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區制

軍區制事實上是一種將小塊土地委任給士兵耕種的屯田體制。這些務農士兵從嚴格意義上講仍是軍事單位，且其耕作土地仍歸屬國有。正因其運作特徵，得以降低士兵薪餉，並且士兵個人一旦接受了屯田協議後，即代表同意他們的後代仍在軍區中同時承擔軍事與農務工作，這也同時減少了對不受歡迎的徵兵制的需求，也能更加節省地維持軍隊。軍區制也能保證在新徵服的土地上進行墾殖作業，因為在征服戰爭中總是有大量土地被併入公共土地 ^[1]  。

在軍區制下，軍區將軍（strategos）擁有了最高的地區管理權。軍區將軍事實上不僅擁有在軍事層面上的指揮權，同時還建有行政與軍事司法權。

在整個六、七世紀，東羅馬帝國四面受敵，面臨着巨大的軍事壓力：薩珊帝國從東部的敍利亞、埃及與安納托利亞方向向帝國施加壓力；斯拉夫人與阿瓦爾人在定居巴爾幹的同時侵擾着希臘地區；倫巴第人佔領了北意大利，在亞平寧半島幾無敵手；在七世紀，穆斯林征服了埃及和敍利亞，並旋即導致了東羅馬帝國在領土和人口上的巨大損失。帝國業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為了應對空前的生存危機，帝國開始了徹底的改革重組，開始對軍事、政治、經濟管理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 ^[2]  。

軍區制的起源與早期特徵在學術界中存有廣泛爭議，“軍區”一詞本身就曖昧模糊，它既能指一種軍事佔據、亦能指一種行政區劃。“軍區”（Thema）一詞的詞源亦有待考證，但多數學者均認同君士坦丁七世的記錄，即“軍區”一詞起源於希臘語“tithemi”，即“部署配置”，通常代指駐紮在新成立省份的軍事序列，在軍區制確立後才指代軍隊駐紮的地區。也有認為 Thema 一詞來自於希臘語“Θεσηs”，意為“花名冊”，或是來自於阿爾泰語的“Tuman”，意為“萬” ^[1]  。

軍區的具體建立時間也未在學界達成一致。二十世紀時，人們都認為軍區制由希拉剋略建立在拜占庭-薩珊戰爭時期。但近年的研究更傾向於將軍區制的創立後推到君士坦斯二世在位期間。

與年代問題相關的部分同樣對應着社會與軍事改制。傳統觀點認為，軍區制的建立同樣意味着新型軍隊的形成，不同於以往過度依賴外國僱傭軍，軍區制下的拜占庭士兵多為在國家分配的軍用莊園中的農兵。但更多近年的學者們認為，軍區制的形成並未形成衝擊性的社會影響，它不過是對6世紀以來的既存趨勢進行了合理的拓展。

起初，東羅馬帝國延續了晚期羅馬帝國軍政分離的原則。在四世紀，君士坦丁一世就在戴克裏先皇帝改革的基礎上對帝國軍隊進行調整，將原羅馬軍團按軍事功能重新編制。到五世紀，帝國軍隊五大主力中，兩支駐守多瑙河前線，一支駐守幼發拉底河上游，兩支常備軍（Obsequium）駐紮首都地區。

至公元六世紀，由於查士丁尼一世西征的需要，野戰軍（comitatensis）的人數略有增加，皇帝將軍權賦予了飽受兵燹的小亞細亞諸省總督。更重要的是，查士丁尼創建了兼具軍事權限與行政權限“軍務監區”（quaestura exercitus），並且廢除了作為行政區劃的埃及管區，在原先的各行省重新任命身受軍、政大權的最高長官——都督（Dux）。莫里斯皇帝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在查士丁尼新近奪回的西部行省成立了拉文納和阿非利加總督區（exarchates）^[1]，並將軍權與行政權一併委於總督（拉丁語：vicarius；希臘語：exarch）。就其根本意義而言，這是一種在安全狀況堪憂的行省中，承認並且確定地方軍官擁有高於民政官員的突出地位 ^[3]  。這直接顛覆了作為戴克裏先改革基礎的軍、政分離原則。

