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德孟

1958年至1965年，在基層林業單位工作。

1966年至1971年，在原蘇聯列寧格勒林業學院留學。

1972年至1974年，在北太省林業廳工作，之後到阮愛國黨校學習。

1976年至1997年，歷任北太省省委委員、北太省林業廳副廳長和廳長、北太省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省委副書記、省人民委員會主席、省委書記、中央民族部部長、第八屆國會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和第九、十屆國會主席等職。

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89年3月，在越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委員。

1991年7月，在越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1992年9月起，他連續當選第九屆和第十屆國會主席。

1996年7月，在越共八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負責國會工作。

1998年1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1年4月22日，在越共九屆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兼越共中央軍事黨委書記。成為新一任越共總書記後，農德孟繼續越南的革新進程，改革事業各方面均有所突破。

2006年4月25日連任，是越共四人領導核心（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之首。

2011年1月18日，越南共產黨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越南第十一屆國會主席阮富仲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未當選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退出越南最高領導層。

長期以來，越南共產黨和中國一樣一直強調經濟改革，避免直接提及敏感的政治改革。1979年，越共第一次接受了私營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概念，並在海防等一些農村地區試行了分田承包。1986年，進一步提出了“革新開放”，其主旨在於確立以經濟改革為中心，包括在農業上實行承包制，在工業上擴大企業自主權，放寬商品流通控制等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1989年越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是一項長期政策”。越共八大更進一步指出“商業化生產與社會主義沒有衝突，是人類取得的成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和之後都有存在的必要”，2001年越共九大，最終出台了越南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概念。經過20年的經濟改革，人民的温飽問題很快得以解決，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制約改革進一步深入的政治瓶頸也逐漸顯露。以農德孟為首的越共中央認識到經濟改革的深化必須與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依託。正如農德孟在越共十大的報告中所説的，越南社會經濟存在一些問題和麪臨一些挑戰，包括經濟增長的質量、效果、競爭力較差，經濟結構轉變緩慢等。

在此次越南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推舉了農德孟和胡志明市委書記阮明哲兩位候選人蔘選總書記，經過差額選舉產生了越共新的最高領導人，此舉極為罕見，也震動了國際媒體，被認為是啓動長期冰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序曲。越共十大4月23日按差額選舉產生了181人組成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候選人207名，包括自我推薦的2人。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原定選舉25人，但因只有21人得票過半，大會決定不再進行第二輪選舉。

越共十大還將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明確列入會議的正式議程，在十大正式召開前，越共全文向公眾公開了含有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十大”政治報告草案，徵求社會對草案的意見。在報告草案中，除了國企轉制、貧富分化等經濟、社會問題之外，草案重點談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設與完善方面存在的問題，像國會監督作用沒有充分體現，作為對黨起重要監督作用的祖國陣線、人民團體現在還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長”，越共黨內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等現象，黨在教育、醫療、文化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領域思想僵化，民主規則被破壞等等。越南共產黨的自我批評在社會產生了良好的評價，人民紛紛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互聯網等方式建言獻策。據越共中央辦公廳統計，在草案公佈的一個月時間內，辦公廳就收到各方面的來信1400多封，來自中央機關和各團體的綜合意見反饋近80份。至於各報刊、電台、電視台、網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難以計數。越共發起的這場討論不僅把越南對改革的認識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讓越南人真切地感覺到，越南政治體制的改革已越來越近了。越南的經濟改革始於學習借鑑中國的經驗，但其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卻已走到中國前面，甚至有一些媒體驚呼經濟改革是“越南學習中國”，而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國要學習越南”。

作為執政黨，越南共產黨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是黨內的腐敗問題，這也是越南革新開放面臨的重大危機之一。實行“革新開放”以來，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也愈加嚴重。據越南媒體報道，僅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間，全國各省和中央直轄市先後查處幹部貪污案件8800多起，涉案官員包括幾名在職正副部長在內共計約1.2萬多人，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逾1.4億美元。

農德孟接任越共總書記後對違法亂紀的黨員進行嚴懲，公開曝光了一批涉及高官的反腐案件，包括一些部長在內的高級官員受到了嚴肅處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腐敗案件仍層出不窮。因此，越南正尋求一種機制來全力遏制腐敗發展的勢頭。農德孟在越共十大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指出，加強預防腐敗行為和開展反腐敗、反浪費鬥爭是社會的迫切需求，同時也表明了越共在反腐問題上堅定的政治決心。農德孟再次當選越共總書記後當天在越南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反腐鬥爭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既要依法嚴懲和不放過任何腐敗分子，也要避免造成冤案。要考慮建設、完善反腐機制和法規，以避免管理上出現漏洞。反腐鬥爭要從基層做起，從每一個單位和每一個人做起。同時，還要重視預防腐敗的發生，這樣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反腐鬥爭。

