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靈

1915年阮文靈生於越南海興省一個農民家庭。

1929年參加革命。

1930年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流放崑崙島，1936年獲釋；同年加入印支共產黨，在河內、海防一帶從事地下工作，參與恢復和重建海防市臨時市委的工作；

1939年被派往南方工作，任西貢市（今胡志明市）市委委員。

1940年負責中圻各省的建黨工作；

1941年在榮市再次被捕，直到1945年8月革命勝利後才獲釋。

此後長期在南方領導反法、抗美的武裝鬥爭；

1945年至1956年先後任西貢市市委書記，南部區黨委委員、常務委員。

1957至1960年任中央南方局書記；

1960年在越共“三大”至“六大”被選為中央委員，1976年“四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2年越共“五大”時被免去上述兩職，只保留中央委員；

1985年重返政治局，次年再次出任書記處書記，9月升任常務書記，12月在越共“六大”上當選為總書記；

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改任越共中央顧問。

1998年4月27日，阮文靈在胡志明市病逝。越共中央、國家主席、國會、政府、祖國戰線和中央軍委當晚聯名發表的一項特別公報説，阮文靈在70 年的革命生涯中“為越南黨和民族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逝世是越南黨、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越南最高領導機構為阮文靈舉行了國葬。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阮文靈被人民政府接回到南部西區活動，爾後到西貢一堤岸，先後以市委書記、西貢一堤岸特區書記的職務領導抗法戰爭。1947年參加南部黨委會，1949 年後任南部黨委常委。 從1957年到1960年他任南部黨委代書記。1960年他在越勞三大（越共前身）當選為中央委員，被中央任命為南方局書記。抗美救國戰爭期間，任南方局副書記和黨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的副代表。

在阮文靈的整個革命生涯中，有一多半時間在南方的解放和祖國的統一事業中同南方身肉相連。

從1954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簽訂後直到1959年越黨十五中全會以前，那是越南南方兩次抗戰中最艱難、最壯烈的時期。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阮文靈主動指導南部黨委舉行會議，研究形勢，通過爭論，最後取得一致意見，決定派幹部到北方的黨中央彙報，建議使用革命力量反對反革命暴力。

越黨中央接受了他們的意見，1959年初黨中央第15項決議授權南方革命允許從政治鬥爭轉向政治鬥爭結合武裝自衞和武裝宣傳。從此，革命運動勢如破竹，到處揭杆而起，在南方抗美救國戰爭中造成歷史性轉折，改變了形勢，改變了敵友之間的對比力量。在這一歷史關鍵時刻，作為南部區黨委代書記的阮文靈同志作出的貢獻確實是巨大的。

越南南方解放後，阮文靈1976年在越共“四大”當選為越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1981年任胡志明市市委書記。越南南北方統一後，由於越共在經濟領域實行集中、官僚包給機制，以及在南方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錯誤，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的國內形勢極其困難，羣眾缺糧、資金靠外援、政治安全和社會安全秩序非常複雜。面對當時的形勢，許多地方、單位努力扭轉困難局面，已有了一些創造，並取得了一些值得學習、鼓勵的初步成功經驗。由阮文靈任書記的胡志明市委，深入基層瞭解情況、支持這些創建，深受羣眾的歡迎，但卻被保守的領導人認為是“越軌”行為，因此在1982年召開的越共五大上阮文靈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1985年6 月，越共五屆中央全會肯定了阮文靈在南方搞的改革試驗，恢復其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並從胡志明市調到中央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並籌備六大的召開。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選舉積極推動越南改革的阮文靈為黨中央總書記。越共六大的圓滿成功，標誌着越南革命的歷史轉折點，開創了全面革新時期。阮文靈是在越南“價格、工資、貨幣的同步改革”遭到失敗，越南經濟陷入更加混亂、更加嚴重的危機的關鍵時刻走上黨中央總書記領導崗位的，肩負歷史重任，把革新開放事業全面展開並取得勝利。他同中央領導集體披荊斬棘大力推進革新事業，實現了既定的戰略目標：發展社會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國防安全，擴大對外關係和提高越南在國際上的地位。與此同時，他還駕駛革命航船穿越震撼世界的驚濤駭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對國際共運造成的強大沖擊波，打退了黨內外、國內外一小撮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捍衞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事業。