然而，此時的總督區中，各級權力機構與其他省區無異，軍、政兩大系統依然保持相互獨立，只是在兩個系統之上由總督總攬軍政事務。

在埃及、敍利亞淪陷後，希拉剋略一世在小亞細亞的殘留領土安置撤退的軍隊 ^[4]  ；到君士坦斯二世時期，帝國開始無法支付軍人的薪金和裝備。為了節省開支，只能允許士兵出錢購置土地、或給予皇室莊園，使軍隊自行維生。最早的一批軍區逐漸在帝國東部形成，軍區在東羅馬帝國中的地位開始越來越重要。每一個軍區下轄區域都十分廣大，包含了數個行省。與總督區制不同，在軍區制下不但由軍區將軍總攬軍政大權，軍區的各級權力機構也按軍事建制設立，行政權力附屬於軍事系統。然而，軍區將軍的權力侷限於農兵集團，普通民眾依然受行省機構管轄。行省、軍區兩種制度並行於帝國東部。

第一批的四個軍區分別為：安置亞美尼亞野戰軍（Armeniae）的亞美尼亞軍區、安置東方野戰軍（Orientem）的安納托利亞軍區（意為“東方駐軍”）、安置色雷斯野戰軍（Thracias）的色雷斯西亞軍區（意為“色雷斯駐軍”，切勿與後來設置的“色雷斯地區軍區”混淆）、以及安置中央常備軍的奧普希金軍區（意為“扈從軍團”）。此外，為了抵抗穆斯林的海上擴張、分擔君士坦丁堡艦隊的任務，還設有非正式的海上軍區（θέμα ναυτικόν）——卡拉比西安軍區（希臘文：Καραβισιάνοι；英文：Carabisian。意為“船民軍區”），可能由來自原伊利里亞野戰軍（Illyricum）或者軍務監區的殘餘軍隊組成，管區主要包含了小亞細亞的南部海岸和愛琴海諸島。將軍的治所尚不清楚，推測可能為羅得島、凱阿島、薩摩斯島等。

為了限制軍區將軍的勢力、或是更有效地執行軍事任務，原有的軍區經常被拆分。例如奧普希金軍區就因為屢次參與叛亂而被拆出兩個新軍區——布塞拉里亞軍區（意為“部曲軍團”）和奧普提馬頓軍區（意為“菁英軍團”）；而為了加強巴爾幹地區的防禦，681年奧普希金的色雷斯部分成立了色雷斯軍區，而689年卡拉比西安軍區則分割出希臘軍區。同樣，卡拉比西安軍區也於718~730年間解散，由基比拉奧特軍區等一些更小的海上軍區取代。

新軍區成立時，其他軍區的一些部隊會脱離原軍區，作為新軍區的軍隊核心。如利奧六世組建哈爾希安軍區時抽調了布塞拉里亞軍區的三個軍團、亞美尼亞軍區的兩個軍團和一個旅（turmai）、以及卡帕多西亞軍區的一個軍團。

在這段時間，意大利總督區和阿非利加總督區的組織結構也在向軍區制轉變。然而一直到八世紀，其他行政制度依然存在。在697年迦太基淪陷後，撒丁軍區和西西里軍區相繼建立，但意大利本土的控制權依舊在拉文納總督的手中。與此同時，在克里特島和克里米亞的赫爾松（Cherson）則建立了獨立的殖民總督府（archontiai）。

直到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的尼基弗魯斯一世時，東羅馬帝國才不再沿用舊行省（eparkhai）的財政、軍務制度，而以軍區為單位各自運行。這一進程在九世紀中葉趨於成熟，並使軍區在包括帝國西部在內的全國範圍內取代行省制。

尼基弗魯斯一世推行的軍事聯保制促使穩定的農兵階級出現，其中湧現了大量新貴，被稱為“邊民”（akritai）的軍事貴族開始在東部出現。在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拜占庭邊境地區的居民逐漸自發組織起準軍事組織，防禦阿拉伯的進攻甚至主動出擊，其中的農兵領袖被稱為“邊民”，而邊民貴族所建立的一系列的小規模前線防區被稱為“要衝區”（kleisourai，字面意為“山路”）。

“要衝區”本指一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築堡壑谷，後轉指兼具進行遊擊作戰與抗擊中小規模敵襲任務的獨立作戰指揮單位，並隨後逐漸升級為全編制的標準軍區。邊民貴族往往把要衝區當作自己的封土，過類似封建主的生活。軍區土地擁有者的幼子也通常住在邊界地區，補充邊境的守備力量。杜卡斯家族、科穆寧家族等都是邊民出身。

在馬其頓王朝時期，軍區製得到了發展，主要的標誌便是都督區/ 督軍區的出現。軍區制、農兵制在達到頂峯的同時，也開始出現衰退的苗頭。

九至十世紀，東羅馬在新佔土地上成立了一批新的軍區，其平均面積要小於在七、八世紀建立的軍區。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小軍區”（μικρὰ θέματα）或“亞美尼亞式軍區”（ἀρμενικὰ θέματα）的新型軍區。這種軍區明顯區分於“大軍區”或“羅馬式軍區”：

