緩急，確定進行的重心，即在某一時期或某年計劃內集中精力從事的事情。同時，還需要參照中央及省裏的規定以及本年度教育的計劃，分門別類的進行詳細説明。 ^[5]  邰爽秋特別指出，推行計劃時應注意計劃中詳細條目，若時機未到，不宜公佈。 ^[5] 

教育局長在行政上的任務包括從局內雜項到經費開支，從人員調度到教材安排，從兒童成長到健康方面，從普及教育到社會教育，甚至是私人教育等等。因此，邰爽秋告誡教育局長們要建立起與同事們之間的互信。 ^[5]  教育局長還要獲得社會的信任。“局長為一地方教育領袖，地位重要，其與兒童家長及一般市民接觸之機會頗多。此種機會苟能善為利用，則局長之人格、學識、機智、判斷等皆能予人以良好印象，增加其管理上之力量。否則必得相反結果，失卻民眾之擁護，不可不慎也”。 ^[5] 

視導上的任務是教育局長的第三個任務。所謂視導，就是教學視導，是針對學校或教師之教學措施進行系統性的視察與輔導，以提升學校教學質量與學生學習效果的過程。 　因此，與督學、校長、師生進行交往，即視導上的任務。前兩項，計劃與行政上的任務，都為此而設。但教育視導有很多方面，包括行政視導與教學視導。行政視導強調政令及行政運作的視察與輔導，教學視導則重視教學計劃與教學實施的視察與輔導，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教育局長要處理好與督學、校長、教師及學生之間的關係，對督學要指導，對校長要提出意見，對教師要鼓勵，對學生要關心。 ^[5] 

教育局長的最後一個任務就是社會上的任務。如參與各種社會服務團體，提倡並參與到合作運動、衞生運動、造林運動、職業指導運動等各種運動中來，提倡並指導民眾自發組織的各類研究會，參與教師、家長的集會，輔助縣政府促進地方自治，出席市政府或縣政府各種會議，領導民眾舉行各種紀念會以及赴宴。 ^[5] 

值得一提的是，邰爽秋強調了教育局長夫人對工作的幫助。包括協助丈夫處理社會任務，防止其在社會活動上浪耗精力，維持和平美滿之家庭生活，協助處理雜務，鼓勵丈夫努力改進。所以，“為局長者，有如此內助，若其他條件適合，則其事業之成功，自可操左券矣”。 ^[5] 

指導教學是一種動作，指導教學之目的，是在幫助教師促進教學，而使兒童在學習上得到經濟的有價值的效果。但是要指導教學成功，當先要診察與教學方面有關之各種事實。邰爽秋批評了在教育視察時走過場、搭架子浮於形式的現象，並打比方説“要用醫生診斷的方法，診斷教學上的病態”。 ^[5] 

邰爽秋指出，要從學生、教師、教學三方面入手。因為，這三者是整個教育中最重要的三個環節。對於指導教學的人，由於“教學指導乃教育行政中重要事務之一，凡是擔任行政的人，皆應負擔指導的責任，而指導能否成功，全觀此等人員之修養如何而定”，所以，在邰爽秋看來，理想中的教學指導員，是要在體質、品格及對人的態度、習慣、思想行為、學識、教學技能、指導技能、辨事能力等方面具有一系列條件的。而在施行教學指導之前，還需要有良好的教學標準，這種標準既可作教師研究改進之指南針，又可供指導員檢驗批評之參考。在上述條件都完備後，方可視察教學。邰爽秋建議，教學視察，要制定好計劃，從一年到一月直至一週，通過校內、本地、遠道等多種視察形式，同教師們進行個別和團體的會商，提出意見和建議，用合理的批評方式，使教師能夠自我分析，自我進步，能夠自立、獨創。 ^[5] 

邰爽秋認為，民生教育應以發展社會生產解決人民生計為中心，寓一切教育於民生建設之中。他説："中國農村目前的病根，乃是一個'貧'字。"所以必須"擒賊先擒王，治病先治根，救國先救窮，教民先教富"。因為"農民經濟的問題一日不解決，一切教育都是白費心血，不會收效"。邰爽秋指出，教育應當適應中國最大多數民眾最迫切的需要並以此為基礎。這個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民生，所以任何教育不應當離開民生，把發展人民生計改進人民生活當做一項基本的工作。 ^[2] 

邰爽秋認為，民生本位教育最突出的特點是"注重生產勞動"，同時顧及其他方面。民生教育既不是"生計教育"，也非狹義的"民生主義教育"，或其他什麼教育，而是以民生為基礎為本位，"以民生經濟活動為中心為脊幹，來發展人民生計、改造民眾生活、扶植社會生存、保障羣眾生命，兼顧現在未來、生產分配、物質精神，並具有倫理、社會、·國防、整個及大同等特性之教育"。各種教育之實施，務須以民生為首要為基礎為中心為目標的，以民生需要為根據，顧及國民經濟之能力，與生產場所及生活環境相配合，儘量運用科學知識與方法，並融合中國固有文化之優點。要使整個教育制度生產化、職業化、民生化，培養訓練以生產技術為基礎的技術、業務、教學三種人才。簡言之，"民生本位教育就是以發展人民生計的經濟活動為骨幹，來改造民眾生活，扶植社會生存，保障羣眾生命而達到民族復興的教育"。其目的就是從民生需要出發，建設中國教育的新基礎。 ^[2] 

父親：邰戟門 ^[6] 

妻子：胡佩貞 ^[7] 

“邰爽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教育經費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其見解在今天看來仍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南京師大學報） ^[5] 

對於畢生盡瘁於教育事業的邰爽秋而言，他何嘗不是一位矢志不渝、痴心不悔的守巢人？（鹽城史志網） ^[4] 

