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遵義！

《遵義！遵義！》是一部描寫中國共產黨與軍隊重大轉折時期的長篇小説，共二十二章。故事圍繞“遵義會議”這一核心歷史事件，既刻畫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林彪、彭德懷、賀子珍等革命家的文學形象，也描寫了一批普通紅軍官兵的戰鬥生活：女紅軍秦娥、孟林，方面和方圓兄弟，傷員老楚，擔架夫子老苦、小六九、俘虜軍官猶士彬，九娃子、河嬸等人，共同編織了一幅立體畫面，再現了那段黨和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歷史情景。 ^[2] 

小説清晰地展現出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決策層逐漸佔上風那樣一種漸進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人物性格層面的，小説中的重要歷史人物不是臉譜化的呈現，而是個個血肉豐滿、個性十足。小説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表現毛澤東在困境中的堅持、對形勢的洞察、鬥爭策略的運用以及軍事指揮上的卓越才能，這些使得他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航者，率領紅軍衝出重圍走向勝利。 ^[3] 

對彭德懷和林彪兩員戰將的刻畫，筆墨不是很多，卻性格分明，各具特色。彭德懷的持重和勇猛，林彪的多思和機心，都寫得恰到好處。而且，這兩個人物互相映襯，對比而出，更見作家巧思。林彪想要讓毛澤東交出指揮權，不曾直接提出，卻去遊説彭德懷，顯然是看中了彭德懷的耿直敢言；時值新敗，彭德懷未必對毛澤東沒有意見，卻對林彪提議不置一詞，堅持信守了自己的組織觀念。林彪的一軍團在婁山關戰役中劃歸彭德懷指揮，林彪由戰況進程的觀察對彭德懷作出評價，寧可讓自己的三軍團在戰場血拼消耗巨大，卻把一軍團的部隊作為預備隊而保留實力，誠為厚道人也。 ^[4] 

對李德和博古，作家寫了他們各自的錯誤，卻非常有節制，對兩者都充滿了“理解之同情”：李德在中共黨內充當最高軍事指揮官，並非他自己的意願，而是中共要員對共產國際的敬畏所致；博古對自己的去職並不就是毫無掛礙，但也有其黨性崇高的一面，甘願服從黨內決定，並且準備勇敢接受歷史的裁決。 ^[4] 

作品中對休養連的小戰士卓進成的塑造，不僅為作品增加了來自年輕士兵的長征感受，豐富了作品的敍述層面，還通過其獨特身世，體現出紅軍的人性魅力：卓進成本是紅三十四師的戰士，該師在湘江戰役中擔任後衞作戰而全軍覆沒，在明知強敵壓迫玉石俱焚的命運無可規避之際，軍團長董振堂命令，將該師中的父子兵、親兄弟中的兒子和弟弟挑選出來令其隨主力紅軍撤退，並且把卓進成安排在負責照顧傷病首長和婦女的休養連，不只是為三十四師留下了一脈薪火，也是對麾下士兵的無邊關愛。與之相映成趣的是黔軍參謀、紅軍俘虜猶士彬，在紅軍強大的感召力下發生的“不徹底”的轉變。他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假冒為黔軍班長而投身紅軍，他用別緻的眼光，審視這支失敗和逃亡中的軍隊的浩然之氣，見證其將士的英勇無懼，團長、連長的身先士卒率先衝鋒；也用自己的切身經驗，辨析黔軍、川軍和滇軍的各自作戰特徵，猜測紅軍首長的行軍作戰意圖，而且往往會切中要害，揭出底牌。這樣一個有幾分痞氣、有幾分狡黠又終不失其良知和靈性的“老兵油子”，可以説是作品中最為鮮活的人物之一。 ^[4] 

遵義會議是黨在長征時期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作者以歷史為舞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通過對遵義會議前後黨和紅軍長征行動的總體把握，以具體事件為背景，以各類人物活動為載體，勾勒出一幕幕波瀾壯闊的立體畫面，熱情謳歌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謳歌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唱響了主旋律，弘揚了優秀革命傳統。 ^[5] 

在閻欣寧筆下，領導層的分歧與鬥爭既是軍事路線上的，小説清晰地展現出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決策層逐漸佔上風那樣一種漸進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人物性格層面的，小説中的重要歷史人物不是臉譜化的呈現，而是個個血肉豐滿、個性十足。小説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表現毛澤東在困境中的堅持、對形勢的洞察、鬥爭策略的運用以及軍事指揮上的卓越才能，這些使得他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航者，率領紅軍衝出重圍走向勝利。此外，廣大紅軍官兵因血的教訓與歷史的對比而產生的強烈呼喚，也是小説關注與表現的重要方面，來自基層的聲音也對紅軍指揮權的更替產生了重要影響。 ^[3] 

作者把歷史事實和文學想象有機結合，以大的歷史事件為背景，以大人物為歷史縱線、實線，即黨的高層領導者靈魂式的展示；小人物為生活橫線、虛線，即紅軍基層指戰員肌理式的寫實，勾勒出一羣文學人物形象，他們一道成為紅色信念的實踐者，共同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紅色大歌。作者用大量文獻資料有機地整合了這段歷史的每個側面，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藝術的合理想象，構建情節發展脈絡，將歷史事件具體化、形象化，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真實性和感染力。同時，作品以人物帶歷史，以歷史來突出人物的創作手法，相互映襯，相得益彰，很好地表現了主題思想。 ^[5] 

