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貝克

路德維希.貝克1880年6月29日出生於威斯巴登一個受人尊敬的中上階層家庭，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家鑄鐵廠的廠長，而且是一位傑出的冶金工程師。他父親強烈的人文性格後來曾給貝克帶來很大影響。雖然貝克的家庭並非軍人世家，可是因為父親的關係，黑森的一些軍官是這家的常客。在他們的影響下，貝克走上了從軍之路。

1898年3月，還沒滿18歲的貝克加入了德國陸軍並被分配到駐紮在愛塞斯-羅瑞思的第15野戰炮兵團服役。由於貝克出色的才能，他很快便在團裏脱穎而出，升任為第15炮兵團一營副官。在此期間，他還先後在炮兵工程學校和柏林戰爭學院完成了進修。1912年他甚至被上調到總參謀部任職。

1914年8月，一戰爆發後，貝克被分配到第6後備軍司令部任參謀。在此後的4年大戰中，他一直在前線各級司令部擔任參謀。他先後擔任過第117步兵師、第13後備師、德皇太子集團軍羣和B集團軍羣的參謀。尤其是在戰爭最後兩年擔任德皇太子集團軍羣和B集團軍羣的參謀期間，貝克積累了豐富的參謀經驗並養成了勤勞不倦的習慣，這也極大的影響了他今後的人生。因為每天都要工作15個小時以上，他甚至放棄了唯一的業餘愛好——拉小提琴。 然而他的工作卻是卓有成效的，一戰尾聲時，他曾成功策劃了西線德軍的撤退行動，這些成績都為他贏得了良好的名聲併為他在今後的魏瑪國防軍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貝克順利的被新建立的魏瑪國防軍留用，仍然從事他的老本行——參謀。20年代，他歷任第2騎兵師和第6師參謀，第4步兵師作戰處長，參謀長。在參謀任上，貝克表現出了一名出色參謀人員的才能，因而獲得了上司極高的評價，在國防軍中被澤克特將軍列入經歷豐富，能勝任多種工作，傑出而勤奮的參謀之列。1929年，貝克終於得到了他第一個指揮職務的任命——出任第5炮兵團團長。20年代末正值大蕭條，德國國內同樣面臨經濟崩潰，政局動盪的危機，各種政治勢力風起雲湧，就連德軍內部也難免被波及，可這與德國陸軍在一戰後一貫不問政治的傳統格格不入。面對軍隊中出現的越來越多的政治傾向，德軍軍官團中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他們之間的鬥爭在1930年的“施林格”案件中達到了高峯（詳情可參見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

當時貝克的第5炮兵團裏的3名尉官在部隊中宣揚納粹理論，並企圖勸誘其他軍官答應：“納粹黨一旦發動武裝起義，他們不向這些起義者開槍。”後一項罪名可是叛國大罪。因此這3名年輕軍官被捕並被押解到萊比錫接受最高法院的審判。作為這3名軍官的上司，貝克雖説並不是納粹黨的擁護者，可他非常同情這3名手下的遭遇——貝克對上級逮捕他手下軍官的做法提出了激烈的抗議，而且還在萊比錫法庭上為他們做了證——這讓國防部長威廉·格勒納（前帝國陸軍上將）惱怒不已，並下令讓他立即辭職。後來幸虧陸軍總司令哈默施泰因將軍（後晉升為大將）的力保，貝克才沒有提前結束他的軍事生涯。

在這之後的幾年裏，隨着他的名著《部隊領導》的出版，讓他在陸軍裏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因此貝克不僅沒有遭到軍官團的打壓，反而步步高昇。到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上台時，貝克已經是第1騎兵師的中將師長了。

1933年10月1日，在陸軍總司令哈默施泰因將軍的大力推薦下，貝克接替亞當將軍出任部隊局局長，儘管如此，但由於貝克並非出身普魯士貴族家庭，因此任命他這樣一位出身工業界的將領為事實上的陸軍參謀長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他出眾的軍事才能。