“我想邰爽秋作為一代著名教育家，是應該入史的。”（宮立） ^[8] 

教師節史料(8張)

1930年，邰爽秋到河南等地農村考察時，目睹了農村、城鎮經濟的衰敗。於是，他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後，提出了以救國救民為宗旨的“民生本位教育”的主張。他認為發展民眾教育必須提高教師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生活水平。1931年6月初，他發出倡議定6月6為教師節，以改良待遇、保障地位、增進修養為三大爭取目標，來徵求教育界人士共同發起。數日間，得到京滬教育界數百人的響應。6月6日，邰爽秋等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第一次慶祝儀式，集合南京、上海教育界同行260餘人，極一時之盛。 ^[8] 

1932年5月，南京教育界通過市教育局長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要求，明令規定6月6日休業一天，遭到當時教育部拒絕，但允許教師自行組織紀念活動。於是各地教師每年就在6月6日自動舉行教師節，如南京、上海、杭州、長沙、開封、南昌、徐州、鎮江等地，都有盛大的集會。在以後的幾年當中，除上述各地繼續舉行教師節外，重慶、廣州、香港等地，也相繼舉行了教師節慶祝大會。在舉行慶祝的當天，各學校都放假或停課一天半天；各地報紙大都發行紀念特刊；有的書局還對教師購書給以特別廉價優待。 ^[8] 

1951年5月1日《人民日報》曾經評論説"六六"教師節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教師自己爭取訂定的節日。在當時紀念這個節日時有着一定的進步意義”。 ^[8] 

“民生本位教育”不是一句口號，邰爽秋終究要探究其實質，他率先穿上土布短裝，走上街頭，發起了“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傾銷,發展國民經濟”的“土布運動”，因此事發生於民國二十二年，故又稱“廿二運動”，而“布衣博士”也很自然地成了邰爽秋的代名詞。後來，他輾轉重慶、上海等地農村開展民生本位教育宣傳。 ^[4] 

邰爽秋主張民生教育在民生經濟活動上教與學，把"教育送到民眾面前。"為了便於普及民眾知識和生產技能，邰爽秋髮明瞭一種普及教育車，這種車"包含流動書庫、遊行講壇（按其他十種為民眾報社、巡迴展覽、代用會場、農業指導、娛樂場所、平民書案、臨時醫院、合作商店、簡便工場及露天茶園），以一人推輓、裝置及講説之勞，而使各地民眾均有領受常識之機會，以不及法幣一百元之開辦費，教員一人之生活費，而可以充小學及民眾教育館之代用，用力少而成功多，教育之工具莫良於此矣!"當時政府發佈通令，要求各地積極採用，各地爭相購買。這種教育與民眾生活相聯繫的教育方法，受到了民眾的極大歡迎。美國紐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梅戈登專程來華考察民生教育活動，並拍成電影回國。 ^[9] 

當時他提倡民生教育、創辦教育車，每天將教育車推到滬西去教育一些貧苦失學的成人和兒童。每月還能將他所得的薪水抽出三分之一來救濟滬西的貧苦的人。他有苦幹正勤正済的精神。當時他是我最崇拜的一個。當我看見那貧民區的做小工的和拉車子的和他們攀談很久、看到他們那種刻苦耐勞的精神，誠懇坦白的態度，把我從小存在的髒東西也沖洗了一點。 ^[7] 

我在大學本科學習期間，修習了很多門課，在這些課裏學了些什麼，現在印象都很淡薄了。但是其中有一門課給我印象很深，對我一生影響很大，那就是邰爽秋教授在1933年春天給我們教育細胞系三、四年級開的一門叫着“中國教育出路問題”的課。 ^[7] 

正如這門課的名稱所指出的那樣，任課教師在這裏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連邰先生自己對這個問題也還沒有答案，更談不上固定的教材。不過，他認為這個問題的確是當時中國實際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作為一個有責任感和事業心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對這個面臨的問題作出答覆。為此，他開了這門和他的學生們一起探討的課。這門課每週只上一次，在課堂上，他把當時中國教育方面（其實也涉及政治一點經濟各方面）的種種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擺出來，叫大家看該怎麼辦。他的感情是那麼的豐富，講到令人悲憤處甚至會痛哭流涕。為了給提出的問題找答案，他給我們指定了很多參考資料，其中包括當時許多著名的教育實踐的情況介紹或理論闡述，有關於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是有限的一點、江蘇教育學院事業取得一點、南京曉莊師範和上海山海工學團的……等等。以後，教師又領着我們到上述這些地方參觀訪問。通過這門課的學習，我們的眼界開闊了，思想活躍了，對當前的教育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特別關心；我終生從事教育事業的決心也是由此下定了的。 ^[7] 

1931年，邰爽秋等人建議以每年6月6日為教師節的倡議雖然未得到民國政府的接納，卻被社會廣泛接受，不少學校都自發地在這一天舉行紀念活動，連蘇區教師也在這天集合紀念。1943年，民國政府教育部頒文確定每年8月27日為教師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教育部、教育工會將教師節與“五一”國際勞動節合併。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每年9月10日定為中國教師節。從此，這一天真正成為全國性的節日，邰爽秋的理想終於變為現實。 ^[10] 

1930年，邰爽秋等人發表《廟產興學促進會宣言》，以中央大學為中心，到處成立“促進會”。1935年，全國教育會議重新通過了將全國寺產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廟改為學校的決議。廟產興學政策實施近四十年，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中國近代以來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1] 

邰爽秋等在教育經濟學發展史上貢獻顯著 ^[12]  ，邰爽秋的《教育經費問題》和陳友松的《中國教育財政改造》，代表了民國時期中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