阮文靈在越共六大前後就越南革新開放發表了大量評論，對越共制定改革開放路線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改革開放事業取得初步成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對今後革新開放取得更大勝利有着長遠的指導意義。現將其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阮文靈在1987年10月22日發行的《共產主義》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越南當前屬於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初期階段”。他説：“根據列寧主義思想，我國的過渡時期一定要經過許多不同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着它的特殊歷史任務。當前在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使經濟社會基本穩定，為今後大規模進行工業化創造必要的前提。”“我黨六大深刻地認識到我國經濟社會的特點，並且指出越南在過渡時期的困難、複雜和長期的性質。越南的最大特點，不通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小生產起步。六大指出，目前越南經濟是多種成分的經濟。這些特點具有決定性地支配着越南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內容和形式。”

阮文靈1987年7月23日在接受安莎社記者採訪時説，為促進經濟發展和整頓黨的組織而進行改革是解決越南問題的唯一辦法， 因此改革“勢在必行，符合我們全體人民的心願”。

路透社於1986年11月19日報道，阮文靈在河內舉行的一次集會上指出，改革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他認為經濟改革有三個要點：一是重新安排生產順序，大規模調整投資結構；二是正確使用各種經濟成分，各種經濟成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除社會主義成分外，其他成分只要是合法經營就應允許享受其合法收入；三是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性是新體制的第一特性，同時要正確運用商品——貨幣的關係，即實行經濟核算制，這是新體制的第二特徵。他要求一切部門工作都必須體現當前經濟改革的精神。他在越共七大作的總報告就關於經濟政策的大方向指出：“在我國沿着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經濟就是解放生產力的過程，調動一切潛力，動員每一個越南人，為他們創造條件發揚自力自強的精神，勤儉建設和保衞祖國，努力使個人和國家富足起來。發展經濟的事業把人置於中心位置，使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允和進步統一起來。”

阮文靈非常重視在改革開放的同時進行反腐敗的鬥爭。他在越共七大作的總報告中説：“完成緊迫的經濟社會任務要同反腐敗、反走私鬥爭緊密結合起來。”此舉的目的“旨在純潔國家機器，使各種關係健康化”。阮文靈不但號召羣眾同腐敗現象作鬥爭，而且親自揮戈上陣。革新開放之初，阮文靈1987年5月25日開始在黨報《人民報》頭版開闢一個題為《當務之急》的專欄，用固定筆名N.V.L 發表文章，專門揭露黨內外腐敗現象，要求有關方面迅速查清與處理，然後把情況公諸報端，以滿足羣眾願望。阮的短文得到了羣眾的廣泛支持。

阮文靈在七大作的總報告説：“今後一段時間的對外任務是維護和平，擴大友好合作關係，為建設社會主義和保衞祖國的事業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本着開放的對外政策，我們宣佈：越南希望成為國際社會所有國家的朋友，為和平、 獨立和發展而奮鬥。 ”1987年9月21日美《時代》週刊刊登阮文靈對該刊談越南對外貿易説：“我們希望在互利的基礎上和沒有任何政治條件的情況下同各國——包括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擴大經貿合作關係。”阮文靈1988年1月21日在胡志明市舉行的亞太新聞工作者圓桌會議上談越南外商投資法時説，越國會最近通過的外資法適用於向越投資的所有國家的組織和個人。該法保障各方互利之原則，保障經濟效果和技術轉讓，保障投資者本利的安全。外商投資領域廣泛。他説：“我們主張擴大並提高同所有國家經濟合作的效果。在當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廣泛的合作有利於所有的人。本着這一精神，我們歡迎西方各國同我們的經濟合作。”

