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少鹹

曾任教於成都高等師範、成都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等校，解放後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

青年時代的趙少鹹曾經參加當時的革命運動，因為反對袁世凱稱帝，被捕坐過牢，差一點被殺頭。出獄以後，眼看政局的腐敗，轉而一心從事學術工作。抗日戰爭前，先後在石室中學、成都高等師範、成都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任教，講授音韻、文字、訓詁方面的課程。

抗日戰爭爆發，中央大學內遷到重慶沙坪壩。當時中大教語言文字學課程的黃侃教授去世不久，黃侃生前曾推薦趙少鹹到中大任教，由此他應聘於中大，在沙坪壩紅槽房賃屋而居，前後一共5年。當代一些學者如殷煥先、周法高、李孝定都是那個時期的學生。

40年代初，他回成都，受聘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還擔任過一段時間系主任，主持中文系的工作。四川解放時，他雖然巴近古稀之年，到講堂上課有一定困難，但是仍然以極大的熱情負擔起培養青年教師和進行科學研究的任務。他的兩部鉅著《廣韻疏證》和《經典釋文集説附箋》都是70歲以後才定稿的。

著有《〈廣韻〉疏證》（28冊，300萬字，存殘稿8冊）、《〈經典釋文〉集説附箋》（30多卷，300萬字，存殘稿9卷）、《新校〈廣韻〉》《古今切語表》《〈説文〉集註》（14卷，存抄本）、《〈廣韻〉諧聲表》（山東大學油印本）等專著，均未正式出版。《新校〈廣韻〉敍例》（《四川大學季刊》1935年第1期）、《古今切語表敍》（《金陵學報》1938年第8卷第1、2期合刊）、《斠段》（《學林月刊》重慶1939年第1、2期）、《跋十三經音略》（《四川大學文學集刊》1942年第1期）、《史籀篇疏證辨》（《四川大學文學集刊》1945年第2期）、《批判胡適的〈入聲考〉》（合作，《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7年第1期，收入《漢語論叢》，中華書局，1958年）、《談反切》（《漢語論叢》，中華書局，1958年）、《〈廣韻〉和〈《廣韻》疏證〉》（《光明日報》1961年11月13、14日）、《〈切韻序〉註釋》（其長女趙苑雲整理補輯，《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其中《〈廣韻〉疏證》一書，是其集幾十年之精力及辛勤耕耘著成的一部博大精深之作。書中特別注意音證，對《廣韻》所收錄的音義儘量考訂出它的來源。以唐、宋以前的音義諸書中的讀若、直音和反切來證明《廣韻》的構成體系，即26000多個字和由這些字組成的詞為什麼恰恰在某韻某紐上。據介紹，《〈廣韻〉疏證》共校訂《廣韻》的訛落之處3830條，有關的68種書籍中的錯漏之處1458條，71種書籍中觀點有錯誤的地方348條等。勘誤訂訛，多有增益；資料所涉，可謂廣徵博引。作者還對“反切、同用、獨用、分等、分部”等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進行論述，提出己之新見。惜《〈廣韻〉疏證》及《〈經典釋文〉集説附箋》均未能完整傳於後世，實乃我國語言文字學術事業的一大遺憾。

代表作

作為先生學術方面的代表作，首先要推《廣韻疏證》。

他研究《廣韻》大體上分兩個階段。30年代以前是校勘階段，以後是疏證階段。

20年代初，他用《古逸叢書》本《廣韻》為底本，開始校理《廣韻》，校記寫成，巴縣向宗魯教授看了，亟力讚許，並且把這份稿子推薦給武昌徐行可先生。徐先生非常支持這項工作，把當時非常難得的王國維手校《廣韻》和王氏過錄的段、顧校《廣韻》借給他參考，他把這些全部錄入校記，寫成了《新校廣韻》5卷。當時商務印書館曾準備影印，多次商討影印方式，交換過影印用的清稿，但後來抗日戰爭爆發，聯繫中斷，寄給商務印書館的那份稿子也就沒有下落了。

《廣韻疏證》的題目是黃侃建議的。1934年9月，趙少鹹路過南京會晤了黃侃，談到《廣韻》的校理。黃侃勸他作《廣韻疏證》，並且説《經典釋文》的音義就是證明《廣韻》構成體系的好材料，同時還提供了劉履芬過錄的十四家校本《經典釋文》供參考。這是醖釀寫《廣韻疏證》的開始。

解放後，他校理《廣韻》有了更多的發現，單是校勘已經不能夠反映自己對《廣韻》的認識，於是他決定重新改寫，照黃侃的建議寫成《廣韻疏證》。《廣韻疏證》的最大特點在於疏通證明《廣韻》的音義。它主要取材於唐宋以前的文獻。對於《廣韻》裏面的每一個切語的出處，每一個意義的來源都進行了認真的考訂。

他認為《廣韻》一書除有刻本的錯誤外，還有編者的錯誤。刻本的錯誤，用各種版本互校可以説明。而編者的錯誤，就需要參考各種典籍，運用音韻、文字、訓詁的各方面知識。對於近年發現的各種《切韻》殘卷，他認為當屬手抄本，難以憑信。他自己曾經校過各種《切韻》殘卷，寫有校記，但是寫《廣韻疏證》的時候，他卻沒有采用。

