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登禹路

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有這樣兩項決議：一是決定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京，二是進城之後不要用中央領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澤東親自為三位抗日英烈簽發了烈士證書。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績得到新中國認可。這就是為什麼解放前由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條街道得以在新中國繼續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幾千條，街巷名稱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職命名的，如文天祥丞相衚衕，在東城區府學衚衕內文天祥祠堂東側，以紀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廣寧伯街，在西城區闢才衚衕以西，明朝功臣廣寧伯劉榮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長技藝命名的，如劉蘭塑衚衕，在西安門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劉元得名。

正式以現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處，即西城區的佟麟閣路、趙登禹路、東城區的張自忠路。這三位英烈，都是為國捐軀的抗日名將，早年都是馮玉祥的部下。在擔任29軍將領期間，自1934年29軍駐防京津地區後，都曾在北京居住過。

抗戰勝利之後，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長，何思源於1947年3月13日簽發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號訓令》，將南溝浴大街命名為佟麟閣路，北河沿大街命名為趙登禹路，鐵獅子衚衕命名為張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開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變為排水溝“大明濠”，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內務部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朱啓鈐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磚，將大明濠改建為地下暗溝（2002年太平橋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溝，本報2003年4月16日《風俗地理》曾作過報道），並在地上興建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當年市政公所公佈這兩條大街為“一等街道，寬二十公尺。”

這三條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稱，在解放後繼續沿用。“文革”時期，佟麟閣路改稱四新路，趙登禹路改稱中華路，張自忠路改稱工農兵東大街。“文革”過後，撥亂反正，北京市政府於1984年10月決定恢復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有這樣兩項決議：一是決定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京，二是進城之後不要用中央領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為什麼解放前由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條街道名稱，得以在新中國被繼續沿用呢？這是因為1952年6月11日，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為三位抗日英烈簽發了烈士證書。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績，是得到新中國認可，並莊重給予紀念的。

西城區政府2008年對趙登禹路、東教場路、北營房中街、真武廟路、首都博物館西南側路和樺皮廠路等12條城市道路進行全面改造，改造後的趙登禹路南起阜成門內大街，向北經白塔寺東二條路、安平巷、平安大街、後倉衚衕，至西直門內大街。道路全長1920米，設計時速為每小時40公里，中間道路由10餘米拓寬為21.5米。四條機動車道兩上兩下，兩側步道拓寬到3至5米，沿線將新建兩座過街天橋。

為將改造後的趙登禹路與北二環貫通，西城區將在桃園二期危改結束後，從趙登禹路北端至北二環開闢出一條30米寬、850米長、兩上兩下的東教場路。改造完成後，北京又將增加一條連接南北二環的城市主幹路，這將大大緩解西二環和西單至新街口兩條主幹道的交通壓力。工程進行的同時，還在這一地區同步鋪設雨污水、電力、自來水、電信和燃氣管線，為周圍居民生活帶來便利。

趙登禹路西側臨街的明清民居復建景觀也初顯效果。綠樹、民居、白塔相映成趣。趙登禹路由於擴路而拆遷了大量的房子，走在路上，曾隱匿在街巷中的一些名人故居躍然於眼底。當前，最惹人注目的要屬張學良的妻子，人稱“趙四小姐”的故居了。

路的東側基本保持了原狀。復建工程主要是將原先西側臨街的房屋統一規劃，然後進行仿明清古建風貌的重現。某些建築就不再做店面的實際用途，只是作為沿街的景觀。如今沿趙登禹路由南向北走，是統一的青磚灰瓦，臨街民居沿牆按照明清建築特徵修成五出五進的樣式，波浪形院牆隨牆就彎，高低錯落，硃紅色的起脊門樓成為灰牆的別緻點綴，間或還能在大門上看見鮮紅的對聯。