越南最近已頒佈首部《反貪法》杜絕貪腐，規定官員及其親屬必須申報資產，若發現政府部門機構官員貪贓枉法，相關主管和經理都將受到懲治。為淨化民風，取締聲色犬馬，越南政府去年底已暫停審批新的酒吧、卡拉OK和舞廳。

自越南實行“革新開放”以來，越南共產黨在黨內大力提倡逐步實現領導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農德孟上台後，幹部的年輕化速度更為加快。

長期以來，越南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一直由平均年齡超過70歲的老一代領導人所掌控。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選舉時年71歲的阮文靈為總書記，其他兩位主要高級領導人即國務委員會主席長征和政府總理范文同的年齡更是分別高達79歲和80歲；1991年6月，年逾74歲的杜梅在越共“七大”上當選為新的越共總書記，到1992年9月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一職時，越南黨、國家和政府的三位領導人即越共總書記杜梅、國家主席黎德英和政府總理武文傑的年齡分別為75歲、72歲和70歲。1996年6月召開的越共“八大”明確提出了幹部隊伍的梯隊建設問題，規定今後凡年齡在55歲以上者不能作為新的中央委員候選人。1997年9月越南國會選舉產生了新國家領導人，60歲和63歲並具有大學學歷的陳德良和潘文凱分別接替年事已高的黎德英和武文傑擔任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這也標誌着越南最高領導層的新老交替工作初步完成。2000年10月，越共元老、越共中央顧問杜梅、黎德英、武文傑致信越共中央，建議超過70歲的越共政治局成員應當在黨的“九大”上退休，越共中央採納了他們的建議，規定以後年齡在65歲以上的政治局委員不得連任，同時，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年齡不得超過70歲。

農德孟2001年任總書記後，越南黨、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的新老交替工作繼續有條不紊地進行。越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原有15名成員，其中1名已去世，之後一直保持14名成員。在本次越共“十大”上，國家主席陳德良、政府總理潘文凱和國會主席阮文安等8人均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新一屆越共中央政治局僅保留了包括總書記農德孟、政府常務副總理阮晉勇和胡志明市市委書記阮明哲在內的6人。新補充了包括現任副總理范家謙等8人。

新一屆越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及中央委員會的組成都充分體現了年輕化的要求。新進入政治局的領導人大多出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年齡在60歲左右。而新當選的79名中央委員中，多數也在50歲上下，其中具有大專學歷的委員佔81.3%，高於上屆的75.8%。

農德孟於1994年2月和2000年4月率越南國會代表團訪華。

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他作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2003年4月來華進行工作訪問。

在歷史上一直唇亡齒寒、唇齒相依的中越關係，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嚴重分歧，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現了明顯倒退乃至高度對立，甚至因此兵戎相見大動干戈。這是中越歷史上與雙邊關係中一個非常不幸的時期，好在這個不幸的時期比較短暫，只是歷史長河與時代潮流中的細枝末節，不致影響中越雙方繼續致力於推動彼此友好的歷史主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越南開始毅然決然地放棄成為“東南亞霸主”的迷思，並於1990年底實現從柬埔寨完全撤軍。一九九一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成都分別會見了到訪的越共總書記阮文靈，中越兩黨宣佈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

這就是著名的「成都會晤」，過去一度從「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的中越關係，因此得以開始復甦。很顯然，「成都會晤」是中越關係發展的新起點，明瞭一此一背景世人就不難看出，越南領導人在蘇聯解體之後，為了國家利益和鞏固越共執政黨地位，決心糾正錯誤，進而恢復與中國的友誼，顯見其來有自，此後兩國兩黨關係就不斷向前發展。

如果説，在一九九八年逝世並曾得到中共高度評價的前越共總書記阮文靈，是恢復中越傳統關係的重要推手的話，那麼當前擔任越共總書記一職的農德孟，就是又一位能夠對未來越中關係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的政治人物。農德孟之前的兩位越共總書記──杜梅與黎可漂在位時，一個由於年事已高，一個因為任期短暫，而未能在越中關係上作出更大展布，這就給農德孟進一步加強越中關係，留下了甚為廣闊的表現舞台與揮灑空間。