《遵義！遵義！》中，作者一是深入挖掘了作為全書核心內容的遵義會議，同時對湘江戰役、通道會議、黎平會議、搶渡烏江、四渡赤水、扎西會議、會理會議等重要事件均有比較到位的描寫，從中着力突出了黨的領導、軍隊建設、戰略策略等重要內容。二是多層面、多角度地揭示了各種矛盾。遵義會議這一段時期，是黨和紅軍的重大轉折點，也是各種矛盾衝突最為交織、最為激烈的一個時期。作品以紀實的手法，藝術地再現了這些矛盾衝突和解決過程，演繹了黨和紅軍所經歷的驚心動魄、扣人心絃的鬥爭場面。三是作者以嫺熟的筆觸，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紅軍在遵義會議後聲東擊西、避實擊虛、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在運動中殲敵、迂迴穿插於國民黨重兵集團中間的戰爭場面，將紅軍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內容具體化、細節化，增加了作品的生動性。 ^[5] 

《遵義！遵義！》中，作者一是以重要歷史事件為背景，深入刻畫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林彪、彭德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形象，也描寫了一批普通紅軍官兵和羣眾的生動形象，還藝術塑造了俘虜軍官猶士彬等人物形象，人物刻畫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特點。二是以人物活動為傳媒，力求把他們的工作生活具體化，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景，準確地表達了他們的思想波動和情感歷程，詮釋了深厚的戰友情、同志情、母子情等多種情感。三是作者對人物刻畫在神似的基礎上着力於精神的挖掘。在作者筆下的紅軍官兵，無論官職大小、年齡長幼、體質強弱，他們的舉手投足、言談話語之間，都濃縮着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煥發着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表現着同人民羣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的真摯情感。人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中國光明的未來。 ^[5] 

《遵義！遵義！》真實地呈現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所面臨的生死存亡危機，狀寫了身處遭貶黜逆境中的毛澤東，依靠周恩來、張聞天、朱德、陳雲、劉少奇、王稼祥等大多數黨中央和紅軍領導人的支持，與李德、博古的“防守中的保守主義”、“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作堅決鬥爭，成功地改組了黨和紅軍的組織領導機構，並以傑出的軍事才能指揮紅軍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最終力挽狂瀾，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6] 

《遵義！遵義！》中，作者對遵義會議這段歷史的獨到研究、發現和理解，表現在並不單純將遵義會議侷限為在遵義柏公館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是將之前的中央政治局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之後在鐵場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遵義會議視作一個整體，亦即將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視為前奏，將鐵場會議視為尾聲。前三者為遵義會議作了準備，後者則是遵義會議精神真正得以全面落實的標誌，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將掀開新的一頁。小説採取高層人物真名實姓，中下層人物虛構為主的手法，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有機結合；筆墨高度濃縮，藴含密實的歷史信息。作品所點出的包括紅軍中下層軍官在內的真名實姓人物，亦並非隨意為之，而是有意為日後人物的發展提供歷史的註腳。《遵義！遵義！》在深入的歷史研究基礎上採取的這些手法，為革命歷史小説的寫作創造了新的經驗。 ^[6] 

《遵義！遵義！》中，作者的藝術匠心在於，指揮權的更替作為全書的總綱，緊扣整個戰局，具有很強的閲讀張力；而設置幹部休養連這一敍述視角，則可以勾連起軍中上下左右各個方面。這就建構起整部小説立體的敍事網絡。方面、方圓、孟林、秦娥等眾多虛構人物，性格鮮明，形象鮮活。通過對這些普通官兵行為和心理的描繪，不僅揭示出真實的戰爭形態，還反映出殘酷戰爭環境下紅軍隊伍中美好的人情與人性。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戰爭涉及到的地理人情、山川風物、歷史掌故等等文學要素，在小説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作者對歷史的細部進行了文學化的描寫，從而賦予生活以豐富的色彩、聲響與滋味。 ^[3] 

2011年，《遵義！遵義！》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評選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80種重點出版物”。 ^[7] 

“《遵義！遵義！》以遵義會議前後那可歌可泣而又千迴百轉的悲壯歷程為主體框架。小説既以寫實的態度再現歷史，又以想象的虛構豐富歷史，用虛實相間的筆墨，生動地描繪出一種蒼涼沉重而又波詭雲譎的歷史氛圍。”（文學評論家汪守德評） ^[3] 

“閻欣寧的長篇小説《遵義！遵義！》，再現並定格了這一歷史驚濤拍岸的時刻。回眸那段崢嶸的歷史，令人感慨萬千，生髮無盡遐想。”（文學評論家石一寧評） ^[6] 

“希望有更多像《遵義！遵義！》這樣的好作品湧現出來，為黨服務，為人民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研究員翟清華評） ^[5] 

2011年3月，《遵義！遵義！》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

閻欣寧，男，出生於青島。曾在部隊服役，現任廈門市文藝創作中心主任，文學創作一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追水營》《中國爹孃》《來復線》《地平線》等長篇小説多部，長篇紀實文學《百戰將星韋傑》，小説集《槍族》等。曾獲解放軍文藝獎、莊重文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