貝克走馬上任之初，就面臨着這樣兩個重要問題：第一，部隊局也就是事實上的陸軍參謀部在德軍指揮體系中應該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一戰後由於凡爾塞和約的限制，德國陸軍禁止建立總參謀部，雖然總參的職能被部隊局變相保留了下來，可規模和所發揮的職能已經今非昔比，在一戰後期權傾一時的總參謀長（部隊局局長）已經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部隊局只相當於陸軍中的一個處，部隊局局長的職權排在國防部長，國防軍辦公廳主任，陸軍總司令之後，僅列第四位。事實上部隊局局長在現行體制中只是陸軍總司令的第一軍事顧問，並沒有指揮部隊的實權。可在老總參謀軍官的貝克看來，在未來戰爭中，陸軍依舊是決定性因素，而陸軍總參謀長則應該扮演更為重要的指揮角色（和一戰時的總參和總參謀長的職能類似），因此他的這種思想和強調三軍聯合指揮的新任國防部長勃洛姆堡的新理念格格不入，他們之間（後來還包括陸軍總司令弗裏奇）的爭論後來一直持續到1938年初期勃洛姆堡下台並直接影響了二戰中德軍戰略指揮體系。第二，則是和勢力越來越大的納粹黨衝鋒隊武裝的對抗。1933年納粹黨和希特勒上台後，以恩斯特·羅姆為首的衝鋒隊提出要在德國進行“第二次革命”，要求“毫不留情的”“幹掉”把持軍隊的“官僚軍官們”，羅姆甚至要求以自己的衝鋒隊替代現有的國防軍，成為德國唯一的合法武裝力量。雖然希特勒出於穩定局勢的考慮予以了回絕，但國防軍和衝鋒隊之間緊張的關係並未緩解，而且還不時發生摩擦。由於這時的希特勒還羽翼未豐，為了取得軍方的支持，1934年夏，希特勒終於下定決心剷除了衝鋒隊的威脅。對此，儘管國防軍內部對於納粹的態度仍有分歧，但將軍們普遍持歡迎的態度。連後來成為反希特勒軍官聯盟核心之一的維茨萊本中將（時任第3軍區司令）都認為希特勒的行動真是“太了不起了”。這種所謂的“歡迎”甚至發展到了當兩位退役將軍——施萊徹爾和佈雷多在長刀之夜中被納粹黨謀殺時，他們的昔日同僚也無動於衷的程度。長刀之夜終於讓希特勒取得了豐厚的回報，1934年8月2日，德國總統興登堡剛一去世，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就宣佈國防軍將向希特勒個人宣誓效忠。雖然這還只是名義上的。可是，從此希特勒開始了對國防軍的控制步伐。貝克後來稱這一天是他“人生中最為黑暗的一天”，但當時他也沒有提出過很激烈的反對意見。回顧這一過程，我們很難對長刀之夜在國防軍歸順希特勒這一過程中的影響做出具體的判斷（因為這其中還摻雜了對納粹保有好感甚至支持態度的勃洛姆堡和賴歇瑙兩人的影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整個德國軍官團對於這一後果有着自己的責任。一戰結束後，由於軍隊大量縮編，軍官的晉升異常艱難，每個軍人夢想中建功立業的機會幾乎為零。尤其是對那些經歷過德意志第二帝國輝煌年代的老派軍官們來説，魏瑪時代的德軍更有虎落平陽之感。而這時出現的納粹黨和希特勒向他們許諾的美好藍圖無疑是有相當吸引力的。儘管他們中很大一不分人對納粹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可是當他們面對這樣的藍圖時，德軍少談政治的傳統，很快讓他們放棄了政治偏見，投入到納粹的懷抱當中。