2005年底，農德孟在與胡錦濤的會談中主動提出，越南黨、政府、人民十分重視按照十六字指導方針和「四好」精神，發展同中國全面、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使「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的雙邊關係更加鞏固。越南黨和政府願同中方一道努力，把頭等優先發展越中兩黨兩國關係視為一貫政策，全面推進越中友好合作關係向前發展，使兩國人民的友誼世代相傳。

農德孟以少數民族的出身而能成為越共與整個越南領導人，已經創造了歷史與奇蹟；如今，年富力強的農德孟仍然有機會去創造更大的歷史與奇蹟，乃至備受國際社會注目的歷史奇蹟──正如冷戰時期因不斷挑釁中國、挑戰中國而讓世人側目的越南一樣。當然，與過去時空條件大為不同的是，如今的越南必須和中國修好，乃至與中國進行徹底、充分的合作，它才有可能再次在東南亞地區扮演一種更具建設性的積極角色，而不是過去那種一度對地區夥伴極具破壞性的消極角色。

無論是從地緣政治的經驗教訓着眼，還是從雙邊關係的歷史恩怨來看，越南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決定選擇「親中」的外交戰略，將是一條現實而理性的大國關係路徑。越南在冷戰時期緊跟蘇聯與中國對抗的主要原因，並非中越兩國存在不可調和的國家利益上的對立與衝突，而是由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分歧使然，前蘇聯的居中挑撥及其對越南方面的大肆利誘，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事過境遷，當前與俄羅斯幾乎已無瓜葛的越南，在考慮中越關係時的首要因素，自然是以能夠確保自身的國家利益為優先。就改革經驗來説，與其同處社會主義陣營的鄰國中國，無疑是越南頗值鏡鑑的最佳榜樣；就經貿往來而言，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與最具潛力經濟體的中國，也是越南最為期待和最為理想的合作伙伴與交易對象。中越雙邊貿易額有望在2010年前達到一百億美元，中方已表態堅決支持越南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目前，包括中越菲等國在內的南中國海周邊國家，業已在合作勘探、開發南海油氣田等能源問題上展開緊密合作，並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積極成果。

近年來，當世人日益關切中日東海能源主權之爭時，中國與越南之間的北部灣卻顯得風平浪靜波瀾不興。從2004年6月30日兩國海上劃界協定生效後，這片原先因雙方漁船「越界」而經常引發紛爭的海域變得格外安寧。這就得益於農德孟擔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以來，大力主導並推動中越邊界、領土等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所取得的積極進展——北部灣劃界協定和漁業合作協定於2004年六月底同時生效，並逐步落實到實處。2005年七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訪問北京，隨後發表的兩國聯合公報同意雙方繼續落實兩個協定，共同維護海上治安和漁業生產秩序。

中國與越南的兩個協定，也是中國第一次與周邊國家的海洋劃界和第一個劃界後的漁業合作協定，自有其非比尋常的意義。2005年底，雙方同意確保最遲在2008年內完成陸地邊界全線勘界立碑工作，並早日實施兩國海軍北部灣聯合巡邏，以及儘早開始灣口外海域的劃界談判。與此同時，中越之間早已設立了北部灣漁業聯合委員會，對涉及雙方利益的議題進行協商，可望有效解決此前一直懸而未決的諸多漁業糾紛與摩擦。在政治互信方面，越南亦多次重申支持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台獨」活動，絕不同台灣當局發展任何官方關係。

農德孟年輕有朝氣，在政治上持温和的中間立場，傾向於改革，為黨內各方所接受，被稱為“穩健”的改革派人士，善於彌補各方矛盾，處事靈活，是越共黨內開明的務實派。他還有在地方和中央長期的工作經驗，為官清廉正派。在其擔任越南國會主席期間，在他的領導下，作為越南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會加強了對政府的工作的監督，在農德孟的要求下，國家電視台多次對國會重要會議和國會對政府部長的質詢進行實況轉播，由此改變了國會以往在老百姓心中“橡皮圖章“的印象，使國會成為“公平、民主、有活力的論壇”，在越南當時沉悶的政壇颳起了一股清新之風，農德孟本人也由此深得黨內外幹部和羣眾的一致信任，其才幹和工作能力也受到老一代領導人的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