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亞力

賴亞力，曾長期任馮玉祥秘書。建國後，歷任外交部秘書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駐瑞士大使館參贊，駐馬裏大使，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駐聯合國副代表（大使銜），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

1927年，畢業於北京師大附中。

193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同年任教於北京私立大同中學校，任教期間在學生中積極宣傳抗日和民主進步思想。

1934年12月，賴亞力由許德珩教授介紹，到時住泰山的馮玉祥的研究室工作。不久，擔任了研究室主任。在那裏，他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員王梓木。（王梓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交給他的地下工作任務，於1926年加入國民黨，並一直活動在國民黨軍隊中，積極發展黨的地下組織。）1934年王梓木在馮玉祥處閒居，曾叮囑賴亞力要加強工作，推動馮將軍抗戰。

1935年10月30日，馮玉祥離開泰山去南京，賴亞力隨行。從這時起，賴亞力實際成了馮玉祥的政治秘書。

1938年，經李克農和王梓木介紹，賴亞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做秘密工作。1949年2月至10月參加了人民政協的籌備工作，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以董必武為首的政協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的工作，並擔任該委員會秘書。新中國成立前後，參與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工作，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處處長。建國初期，陪同毛主席和周總理訪問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擔任以劉少奇為會長，宋慶齡、李濟深等為副會長的中蘇友好協會副總幹事兼秘書處主任。

1939年，賴亞力隨馮玉祥前往重慶，其時蔣介石派馮將軍為第三區督練長官，督練重慶附近的三十六軍。當時，王梓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賴亞力也在南方局的領導下工作。有一天，王梓木對參加檢閲和督練工作的賴亞力以及宋事修、鄒桂五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要約他們談話。葉參謀長指示他們，時局非常嚴峻，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內的投降派，正陰謀反共，達到對日妥協投降的目的。主張抗日的朋友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團結，揭露投降派的陰謀。葉劍英同時讓賴亞力轉達，請馮將軍勉勵在不同戰線上正同日寇作戰的部隊，要旗幟鮮明地堅持抗戰，要提醒他們充分準備，勤奮操練，準備殺敵，以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從葉劍英處回去後，賴亞力向馮將軍就此次談話作了詳細彙報，馮將軍也極力贊同葉參謀長的意見。

恰巧這時，國民黨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到重慶彙報請示。他請馮玉祥將軍派人到部隊給戰士講一講抗戰形勢，以鼓士氣。馮將軍就派賴亞力到前線講學。

1939年9月間，賴亞力隨張自忠將軍乘民生公司的輪船順江東下。張將軍先組織總部的高級將領聽講。賴亞力主要從這樣幾個方面進行了演講，他先講馮將軍對三十三集團軍全體官兵的關懷和思念。接着講日寇雖已侵佔了大半個中國，但戰線太長，兵員短缺，總的抗戰形勢已進入相持階段。“你們部隊英勇的戰士兩年前在盧溝橋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是全國軍民抗日的先鋒。全國軍民都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在張將軍的領導下，重創敵人的正面進攻。”賴亞力還説：“我們當前的迫切任務就是認真執行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堅持抗戰，堅持戰鬥到取得最後的勝利；堅持團結，實行民權主義；發動全國人民奮起抗日，實行民生主義，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強抗日戰爭的一切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愈戰愈強，經過持久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由於演講極大地鼓舞了戰士們的抗戰信心，張自忠將軍後來還分兩批從前線調回全集團軍所有營長以上的指揮官回到總部聽賴亞力講學。

1940年，正值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蔣打算邀請馮玉祥將軍的老部下鹿鍾麟到各機關團體作報告，參加他們的反共大合唱。馮玉祥將軍知曉後，及時對鹿鍾麟説：“……你一句也不能講，要在家好好讀書。”鹿鍾麟當時住在歌樂山，他聽從了馮玉祥的勸告，果然閉門讀書。賴亞力此時也被馮將軍派去給鹿鍾麟講課。

馮玉祥是一位愛國將領，一直主張積極抗日，加之賴亞力一直在身邊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因此40年代在重慶開展的很多進步活動，馮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都常去參加。1940年“三八”節，萬餘人在川東師範舉行紀念會，由馮夫人李德全擔任大會主席。接着，中蘇文化協會成立了婦女委員會，也推李德全為主席。1940年10月19日重慶12團體舉行魯迅逝世四週年紀念大會，馮玉祥也去參加了。

1941年1月，蔣介石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掀起抗日戰爭期間第二次反共高潮。蔣介石集團破壞團結抗戰的反共投降活動，成為時局主要危險。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志提出要在重慶建立一個黨的外圍組織，配合黨工作，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41年夏，在南方局直接領導下，賴亞力與王炳南等同志成立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重點爭取國民黨內政治傾向較好的上層人士，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分化瓦解工作。賴亞力向馮玉祥將軍彙報了同王崑崙、王炳南等交換意見、研究對策的情況。馮玉祥聽了很高興，要賴亞力繼續參加這種會面，並隨時向他報告。