1025年的軍區設置情況(2張)

小軍區適於守備、不易作亂，但難以應對大規模入侵。為了協調多個前線小軍區回擊大型侵擾和進行持久進攻作戰，在地區都督（希臘文：δούξ；英文：dux/ duke）、督軍（希臘文：κατεπάνω；英文：katepano）領下的區域性指揮部——都督區（希臘文：δουκα̑τον；英文：Doukaton/ Ducate）、督軍區（希臘文：κατεπανίκιον；英文：katepanate/ catepanate）得以建立。三個最初的督軍區為尼基弗魯斯二世在帝國東部設立的安條克、喀爾狄亞、美索不達米亞都督區。同時，在意大利也設立了意大利督軍區（希臘文：κατεπανίκιον Ἰταλίας；英文：Catepanate of Italy）。

首先，對軍區制最大的威脅來自於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帶來兵役-土地制度的崩潰，最終導致農兵階層的消失和軍區制度的瓦解。帝國政府一直無法阻止農兵拋售土地以避免兵役，隨着時間的推移，軍區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成為大地主，利用他們軍政合一的權力將他們的土地變為世襲的半自治封邑，而軍區農兵則開始變為類似於私人部隊的形式。儘管一系列法令先後頒佈，但嚴苛的税負還是使越來越多的軍區自耕農最終還是淪為佃農（paroikoi），他們的土地則併入將軍們的封邑。這嚴重影響了軍區作戰部隊的數量。據波斯人 Hudud al-Alam 於982年的記錄，每個東部軍區只能集結 3000~6000 人，而拜占庭人在970年的記錄則稱每個軍區提供的部隊不足 3000 人 ^[5]  。

此外，統治階級的纏鬥也導致了土地-兵役制的瓦解。十世紀，軍區將軍與貴族官僚間爆發了激烈的內訌。在巴西爾二世去世後的三十年間，平均每年都有大規模軍區叛亂。政治鬥爭中，為了打擊政敵的軍事基礎而採用的手段嚴重打擊了軍區制：為了報復，貴族官僚在平息叛亂後必然解散部隊、或把農兵的服役義務轉換為繳納免役税（adaeratio）、或把將軍解職甚至處死、或拒付剩餘農兵的工資或維護費。最具代表性的是君士坦丁九世，他將東部亞美尼亞地區的依伯利亞督軍區（Catepanate of Iberia）約五萬人的部隊完全解散，改為服兵役為務農繳税。

同時，對中央軍的依賴導致對軍區部隊的忽視。隨着軍區制的衰退與瓦解，逐漸形成了中央軍-地方軍的體系，極具機動性的職業軍人——戰團（Tagmata，或譯拜占庭皇家近衞軍團）的地位迅速躍居於各內戍軍區農兵部隊之上。從十一世紀早期開始，越來越多的農兵都選擇用繳納現金的方式來逃避服役。而此時前線將領都有能力來應對大多數的本地安全威脅，這樣一來軍區系統就難免遭到事實上的削弱。御林軍（scholai palatinai）、守夜團（exkubitoi/ exkoubitores）、哨兵團（arithmos/ vigla）、冠軍團（hikanatoi）、不死團（athanatoi）、領軍團（stratelatai）等戰團逐漸成為東羅馬帝國軍隊的核心。此外還有負責城防的百萬團（numeroi）和城牆團（Walls）、負責戰團後勤的菁英團（optimatoi）、帝國艦隊（basilikon ploimon）和外籍士兵組成的友伴軍團（hetaiteia）等也按照戰團而非軍區的形式來組織。

最後，傭兵數量穩步增加，並制約着軍區部隊的勢力。在十一世紀，貴族官僚與軍事權貴在內鬥時往往用傭兵部隊來代替不滿編、訓練差乃至已解散的軍區部隊；而軍區將軍們也更加頻繁的僱傭傭兵作戰。大部分傭兵部隊都是在拜占庭在曼齊刻爾特會戰慘敗後部隊重建中出現的。安娜·科穆寧娜稱這些他父親阿萊克修斯一世在位時的傭兵們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步兵和騎手”。在十一世紀中期，拜占庭大部分軍團的過半數部隊都是來自突厥、佩切涅格、塞爾維亞、羅斯的外族傭兵。許多部隊自成一體，有自己的領袖，由帝國的附庸國和封臣供養。這樣的部隊被稱為“蠻族盟軍”（Symmachoi），就像古羅馬的“輔助部隊”（Symmachiarii）那樣。然而傭兵的忠誠永遠難以信任，因而必須開戰前就拿出賞金或者其他高額鼓勵。而當工資無法按時支付時，傭兵臨陣脱逃或者直接搶劫拜占庭領土。