很快這樣的藍圖就擺在了德軍軍官團的面前：1935年3月，希特勒宣佈將恢復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德國陸軍在這一輪擴軍浪潮中將擴充到36個師。此外，希特勒還宣佈將由他的心腹戈林建立獨立的空軍。1935年6月1日，部隊局恢復陸軍參謀部的稱呼，而貝克的職務也變為陸軍參謀長，這讓他成為了一戰後第一位有名有實的“陸軍參謀長”，他的陸軍參謀部在這次變革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原來部隊局的4個處擴充為12個處。可是陸軍參謀部的正名和規模的擴大並不意味着地位和權利的提升。首先，在恢復總參謀部的同時，國防部也進行了大規模改組——國防部改為戰爭部，並進一步強化了勃洛姆堡作為德國三軍總司令（雖然只是名義上的）的權威。勃洛姆堡為了貫徹他三軍統一指揮的理念，為今後建立真正意義上三軍“總參謀部”做鋪墊，大大擴充了他的直屬參謀部——國防軍局的職權。這實際上變相削弱了陸軍參謀部的職業權威。其次，陸軍參謀長仍然後部隊局局長一樣，沒有指揮部隊的權利，而且由於陸軍總司令隸屬於勃洛姆堡麾下，因此，按其地位，陸軍參謀長只是陸軍總司令的而不是戰爭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以德國曆史學家格爾利茨的話來説，“以最高統帥部這種舊形式出現的陸軍總參謀部永遠消失了。”陸軍總司令，陸軍參謀部與戰爭部，國防軍局的爭執不僅表現在職權的劃分上，還表現在他們對軍隊政治化不同的態度。如果説陸軍總司令弗裏奇和陸軍參謀長貝克代表着德國陸軍舊有的傳統，那麼勃洛姆堡和國防軍局局長賴歇瑙則代表着軍隊新的政治紀元。勃洛姆堡和賴歇瑙關心的是國防軍如何與納粹政府，納粹黨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相配合。而弗裏奇和貝克則希望建立一支以傳統為基礎的軍隊，而不是一支納粹黨的黨軍。以上這些爭執一直持續到1938年，到後來國防軍局的軍官在陸軍參謀部的眼裏成了德國陸軍的“叛徒”，貝克甚至下令他手下的軍官不得與國防軍局的軍官有來往。這使得國防軍內部產生了微妙的分裂，而從中得利的恰恰是希特勒，他在衝突中扮演着時而調停者，時而旁觀者的角色，一步步的攫取着權力。

儘管和戰爭部關於指揮權的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但不可否認，貝克是一位出色的總參謀長。貝克天性謹慎，辦事認真，通曉軍事史，頗具學者氣質。在陸軍參謀長的任上，他的業務才能得到了同僚們的廣泛尊重。雖然一些思想前衞的年輕將領對他的“老派思想”頗有微詞，但並非貝克的所有做法都有問題。例如，古德里安在他的回憶錄裏對於貝克對德軍新生的裝甲部隊的“阻撓”就多有抱怨。原來在1935年德軍建立了3個獨立的裝甲師之後，貝克就凍結了新建裝甲師的計劃，而改之以建立輕裝師以作為騎兵機械化的手段並致力於將步兵師摩托化。這些舉措在古德里安眼裏簡直就是浪費德軍有限的資源，阻撓裝甲部隊的建設。可是，當我們站在陸軍參謀長的角度來看，貝克的做法並非不合理。因為，古德里安身為德軍裝甲兵的先驅，他所關注的焦點侷限於裝甲兵這個兵種的發展上。而陸軍參謀長所要考慮的除了國家的整體戰略之外，還要思考如何將正在迅速擴充中的陸軍帶入正確的發展軌道，即必須着眼於部隊的全面性發展。因此，在古德里安眼裏，貝克的措施很自然就成了裝甲兵發展的“阻礙”。台灣軍史專家滕昕雲在他的《閃電戰-迷思與真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做了精闢的詮釋：

“許多人常忽視一件事，當德國恢復徵兵制，開始擴充軍備，創立了3個裝甲師之後，當時德國參謀本部的戰略構想仍然是一種守勢戰略的姿態。連古德里安也是如此認為，即裝甲師乃是用於防禦作戰的用途。於是在成立了3個裝甲師之後，德國是否還要耗費大量資源再編成類似的單位即是一個問號。在整個擴軍的過程中，貝克利用有限的資源而平均分配給各主要的戰鬥兵種的做法當然也遭到了古德林的抨擊。貝克將軍將機械化的工業資源平均分攤給各兵種，讓步兵，騎兵甚至炮兵都有機會進行機械化。而不單獨將重心放在裝甲兵上。一個參謀總長重視全體陸軍的均衡發展是合理的做法。而且那個時候，也還無法證明裝甲兵當時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