在趙登禹路擴路施工中，還挖出了一個約5米深的坑。坑底露出一個拱形的磚石結構建築，坑底有水。經文物專家鑑定，此排水溝可能為清代人所建。

趙登禹(1898-1937) ，字舜臣，山東省菏澤趙樓人(今菏澤牡丹區牡丹辦事處)，原為馮玉祥部下，歷任旅長、師長等職。民國二十二年（1933）率部在長城喜峯口攀登絕壁，奇襲敵營戰功卓著。“七七事變”時任一三二師師長，在南苑駐地與日軍展開了激烈戰鬥，揮舞大刀砍殺日軍六十餘人。正當他率部經過大紅門時遭日軍襲擊，身中五彈，壯烈殉國。

趙登禹1914年加入馮玉祥的部隊，後任馮的隨身護兵。1926年參加北伐。1933年，任第29軍第37師第109旅旅長，後任第132師師長。

1933年初，日本侵略軍侵襲熱河省，攻佔了河北承德後，開始向長城各口發動大舉進攻。為消滅敵軍，趙登禹利用敵軍警戒疏忽，率部從兩翼迂迴敵人側後，進行包抄襲擊，打得敵人措手不及，死傷甚眾。激戰數日，敵人多次攻擊不果，鋭氣盡挫，中國軍隊取得喜峯口戰役勝利。喜峯口戰役，共殲滅日軍五六千人，狠狠地打擊了敵軍的囂張氣焰。

全面抗戰爆發後，7月下旬，數以萬計的日軍在飛機和坦克的掩護下，分別向北平、天津以及鄰近各戰略要地大舉進攻。擔任132師師長的趙登禹，率部抗擊日軍入侵，守衞北京城外的南苑。部隊孤軍作戰，在敵人炮火和飛機的狂轟濫炸下，損失慘重。趙登禹率部誓死堅守陣地，拼死抗擊。1937年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軍伏擊，壯烈殉國，犧牲時年僅39歲。 ^[2] 

毛澤東同志曾高度評價趙登禹等國民黨抗日將領，稱讚他們“給了全中國人民以崇高偉大的模範”。

少年時因家境貧寒，未入私塾讀書，在家務農並練習武術。1914年，趙登禹到馮玉祥部隊當兵，不久被馮玉祥調到身邊當其貼身警衞。1920年，趙登禹被任命為第16混成旅直屬工兵連第3排排長，後歷任連長、營長、副團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1930年，趙登禹跟隨馮玉祥參加了“中原大戰”，戰敗後馮的部隊被整編，趙登禹被任命為第29軍37師109旅旅長。

1933年初，日軍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後又將戰火引到了長城一線，企圖侵佔華北。國民黨當局被迫應戰，趙登禹奉命率領109旅從薊縣出發，把守喜峯口陣地。面對日軍的猛烈攻擊，趙登禹率領戰士多次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擊退了日軍的攻擊，堅守住了長城陣地。3月10日，負傷的趙登禹得知日軍正在休整，馬上召集團、營長們開會，決定乘日軍不備偷襲日軍營地，並激勵戰士們説：“抗日救國，乃軍人天職，養兵千日報國一時，只有不怕犧牲，才能為國爭光。”隨後，負傷的趙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揮舞大刀和刺刀偷襲了日軍，成功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

長城抗戰後，第29軍被調回察哈爾省駐防，趙登禹因戰功卓著被擢升為132師師長，並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1935年8月，第29軍被調到北平地區駐防。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進攻宛平城，第29軍奮起反擊。29軍軍長宋哲元任命趙登禹為南苑指揮官，坐鎮南苑，與副軍長佟麟閣一起負責指揮南苑的所有軍事力量。1937年7月28日，日軍調集重兵並動用30多架飛機向29軍陣地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相差懸殊，我方傷亡較大，日軍從東、西兩側攻入南苑，雙方陷入肉搏戰。此時，趙登禹臨危不懼，親自率衞士30餘人，指揮29軍衞隊旅和軍訓團學生隊與日軍進行激烈的廝殺。這時，突然接到上級命令，要趙登禹指揮部隊後撤到大紅門一帶。日軍窺出趙登禹準備退到大紅門的意圖，搶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紅門的公路兩側架起了機槍，以火力封鎖道路。為激勵將士，趙登禹乘坐車子指揮部隊向大紅門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車子行到大紅門附近的御河橋時車子的炸燬，趙登禹身受重傷，警衞勸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趙登禹不肯，反而帶領部隊向日軍反擊。這時，一枚炸彈飛來，炸斷了他的雙腿使其昏迷過去。趙登禹醒來後，含淚向傳令兵説：“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訴北平城裏的我的老母，她的兒子為國死了，也算對得起祖宗，請她老人家放心吧！”説完就停止了呼吸。