此後，賴亞力和馮玉祥先後到了美國。按照黨組織的要求，賴亞力不以舊部身份而以朋友身份對他進行幫助。當時，“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要求集中骨幹，分工準備配合馮玉祥的國際活動。隨即，賴亞力和吳茂蓀、王楓等五人聯名發快郵代電邀請馮玉祥到美國東岸加強反美援國的領導工作。馮玉祥欣然前往，在紐約作過多次街頭演説，反對內戰、反對援蔣，引起國際輿論轟動。

1948年，為響應中共中央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賴亞力陪馮玉祥將軍全家乘蘇聯郵輪返回祖國，途中輪船失火，賴亞力和馮玉祥將軍的兒子雖努力搶救，但馮將軍仍不幸遇難。

作為馮玉祥將軍的秘書，在馮身邊的日子裏，賴亞力一直向他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政策，馮將軍能“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的軍人”，賴亞力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馮玉祥也這樣評價賴亞力：“有一位賴興治先生，是四川內江人，在北大讀書，為人忠誠謹慎，是他應辦的事，都是萬分努力，不但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真正勤勤懇懇的人。”

1949年9月，賴亞力參加了籌備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工作。當時，這個班子人非常少，以王炳南同志為首，賴亞力、王凝和秘書郭贊等四人。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經外交部組建任務負責人王炳南同志的推薦，賴亞力出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處處長。在周恩來“外交無小事”的諄諄教誨下，賴亞力不僅見證了我國外交部的成立，也由此開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1950年1月10日，外交部長周恩來同志率領一個龐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開始我國建國以來與蘇聯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正式外交會談。作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賴亞力就是其中的成員之一。

1960年9月22日，西非的馬裏宣佈成為獨立的共和國。同年10月25日，中國和馬裏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作為非洲最早獨立的國家之一，馬裏共和國的反帝反殖民主義立場堅定，受到前宗主國的多方壓力。我國政府理解馬裏的困境，決定將馬裏作為我援助的重點國家。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賴亞力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馬裏特命全權大使，並於1961年2月趕赴巴馬科向當時馬裏的凱塔總統遞交了國書。

賴亞力到任後，經過細心觀察和走訪，發現馬里人民普遍喜歡喝中國的綠茶，但這裏的茶都是轉口輸入的。他迅速將這一情況反映給我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向馬裏政府提出，今後中國的綠茶將直接輸出到馬裏。不久，賴亞力又向當時的馬裏經濟部長庫雅特提議，為了幫助馬裏生產茶葉，中國政府將派茶葉專家到馬裏試種茶葉。庫雅特部長十分高興，但是他笑着問賴亞力：“你們是出口茶葉的國家，為什麼要幫助我們種茶呢？”賴亞力回答説：“這就是中國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我們要幫助馬里人民走上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

一年之後，茶樹長成了。這是馬里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收穫的第一批茶葉。馬裏朋友精心挑選了樣品送到巴黎參加競賽，出乎意料，中國專家在馬裏的土地上培育出的茶葉榮獲了一等獎。正是用茶葉，賴亞力打開了中非建交的大門。這一幫助馬里人民種植茶葉成功的舉動，帶動了其他幾個非洲國家和中國建交。中非友誼也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

在茶葉種植成功後，賴亞力又向庫雅特部長提出了幫助馬里人民生產蔗糖的建議，庫雅特部長表示，他對這個建議十分感興趣，因為馬里人喜歡喝濃茶，需要放很多糖，而馬裏又不生產糖，每年都要從國外進口五六萬噸糖。賴亞力將這一情況向國內報告後，國內迅速派來了一位廣東省的老專家。經過不斷的尋找，最終確定在馬裏賽古附近的杜家布古地區，因為這個地區有適宜甘蔗生長所需要的高温和水源。試種後，甘蔗苗長勢良好，賴亞力大使又將這一喜訊向國內做了彙報，並建議在馬裏的杜家布古地區援建糖廠。中國政府很快批准了這個建議。隨 ^[1]  後，國內派遣的相關建廠專家到達馬裏，所需的設備也陸續運到馬裏。

1965年，在賴亞力離任的時候，中國技術人員援建的茶園已經生產出了清香的茶葉，馬里人民高興地喝上了自己種植的茶；中國援建的糖廠已經大量投產，馬里人民終於有了自己生產的蔗糖。這是馬里人民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兩件事，也是中馬友誼的結晶。