隨着納粹黨和希特勒在德國逐步奪得軍政大權，德國也開始踏上了武力擴張的第一步——進佔萊因蘭非軍事區，而由於此時的德國陸軍正處於大規模擴軍的調整時期，因此戰爭部和陸軍首次意見一致的表示反對。但是英法的退縮卻成全了希特勒的這次軍事冒險。這讓軍方備受羞辱，而且讓希特勒開始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判斷而無視將軍們的專業意見。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類似的情形一再上演，使得軍方在國家戰略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同時，希特勒也開始插手軍方事務，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總理府召開的會議上向他的主要軍政顧問宣佈了他規劃中的武裝侵略藍圖（這次會議後來以霍斯巴赫備忘錄而聞名），這次會議讓將軍們深感不安。這都讓貝克越來越感覺到納粹黨和希特勒一味的軍事擴張政策將最終使德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再次落入戰爭的深淵。因此，他開始與軍官團內部的反希特勒團體產生接觸，試圖推翻納粹政府。不過，這個團體的影響力開始並不大，因為一方面德國軍事力量的迅速擴張迷惑了很多軍人。另一方面，反對希特勒將意味着雙重背叛：既背叛了祖國任命的領袖又背叛了他們宣誓效忠的希特勒本人。而這種背叛對以忠誠和服從為信念的軍人來説是十分不齒的。而且軍方公開或秘密的反抗活動在38年初軍隊高層遭到大規模清洗後更是受到重創，一大批反納粹的老派高級將領被解職，其中包括貝克的上司陸軍總司令弗裏奇大將。隨後希特勒迅速改組了國防軍的指揮體系，將其納入到他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希特勒在這一過程中成功的搞定了他在戰爭道路上最後一塊，也是最大的一塊絆腳石——德國國防軍。弗裏奇大將去職後，剛上任的布勞希奇大將還缺乏穩固的權利基礎和反抗希特勒的勇氣，因此在與希特勒的屢次交鋒中並不敢太堅持自己的看法，顯得“底氣不足”。貝克本人雖然並未被這次內部清洗所波及，可由於得不到像弗裏奇大將那樣的強力支持，實際上他的影響已經被大大削弱，而備感孤立。

儘管在這之後，貝克仍然直言不諱的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和布勞希奇的軟弱表示反對和批評，可他的意見仍然被忽略。在吞併奧地利和捷克蘇台德區後，貝克終於忍無可忍，1938年夏，他企圖組織陸軍全體高級將領集體抵制希特勒的戰爭政策，甚至不惜以辭職相要挾。1938年7月26日，他在準備與布勞希奇開會時寫到：“歷史將會對那些不依循政治智慧和誠實原則來行事的領袖給予血腥的懲罰。他們的服從是有限度的，他們的誠實和責任感將會阻止執行命令。如果他們的警告不被接受，那麼他們有權辭職。如果他們都不妥協，那麼就不可能會執行戰爭的政策。他們會因此解救他們的國家。如果一個高層的軍人僅單純的執行他的命令而不理會整個國家的責任，那麼是對任務意義的不瞭解。” 8月4日，在貝克的強烈要求下，布勞希奇召集陸軍高級將領在柏林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在會議上貝克宣讀了一份措辭十分強硬的反戰講稿，不過，可惜的是，在會上，將軍們並沒有決定採取什麼具體行動。“他們沒有勇氣能夠像他們的先輩在霍亨索倫皇帝和帝國總理面前一樣，要希特勒懸崖勒馬。”（威廉·夏伊勒的評價）這次密謀是德國陸軍最後一次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的公開反抗，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公開反抗。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由於“德國的高級軍官們的平庸無能——沒有一個人充滿“神聖的激情”，而且缺乏傑出的人物。另外，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好虛榮，追求名利，貪圖安逸，而且過分喜愛與晉升俱來的勳章，並把戰爭看作撈取這些好處的一種途徑”（威廉·亞當大將語），這次反抗失敗了。

對此，希特勒也很快做出了迴應，8月10日，他將陸軍各個集團軍的參謀長，海軍四個艦隊的司令等人召集到伯格霍夫開會，向他們宣傳對捷戰爭的可行性並藉此向他的將軍們傳達“以武力解決捷克問題的決心”。顯然將軍們的怯懦和希特勒的強硬已經註定了德國的未來。當5天后，希特勒在特堡參加閲兵時，已經“沒有一個軍官敢於——或者説獲准——再發一言表示反對了。”至此，貝克已經徹底心灰意冷，8月18日，他正式提出辭呈。3天后，希特勒批准了他的辭職。可為了避免暴露德軍內部的分歧，貝克辭職的消息一直到2個多月後才被公之於眾。令貝克感到更為失望的是，在同意並支持他反戰立場的將軍中竟沒有一個人感到應當效仿他辭職。尤其是布勞希奇的表現讓他極為憤怒。在若干年後，每當提到他這位上司時，貝克總是激動得渾身發抖，喃喃自語：“布勞希奇在緊要關頭把我甩掉了。”