以上這些問題共同導致了軍區軍力的衰退和惡化。到了十一世紀，所剩無幾的安納托利亞軍區部隊“……貧窮困苦並缺乏裝甲，他們沒有劍和其他兵器……而用獵叉和鐮刀代替……而且他們也沒有馬和其他裝備。因為已經很久沒有皇令召集他們上戰場，他們的工資和裝備維護費早已被挪用了。”

普洛尼亞制起初是一種采邑制，在十一世紀中期、君士坦丁九世治下出現。地主在獲得土地的同時，需要納税或是服兵役。與軍區制的土地擁有者不同，普羅尼埃制下土地不能繼承（至少在13世紀之前如此）；相應地，擁有土地的采邑主（pronoiarios）需繳的税以及現金和實物租金都少於軍區農兵。

曼齊刻爾特戰役的慘敗後，拜占庭人逐漸喪失了小亞細亞的全部土地，土地和人口的喪失使得原有的經濟體制崩潰，直到阿萊克修斯一世上台時，拜占庭人已經沒有財力和人力組建新的部隊。殘存的軍區部隊和戰團也在底拉西烏姆會戰中消亡，原有的中央軍-地方軍體制也瓦解了。因此，阿萊克修斯一世不得不全面推廣採用普洛尼亞制（Pronoia）。

在普洛尼亞制實行之初，大部分采邑主都來自科穆寧家族。采邑主與軍區制的結合最終導致帝國的封建化，作為大地主的督軍逐漸割據一方，普洛尼亞制也逐漸從采邑制蜕變為封建制，都督區和督軍區也逐漸轉變為獨立性更強的“公國”。

隨着軍區制的衰落，在十三世紀時，strategos 一詞開始指一般意義上的“將軍”而不是軍區將軍。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破君士坦丁堡後，拜占庭流亡政權尼西亞帝國曾經一度復興過軍區制，並在東歐國家的幫助下消滅了十字軍和威尼斯人建立的拉丁帝國，但皇帝的分封很快毀滅了剛剛復興的軍區制，並讓本已一貧如洗的帝國從此一蹶不振。1453年，奧斯曼人進攻君士坦丁堡時，軍區制和與軍區制相關的名詞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徹底消失了 ^[2]  。

在十世紀大部分軍區由軍區將軍（Strategoi）指揮。十一世紀起，軍事權力逐漸集中到都督（Dux）和督軍（katepano）手中，到十二世紀時，大部分軍區長官都成為“都督”，軍區將軍的權力逐漸侷限於軍事。此外，奧普希金軍區長官稱為“野戰軍司令”（Komes/ Comes），奧普提馬通軍區長官稱為“長官”（Domestikos/ Domesticos）。

軍區首腦配備全職的百人私人衞隊（Spatharioi），由百夫長（Kentarchai spathariorum）指揮。這支衞隊數量各軍區各不相同。

2. 其他軍區行政官員

軍區將軍有行營統領（希臘文：κόμης της κόρτης；英文：Count of the Tent）作為輔助。此外，軍區將軍還有三個行政官員助理——管理財政（包括軍餉）的書記長（Protonotarius），管理法律、監督吏治的裁判官（Praetor）和管理税務、兵源和其他收入的登記官（Chartularius/ Chartulary）。

十一世紀後，軍區將軍的行政權力逐漸被流官的司法官（kritai）取代。司法官原本也是軍區將軍的屬官，但在十一世紀中期之後便不再對軍區負責。

3. 其他軍區將領

軍區將軍之下為軍區副將（turmarchs/ topotērētēs ，或譯萬夫長/ 守備），通常由軍區將軍的代表（ek prosōpou）擔任，品級為白衣侍衞（kandidatos）、帶御器械（spatharios）或是帶御器械白衣侍衞（spatharokandidatos）。東部軍區的軍區副將年俸為216諾米斯瑪塔，西部軍區的軍區副將年收入為144諾米斯瑪塔。有時以古名“旅長”（希臘文：μεράρχης，merarchēs）代指。