對於傳抄本的段玉裁校語，先生在寫《新校廣韻》時絕大部分都採用了。後來他又用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詩經小學》、《古文尚書撰異》、《周禮漢讀考》等同段玉裁的《廣韻》校語相比較，發現前者對《廣韻》有一些很精當的校釋而後者卻沒有，在立論方面兩者也存在一些矛盾。因此，在寫《廣韻疏證》的時候，他對段校《廣韻》有所選擇，並且從段玉裁的其他著作裏補充了一些校訂精當的材料。

他還發現，《廣韻》引書常常有跟傳世的版本不一致而和類書徵引相同，特別是同《太平御覽》的引文極為接近，他把所有這些都在《廣韻疏證》裏一一註明。

50年代末，《廣韻疏證》寫成，全書共280餘萬字。校正《廣韻》的訛誤近4000條，分裝成28巨冊。書前有敍例，談了《廣韻》的版本、韻目下的“同用”和“獨用”、分韻、切語、引書、四等、段校《廣韻》等問題，這些專題反映了先生多年研究音韻學的心得。

與此同時，先生用《經典釋文》比勘《廣韻》，又多有發現。他將所得的材料彙總起來進行綜合分析，看到這部書裏的切語不全都表示語音的變異，有的是表示經傳異文，還有表示文字假借的。他還研究了這部書裏面聲紐、韻類混用的現象，還發現書裏有聲同用字不同的情況。他決定再寫一部鉅著《經典釋文集説附箋》，以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為底本，在十四家校本的基礎上又參考法偉堂的校語，附上自己的意見。這部30萬字的著作於1964年寫成，分裝為30冊。成書的時候正是先生80壽辰。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是一次大災難，先生也沒有幸免。一頂莫須有的“反革命”帽子扣了過來，大字報貼到將軍街40號家門口的牆上，紅衞兵們就來“破四舊”。家裏70餘箱藏書和手稿連同他女婿殷孟倫寄存的80箱書籍全部被抄走。那時他正患膽囊炎，卧病在家，目睹這種情況，非常傷心，不久就含恨去世了。時間是1966年冬至的前一天。

先生一生在學術上的遭遇是夠不幸的了。他校《廣韻》的成果本來在30年代就可以問世，遇上抗日戰爭，《新校廣韻》手稿寄到商務印書館就沒有下落。解放後寫成的《廣韻疏證》，中華書局正準備出版，應該説是沒有問題的了，可是萬萬沒有料到，來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全部手稿都被抄去。近年來多方收集，《廣韻疏證》找到了8冊，《經典釋文集説附箋》找到9冊，都保存在他的兒子趙呂甫處。

先生離開我們已經20年，他的學術成果在他的學生中得到繼承發揚。在全國空前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下，先生的家屬和學生正在積極整理其遺稿，爭取早日問世，嘉惠學界。

在學術思想上，他師承清代乾嘉學派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父子，在近代學者中，他和章太炎、黃侃均有交往，學術觀點也比較接近。但是，他的思想並不保守，他決不墨守陳説，對新的觀念，只要弄清楚了，還是能夠接受的。30年代未40年代初，他發表在《學林》月刊上的《覯段》，對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有許多中肯的批評。他還寫了《史籀篇疏證辨》，發表在《四川大學文學集刊》第二期上，對王國維關於《史籀篇》的看法多有駁正。40年代後期，他讀到董同龢關於《廣韻》重紐的文一章，反覆吟詠，最後把一些論點批在自己使用的《切韻考》上面。

他勤學用功，博聞強記。對十三經、《説文》、《廣韻》之熟悉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對段玉裁注《説文》能夠成段背誦，《説文解字注》的一些精采片段他也曾經親手抄錄過多遍。

作為一名教師，他的教學態度是認真嚴肅的。每開出一門課程，事前都要作大量的準備工作。不僅要寫講義，而且要編參考資料。這些講義和參考資料一經整理就是很好的論文和專著。

20年代他在成都高等師範任教的同時又在石室中學兼課，主講的課程是文字學。他以《説文解字》作為教本，逐字講解。保留下來的《説文集註》一至六篇的殘卷，就是當時寫的講稿。這份講稿以段注為基礎，參考了章太炎的《小學答問》和《文始》，注重以聲音通訓詁。受教於先生的一些人還能談起當年他教學的情況。

他教音韻學，從《廣韻》入手，上考古音，旁及等韻。

先生為人，厚道坦蕩，從來不臧否人物。對於後學，更多獎掖。家裏藏書極富，凡有人前來借閲，他都慨然允諾，決不吝惜，更沒有留一手的作法。對於前來商討學術的同行，更是熱情接待，不以專家長者自居。因此，不少學人來川，都願前來造訪。

先生生活謹嚴，早起早睡，極有規律。天還未明，人們還在酣夢中，他就起牀到書房看書了。天一黑馬上就寢，從不熬夜。他常説：“開夜車是傷陰的，千萬不能幹。”平生沒有不良嗜好。年青的時候他喜歡喝酒，後來害腳氣病，也就戒了。這也就是他長壽的原因。如果不道“文革”的劫難，他可能活得更長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