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同

趨同的同義詞是相近，是指不同系統的生物，在進化中逐漸表現出相似的形態和性質特徵。例如蜻蜓、蚊子、麻雀、蝙蝠、飛魚等動物雖然親緣關係甚遠，但由於適應飛翔的生活，它們都具有翅。螻蛄、鼴鼠都營地下生活，它們都有適於掘土的附肢。鮫、鮭、海龜、化石魚龍、企鵝、海豚、海豹等分別屬於軟骨魚類、硬骨魚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但由於適應水生環境，它們的前後肢均為扁平型、適於划水、並且都具有流線型的體型，可減少在水中的阻力。 ^[2] 

趨同可以指兩種或兩種以上親緣關係甚遠的生物，由於棲居於同一類型的環境之中，從而演化成具有相似的形態特徵或構造的現象。趨同可用於各種水平上，有時範圍很廣，如水生動物的鰓呼吸；有時很有侷限性，如humming bird（蜂鳥）和humming moth（雀蛾的一種）的相似等。是性狀分歧的反義詞，也與適應放散相對照。但也有與適應放散相關連而出現的會聚。例如在澳大利亞適應放散的有各種有袋類，其與其他大陸的高等哺乳類具有相似之處。另外還有與生化學物質有類似關係的趨同概念（例如由顯著不同的氨基酸系列生成類似的蛋白質），但實際上出現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 

人們把進化往往通過不同的路徑找到相同的解決辦法的現象稱作“趨同”。最有名的例子便是澳大利亞的有袋類動物與其他大洲的有胎盤的哺乳動物之間十分值得注意的相似性。有袋類動物與有胎盤的哺乳動物的區別在於，它們在很早的階段便來到世上，住在母親的袋囊裏，緊緊含着乳頭吸吮，以這樣的方式繼續其發育過程。儘管在繁殖方式及進化發育方面有所區別，儘管早在一億多年以前，這兩種動物就已經彼此隔離地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然而對相同的小生境的適應，卻使這些動物變得特別相似。

在澳大利亞地區，生活着200多種不同的有袋類動物，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與有胎盤動物老鼠、鼴鼠、家兔、野兔、獾、貓、狗、美洲飛鼠、食蟻獸類似的動物。在澳大利亞，幾乎所有的小生境都被有袋類動物佔領，而在世界的其餘地方，小生境卻是被哺乳動物佔有。吃草的袋鼠佔領了羚羊和馬的地盤，樹棲袋鼠其實是一種善於爬樹的猴子，考拉從其生活方式而言與南美洲的樹獺極其相似。直到1930年，在塔斯馬尼亞都有袋狼生存——因其背部有引人注意的條紋，故又被稱作塔斯馬尼亞虎。最後一隻有名的袋狼於1936年死於霍巴特的動物園中。幸好在島上還有塔斯馬尼亞惡魔(食肉類有袋動物)，這種動物從其外表與行為看，顯得與生活在歐亞大陸北部和北美地區的屬於貂科動物的一種猛獸狼獾極其相似。 ^[4] 

相似的生存條件和共同的選擇壓將導致不同生物相似的進化。生物間的趨同現象有助於人們理解許多社會現象。

①社會趨同進化

20世紀40年代後，西方學者將“趨同”這一術語引入社會科學領域。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在1949年所寫的《俄國與美國》一書中首先使用這一概念。隨着經濟的國際化，趨同論的觀點被更多的人接受。他們從論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趨勢出發，認為社會的發展與生產關係毫不相干，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正在走同一條發展道路，它們既有相同點，也各有短長；社會發展的趨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的、相近的結構成分日益增多和強化，各自的弱點將不斷被克服，並相互影響、相互借鑑，取長補短，最終發展為本質上同一類型的工業社會。除去意識形態上的爭議，社會趨同進化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解釋全球一體化的途徑。當然這僅是一家之言，有不正確的地方。

②公司治理模式的趨同化

世界各國在公司治理上原來存在四種典型的模式：英美的市場監控模式、德日的股東監控模式、東南亞國家的家族控制模式和東歐國家“內部人控制”模式。然而隨着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地球村落”成為了現實，全球化使得各國企業競爭有了越來越相似的“特性”，公司治理模式趨同化不可避免。管理專家指出：“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是有差別的，但商業文化是趨同的。”

各國企業認識到，單純以某種監控方式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只有綜合各種模式的優點建立的公司治理機制，才能最有效地保護股東權益，實現公司價值的最大化。於是，採用外部監控模式的企業開始懷疑完全依賴市場監控的有效性，從而把目光轉向公司內部，要求獨立董事發揮更有效的內部監督作用。採用內部監控模式的企業開始重視市場因素對公司治理的有效作用。近年來，英美等國開始對其公司治理模式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公司治理的各種原則、指引、章程，鼓勵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在董事會內引入一定數量的獨立董事等，希望通過這些措施，增強公司的內部監控力度，以彌補外部監控不足。採用家族控制模式的企業正在學習英美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家族特色逐步弱化。而原蘇聯和東歐等轉軌經濟國家的內部人控制模式，也在隨着其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逐漸向國際標準靠攏。一句話，世界各國各種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滲透、交融。

世界各國各公司治理模式趨同化對改善中國公司治理模式帶來了啓示。中國公司的治理模式已不再過分強調自己的特殊性，不再過分強調中國特色，而是順應時代和世界的潮流，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求、能夠與國際接軌的公司治理模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