從越共六大到七大，越南全黨全民在以阮文靈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4年半的不懈奮鬥，積極落實六大決議，在革新開放事業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初步成就。在經濟方面，首先是農業，特別是糧食方面取得了初步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貨膨脹的勢頭，部分減少了人民生活的困難。就在對外經濟關係發生突然變化、國際援助大減、東歐國家劇變、前蘇聯貸款來源不再存在、從傳統市場的進口鋭減之時，在出口方面卻取得了進步，進出口平衡有了可觀的改善。這些經濟進步有助於越南擺脱國際形勢劇變的挑戰，更重要的是，越南經濟正從結構和管理體制方面發生了有意義的轉折。已經初步形成了按社會主義定向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並按國家管理市場機制運行。投資結構、生產結構已進行了重要調整，初步擴大同世界市場的關係。四年多來，越南在經濟、社會民主化、對外貿易等領域的成就，為一定程度上恢復越南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越共的領導信心作出了貢獻，減輕了越南危機的嚴重程度。從越共六大後，越南在經濟社會的建設、發展方向的觀點和路線以及對外的許多大政方針都有了方向性的轉變，整個社會的習慣和思維方法也正隨之發生變化。

在1975年越南抗美戰爭結束後，越南當時的領導人黎筍等人沒有及時醫治戰爭帶來的創傷，而是徹底背離了胡志明的路線，對內在南方強制推行過“左”的社會主義改造，對外依仗蘇聯的支持，推行地區霸權主義。在這一路線指引下，越南一面反華，一面加緊對老撾的控制，直至對柬埔寨發動武裝入侵。他們的作為導致越南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國際處境空前孤立。

越共總書記黎筍1986年7月病逝。同年12月，阮文靈在越共六大上當選為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戰爭時期，是越共南方局領導成員，曾多次秘密訪問中國，毛澤東、周恩來認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抗美戰爭結束後，阮文靈不贊成當時領導人錯誤的內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擠。阮文靈出任總書記後，急於糾正前任的一整套錯誤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國家成為朋友”的口號。他認為，對越南來説，當時最為急迫的兩件事就是要從柬埔寨撤軍和改善對華關係。但是，由前任總書記的親信、越共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繼續按照黎筍的一套思維行事，千方百計干擾和阻撓阮文靈的戰略部署。而阮文靈作為新上台的領導人，在中央決策層中尚無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設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實現上述目標，是極為棘手和頭痛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凱山·豐威漢1989年10月訪問中國。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中國商定請鄧小平禮節性簡短會見。沒想到，兩位領導人進行了長達四十分鐘的談話，而且談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實質性問題。

凱山誠懇承認，過去十多年來老撾同中國的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是受了“外部的影響”，此次訪問中國將標誌着兩黨、兩國關係的完全正常化。同時，凱山還轉達了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對鄧小平的問候，説越南對中國的狀況已有了新認識，對中國的態度也有了改變，還説阮文靈希望中國能邀請他訪問中國。

鄧小平也請凱山轉達他對阮文靈的問候，並説希望在他退休之前或退休後不久，柬埔寨問題能得到解決，中越關係恢復正常。鄧小平特別強調，越南必須從柬埔寨乾乾淨淨、徹徹底底地撤出軍隊。他請凱山將這些意見轉告阮文靈。此外，鄧小平還説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阮基石這個人愛搞小動作。”

凱山在回國途中在越南短暫停留，向阮文靈轉達了鄧小平的傳話。阮文靈聽後對阮基石的“小動作”更有切身體會。他意識到，鄧小平雖傳了話，但並未對他發出訪問中國邀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實現訪問中國，是他急於要解決的問題。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靈總書記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會見了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會見時，外交部長阮基石也在座，但談話內容同阮基石的反華老調完全不同。估計安排阮基石陪見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讓他當面聽聽總書記究竟講了些什麼，也許此時對他尚存有一線希望，給他一個改變做法的機會。當然，也正因為有阮基石在場，阮文靈沒有把話説透。

會見結束後，張德維立即把阮文靈的談話內容詳細報告了中國，很快答覆説，還是要越南儘快從柬埔寨撤軍，並解決好撤軍後柬埔寨對立雙方，即金邊政權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聯合問題，之後再按部就班和順理成章地安排兩國領導人會晤。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黃的官員（黃文歡的兒子）來到中國大使館，與張德維晤面出示了密箋，並捎來了阮文靈的口信：他決計繞開阮基石，同中國領導人直接會面。