趙登禹犧牲後，1937年7月31日，國民政府頒佈褒獎令，追贈趙登禹為陸軍上將。抗戰勝利後，何基灃奉馮治安之命到北平將趙登禹將軍和29軍抗日烈士的忠骸遷葬於盧溝橋畔。1946年，北平各界舉行公祭趙登禹、佟麟閣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給趙登禹將軍的家屬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烈士證書。趙登禹將軍在強敵面前臨危不懼、英勇奮戰、血灑疆場的事蹟永遠值得中國人民懷念。

由於喜峯口是石頭山，無法構築掩體工事，守軍在日寇大炮猛轟下傷亡慘重。有勇有謀的趙登禹在3月11日夜，派出兩個團，並親率其中一個團，出潘家口繞至敵後，去夜襲敵炮兵陣地。趙登禹親自揮刀上陣砍殺，兩口價值180塊銀元的戰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戰鬥中又負輕傷。此戰砍殺鬼子500餘名，炸燬大炮18門，取得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首次大勝，史稱“喜峯口大捷”。戰後，趙登禹因功升為132師師長，又於次年提升為中將。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抗戰開始時，趙登禹正率132師在河北省滄州市河間縣一帶駐防。7月27日，趙登禹與他的老上級佟麟閣共同率部與敵激戰。午後，佟麟閣在大紅門以東中彈犧牲。趙登禹奉命率餘部向大紅門方向突圍。下午，一貫衝鋒在前的趙登禹在殺至大紅門附近黃亭子時，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軍機槍掃射，中彈殉國。臨終時，他對流淚的衞兵説：“軍人戰死沙場原為本分，沒什麼可悲傷的。北平城還有我的老母，你去對老人説，忠孝不能兩全，兒子為國犧牲，也算對得起祖宗。”當時，趙登禹年僅39歲 ^[2]  ，長子趙學武只有4歲，長女趙學芬才2歲，次女趙學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今陶然亭公園西側的龍泉衚衕，那時有座龍泉寺，以辦理慈善教育而著稱，舊址即今陶然亭小學。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帶領4名僧人，連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尋得將軍遺體，抬回龍泉寺裝殮。為避開日寇耳目，將靈柩隱藏在龍泉寺中8年之久。抗戰勝利之後，年已10歲的趙學芬去龍泉寺祭奠時，老方丈安慰她説：“將軍沒有走，我常在夜間聽到將軍喊口令操練士兵。”

因趙登禹生前説過“軍人抗戰有死無生，盧溝橋就是我們的墳墓”這樣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園公祭大會之後，趙將軍靈柩於次日由龍泉寺起靈，運至盧溝橋以東2公里處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當時的北平市長何思源(山東菏澤人)簽發了《府秘字第729號訓令》，將市區三條道路命名為趙登禹路、佟麟閣路、張自忠路，以紀念抗日英烈。新中國成立後，保留了這三處地名，並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經馮玉祥夫人、衞生部長李德全提議，毛澤東主席為趙登禹親屬簽發了《北京字第捌拾號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豐台區政府又三次為趙登禹烈士墓整休擴建和立碑，並列為重點烈士紀念建築保護單位。

趙登禹烈士墓，緊臨着京廣鐵路西道口鐵路橋，每天迎送着過往的列車，就像仍在守護着北京的大門。

2022年，入選首都功能核心區傳統地名保護名錄（街巷衚衕類 第一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