在任馬裏大使期間，賴亞力通過自己的努力，不僅在經濟技術方面，不斷促進中馬兩國的外交關係，也在其他方面對中馬兩國友誼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政治層面，他曾陪同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對馬裏進行訪問，陪同馬裏當時的總統凱塔對中國進行友好訪問；在文化層面，1963年9月27日，賴亞力和馬裏青年與體育高級專員穆薩·凱塔在巴馬科簽訂了中馬文化合作協定1963年執行計劃；1965年4月17日，他和馬裏外交部副秘書長布巴卡·卡斯在巴馬科簽署中馬文化合作協定1965年執行計劃。

1961年到1965年，是賴亞力出任中國駐馬裏首任大使的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在非洲開闢外交陣地的艱難時期。賴亞力以自己的真誠、智慧和外交藝術，對中非友好外交關係做出了貢獻，可以説，他是中非友誼的奠基人之一。

1976年，賴亞力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特命全權大使。作為駐聯合國代表，賴亞力在反對美蘇爭霸、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等方面開始向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

1976年4月26日，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第四期會議結束了關於“和平利用海洋空間”問題的一般性辯論。在這次會議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竭力為它們的海霸行徑進行辯護。美國代表強調什麼“和平的目的”不排除軍事活動。蘇聯代表則在發言中一面重彈“緩和”、“裁軍”的老調，一面卻設法阻撓會議探討“和平利用海洋空間”問題，企圖把問題推到蘇聯鼓吹召開的世界裁軍會議上去。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發言中強調，海洋法必須保障中小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他們譴責超級大國在海洋上加緊進行軍備競賽，要求撤除外國海軍基地和設施，並且主張在世界某些海域建立和平區或無核區。

賴亞力在會上發言堅決支持廣大中、小國家的正義主張。他指出：今天，廣闊海洋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奪的場所。和平利用海洋的障礙主要來自兩個超級大國。特別是野心勃勃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賴亞力的發言義正詞嚴，並揭露了蘇聯推行海洋霸權的大量事實，蘇聯代表惱火地企圖打斷他的發言，但未能得逞。後來，蘇聯代表在他的“答辯”中對中國進行了毫無根據的攻擊和誣衊。賴亞力再次發言，質問蘇聯代表敢不敢就海洋權問題在這裏明確承擔幾項義務。蘇聯代表在各國代表面前避不回答質問，不肯就上述問題承擔義務。最後他們只好一聲不吭地從會議廳溜了出去。從20世紀40年代起，賴亞力就進入了中共的外交“智囊團”，開始參與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動。由於出使過好幾個國家，他通曉好幾國外語。作為外交官，這或許並不奇怪，但在任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期間，七十多歲高齡的他還自修了西班牙語，卻不能不讓人感到驚奇。賴亞力對人們的驚奇表現平靜，他説：“安理會開會的時候吵吵鬧鬧，有時候還罵人，好多話聽不清楚，要耽誤事情的。”“翻譯的水平不一，有時候碰上個水平一般的，太讓人着急了。”就為這個理由，賴亞力開始自學西班牙語。三個月過後，他能看懂西班牙報紙。過了半年，在安理會上，他連西班牙語的罵人話都聽懂了。

1994年12月5日，賴亞力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4歲。他不到20歲就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譯作，但為了革命事業，卻選擇在馮玉祥身邊做一個普通的秘書。新中國成立後，他又進入外交部，作為中國第一代外交官，為中國外交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 

1934年開始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同年12月，赴馮玉祥處，任研究室研究員。

1935年3月任研究室主任，兼任馮玉祥秘書。

1938年，經李克農和王梓木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6年至1965年，先後任日內瓦中美談判中國代表團顧問、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政務參贊、首任駐馬裏共和國大使。

1965年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1975年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級副代表。

1981年至1991年，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兼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馮玉祥選集》副總編輯。 ^[3] 

根據以下資料綜合編撰：

①.賴亞力：《在馮玉祥將軍身邊》，《當代黨員》，2005年第08期

②.《馮玉祥麾下的才子秘書》

③.

④.《馬里人民的真誠朋友》，京報網

⑤.《人民日報五十週年庫》，花都區政府網站 ^[3] 

賴亞力：中國首任駐馬裏大使

1964年1月16日，周恩來總理的專機在上午十一點（格林威治時間）降落在巴馬科機場，開始對馬裏共和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及代表團其他成員，乘另外一架飛機在周總理抵達前三十分鐘着陸。

圖1為迎接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一行抵達巴馬科。與周恩來總理握手的是賴亞力大使的夫人硃紅。圖片的左側是中國首任駐馬裏大使賴亞力。

周恩來總理抵達馬裏首都巴馬科。右一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左一為中國首任駐馬裏大使賴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