8月19日夜，使館收到了中國國內的答覆。國內指示張德維設法避開越南外交部，向阮文靈身邊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於近日單獨會見阮文靈，以便當面瞭解阮的真實意圖，結果立即報部。

於是，張德維決定通過越南國防部部長黎德英的渠道試試看，並指示使館武官趙鋭上校立即行動。黎德英大將表示樂意同張德維見面。21日上午8時，張德維乘坐一輛不掛國旗的轎車前往越南國防部。張德維開門見山，把黃日新日前向他轉告阮文靈總書記談話的事簡要説了一遍，表示他本人很想當面聽取總書記的意見，希望黎德英幫助聯繫。黎表示將立即去辦。當天下午，越南國防部外事局長武春榮緊急約告中國駐越武官趙鋭説：阮文靈總書記將於22日晚7時半在國防部會客廳會見張德維，雙方均不帶翻譯，建議張德維換乘另一輛汽車，不掛國旗。趙武官返館後，立即向張德維作了報告。

在獲知阮文靈的真實意圖後，張德維立即將他的談話內容報告國內。8月28日下午，使館接到國內的指示，請張德維轉告阮文靈：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歡迎阮文靈總書記和杜梅部長會議主席於9月3日至4日對中國進行內部訪問，也歡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顧問同時前往。鑑於亞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為便於保密，會談地點將安排在四川成都。

經越共中央對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時，阮文靈和杜梅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會見了張德維。張德維向阮、杜轉達江澤民和李鵬邀請他們內部訪問中國的意見。阮、杜都表示接受邀請、同意中方提出的會晤時間和地點，並説將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儘快確定隨行人員名單，着手準備工作。

30日，中國向使館通報了此次會晤的大體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專機飛離河內，中午1時抵達成都，下午雙方領導人會談，晚上中方宴請。9月4日上午繼續會談，下午越方專機離成都回國。經請示同意，張德維將搭乘越方專機前往成都，參加會晤。

張德維從成都回來後説，兩國領導人在會晤中主要討論瞭如何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和恢復中越正常關係問題。關於柬埔寨問題，雙方着重商談越南撤軍後，柬埔寨的臨時權力機構最高委員會的組成即權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該委員會由13名代表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邊政權出六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紅色高棉）、拉那烈和宋雙三派各出兩名代表，共六名代表。對中方這一方案，阮文靈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認為，西哈努克本人也屬抵抗力量，這樣雙方代表的比例為六比七，抵抗力量多了一個席位，估計金邊方面接受起來會有困難；范文同則説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後，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邊方面説服工作。

關於中越關係，雙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態度，沒有去翻老賬，阮文靈向中國領導人説：“我們決心糾正過去的錯誤政策，決不忘恩負義，要重新恢復胡志明主席的對華政策，恢復兩黨兩國的傳統友誼。”他還表示：“今天，我們重來中國與你們會見，一定要恢復兩黨、兩國的正常關係。”

會晤結束時兩國領導人簽署了“會談紀要”。江澤民還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清代詩人江永的兩句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當晚，阮文靈激動地寫了四句詩：“兄弟之交數代傳，怨恨頃刻化雲煙。再相逢時笑顏開，千載情誼又重建。”

成都會晤一年後，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總書記杜梅和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訪問中國。兩國領導人發表聯合公報、宣佈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

1999年2月，中越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確定了新世紀兩國關係的發展框架，簡要説來就是“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16個字。

阮文靈對解放南方、統一祖國事業的偉大勝利有着巨大的功勞。在擔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和黨中央顧問期間，阮文靈對越南革新路線和政策的設計作出了積極、有效的貢獻。他提出並堅持實行“有原則的革新”，即“革新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既定方向，堅持並加強黨的領導，尊重併發揮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阮文靈是越南黨、人民和軍隊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

在阮文靈擔任總書記職務期間，越南共產黨開始了全面革新事業；阮文靈為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發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