1938年10月31日，貝克正式退出現役。作為他40年的獎賞，退役後，他被授予榮譽陸軍大將軍銜。貝克退休後，積極的參與了反希特勒的秘密集團，並擔任了密謀集團首腦的角色。在7·20政變中，預定出任政變後新德國政府元首這一職務。對希特勒的暗殺未遂。後來由於政變敗露，加上後備軍總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大將的背叛，7月20日午夜，貝克只得被迫自殺，但開槍自殺未遂，在弗洛姆的命令下被一位士官槍殺。

1898年候補軍官，1899年少尉，就讀於炮兵工程學校，1908至1911年軍事學院學習．1912年被派去總參謀部，1913年升上尉，1914年起在14軍團總參謀部，1917年起在普魯士威廉太子的陸軍總參謀部，被國防軍接受，繼續擔任高級參謀．1922年在第6師參謀部，1923年升上校，1929年任第5炮兵團團長。1931年升少將，1932年升中將，1933年任國防部軍隊局負責人，1935年任陸軍總參謀長，嘗試參政。1938年升為炮兵將軍，3、4月短期擔任西線總司令，1938年要求全體將軍辭職，避免戰爭風險，辭去上將銜。

1898.10.08;陸軍候補軍士

1899.08.18;陸軍少尉

1909.09.17;陸軍中尉

1913.10.01;陸軍上尉

1918.04.18;陸軍少校

1923.04.15;陸軍中校

1927.11.01;陸軍上校

1931.02.01;陸軍少將

1932.12.01;陸軍中將

1935.10.01;炮兵上將

1938.11.14;榮譽陸軍大將

191_.00.00;二級鐵十字勳章

191_.00.00;一級鐵十字勳章

1917.07.17;普魯士馮·霍亨佐倫皇家佩劍騎士十字勳章

作為德國陸軍在一戰後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被稱為“最傑出的戰略理論家”（瓦爾特·戈爾利茨語）。

古德里安評價：

相較之下，那位新任的參謀總長貝克將軍（Gen.Beck），卻是一個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個性很正直，態度非常冷靜，也許太冷靜了。他是一箇舊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帥（Marshal Helmuth Graf von Moltke）的信徒，他希望把這個新陸軍的參謀本部改組一番，他認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會表示首肯。他對於近代的技術問題是一點都不瞭解，對於參謀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選，當然都是和他氣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陸軍的核心當中，自然建立起來了一道反動守舊的障礙物，這才是一個非常難於克服的大困難。他反對建立裝甲兵的計劃，他希望戰車只被當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單位就只是裝甲兵旅。他對於裝甲師的組建絲毫不感興趣。

為了使貝克將軍能夠同意建立裝甲師和印行裝甲部隊的訓練教材，我在經過長期的拉鋸戰後終於獲得了勝利。最後他甚至於同意成立兩個裝甲師，可是我卻早已堅決主張要同時成立三個師了。我儘量地在他面前誇耀這種新組織的優點，尤其是在戰略方面。他卻回答我説：“不，不，我不想和你們發生任何關係。對我而言，你們實在是走得太快了。”當我説到，由於近來無線電的發展，儘管用極高的速度前進，也照樣可以保持着指揮上的聯繫，他卻完全不相信我所説的話。在我們的訓練教範上面，常常一再重複要求，所有各級的指揮官一定儘可能地身臨前線，愈前進就愈好。這個觀點他也完全不贊成，他説：“你沒有地圖和電話，那麼你又怎樣指揮呢？你讀過施裏芬（Schlieffen）所著的書沒有？”至於説到身為一個師長，即便不實際突入敵陣，也應該儘量接近前線的理論，對於他則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裝甲兵的問題不談，這位貝克將軍無論在政治方面或是在軍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態度。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都隨時打算澆人家一瓢冷水。總會因為各項困難而主張一切從長計議。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鳴得意的“遲滯防禦”（delaying defense）戰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就已經風聞這種戰術的大名。在那10萬人的小型陸軍中，這種戰術成為一種基本的原則，甚至於一個步槍排也都要演習這種貝克式的防禦戰術。這種作戰的方式實在是混亂不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令我滿意的範例。在裝甲師成立之後，弗裏奇就完全放棄了這種落伍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