軍區副將之下有千夫長（drungary）、旗長（Komes/ kometes）以及步軍百夫長（centarch）、馬軍百夫長（count of the hetaeria）、掌管十人小隊的什長（decarch）、以及掌管五十名騎兵的馬軍小隊長（tribune）等等基層軍官。

軍區部隊的主要成員為農兵（stratiotai），他們以世襲的兵役（strateia）來換取土地。農兵平時務農、戰時赴戎。兵役-土地制度最基本的原則是，保證農兵家庭對所屬土地不可侵犯的世襲權力 (stratiotikos oikos)。只要繼承父輩的軍事義務，農兵的長子便可以繼承土地。

軍區步兵(2張)

農兵主要依靠土地生活，領取一份固定的微薄薪水（rhoga）作為補貼，按照四年一輪換的制度（君士坦丁七世在十世紀稱之為 “舊制度”）發放。部隊也按種類分發各種口糧（annonae）和飼料（capitus），或者在每次皇帝登基之時以及其後每五年一次，換算成等價的現金髮放（按照固定的匯率）。除此之外，他們也享受除了基本税收、土地税（synone）和房產税（Kapnikon）以外的税收豁免。作為相對富裕的自耕農，許多軍區士兵有僕人甚至奴隸，但也正如利奧六世在《戰術》中所説，只有收入較高的農兵才能擁有優質的裝備。大部分農兵則相對貧困，因此尼基弗魯斯一世在九世紀初立法規定幾名窮困的士兵用收入共同供養一名士兵的裝備，而巴西爾二世推出的聯保税法（allelengyon）則要求大地主為自耕農們支付額外的税金。

農兵裝備通常不達標，而且往往無法保證統一形制。儘管還有像君士坦丁堡中央部隊那樣穿同一顏色軍服的情況，但最好的情況也只有盾牌、槍上的旗幟和紋章是以軍區為單位統一形制的。即使在他人幫助下也沒有能力供養一名裝甲騎兵的人會被逐出軍區農地，成為非正規軍（俗稱“偷牛賊”），負責為帝國的諸多堡壘運送補給。逃兵也受同樣的懲罰。

軍區制同時也是一種行政管理制度。十世紀時，在軍區制下的東羅馬帝國地方政權以如下方式組織：

由於各軍區建立的時間有前有後，其人數、兵種也不同，因此在編制上也不一樣。

據利奧六世的《戰術》記載，每個軍區可以提供多達4000人的頂級騎兵，他稱之為 Kataphracioi，大概騎乘着有全馬甲或半馬甲的戰馬，而其他部隊大概裝備和訓練都達不到這一水平。緊急時刻，召集臨近軍區的頂級部隊迎敵效果明顯比用二流部隊防禦要好。利奧也指出，不必召喚超過4000人的援軍，東部軍區就可以集結三萬騎兵迎敵，並保留一支健全的預備隊。

此外還有軍區步兵，但他們留下的信息很少。他們有可能無法獲得軍區騎兵那樣的軍屯農地，而是靠臨時徵召集結，儘管也有一些人被長期僱用，在永固工事中服役。《戰術》模糊的提及每個軍區大約能召集 24000 步兵，可能也和騎兵那樣分成一等和二等，他們可能大部分是輕裝部隊。

轄區不同，人數不同的各軍區部隊數量很明顯各不相同。而據兩位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法基赫（Ibn al-Fakih al-Hamadhani）和科達瑪（Kudama b.al-Djafar al-Katib）於十世紀初的記錄，各東部軍區的部隊數量如下（兩人的數據很可能僅僅計算了作為拜占庭軍隊支柱的騎兵） ^[6]  ：

** 以下軍區被伊本和科達瑪遺漏。

*** 斜體軍區改編自要衝區。

兩人的記錄中沒有包括西部軍區。西部軍區總是被當作比有更重要的戰略意義的東部軍區低一級的機構，部隊編制也似乎相應的少一些，如尼科波利斯、凱法利尼亞軍區僅有1000人，西西里和希臘也僅有2000人：

* 斜體軍區改編自要衝區。

在軍區制的頂峯時期，東羅馬帝國在東、西部都實現了擴張，在意大利、巴爾幹、安納托利亞建立了一系列新軍區，同時安納托利亞地區建立了眾多小軍區、又稱“亞美尼亞式”軍區。多數記載在《拜占庭百官志》（Escorial Taktikon）中。

十二世紀後，科穆寧王朝、尼西亞帝國也建立了一系列軍區。然而此時作為一種經濟、政治制度的軍區制已經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