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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木

(遼寧省原副省長)

鎖定
王梓木(1895年-1967年6月18日,原名王鐸,又名王鋒,王世平 [1]  ),生於木蘭縣吉興鄉劉家粉坊屯。
先後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1948年)、黑龍江省副省長(1949年)、鞍山市副市長(1954年)、遼寧省副省長(1958年)等職 [2]  。1967年6月18日在瀋陽逝世,終年76歲 [1-2] 
中文名
王梓木
別    名
王鐸(原名)
王鋒
王世平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1] 
籍    貫
河北省遷安縣 [1] 
出生地
黑龍江省木蘭縣 [1] 
出生日期
1895年
逝世日期
1967年6月18日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王梓木人物履歷

自1918年先後就讀於黑龍江省一中、瀋陽高級師範學校、北平燕京大學。1924年入北平英國教會辦的薈文學校學習英語。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毅然退出薈文學校。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入西北陸軍幹部學校炮兵科學習。1926年從軍校畢業後,在西北軍中歷任參謀、騎兵第五師政治委員。1927年春至1930年夏,在國民革命軍團(後改為六軍)任中共特委書記、軍校政治教員、教育副官,西北軍總司令部參謀、軍械官、國民革命軍第13路軍第二軍參謀處長等職務。同時,兼任地下中共河南省洛陽縣委委員、隴海鐵路工會秘書。1931年以後,在天津做地下工作。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聯絡局情報部部長。1937年調中共北平聯絡局工作。同年6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任軍事教員。1938年1月,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39年到重慶隨周恩來工作。1945年至1947年,在延安八路軍總部任高級參謀,在中共冀魯豫分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8月,調東北工作,任嫩江省政府委員、省政府第二副主席,省政府黨組副書記,兼任省榮軍管理委員會主任。1949年4月,任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府黨組成員。1950年5月,兼任中共黑龍江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1954年8月,任遼寧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黨組副書記。1956年12月、1958年12月、1963年12月,連續當選為遼寧省第一、二、三屆人民委員副省長。1958年5月,兼任遼寧省科學工作委員會主任。1967年6月18日在瀋陽逝世。 [1] 

王梓木人物生平

早年父母雙亡,由兄撫養。從1918年起,先後在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瀋陽高級師範學校、北京燕京大學就讀。1925年7月考入西北陸軍學校。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春,王梓木從西北陸軍學校畢業後參加了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擔任過政治教官、參謀、機要處長等職。在這些公開身份掩護下,王梓木在西北軍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0年4月,發生了蔣、馮、閻中原大戰。這時,王梓木在馮玉祥部13路軍任參謀處長。在隴海鐵路北側指揮作戰時,他右腿負傷被鋸掉。1931年6月,王梓木傷勢未愈,接到命令返回13路軍。後13路軍潰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革命又處於低潮,王梓木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1932年春,王梓木在濟南開了遠東書局,與友人合開人文印務社。期間,他和黨組織恢復了聯繫,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並用書局所得利潤做黨的活動經費,利用開印務社的便利條件,為地下黨組織印刷大量宣傳材料,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因叛徒出賣,天津的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王梓木脱險後,趕到北京找到擔任過馮玉祥機要秘書的耿耀張。耿推薦王梓木到山東泰安找馮玉祥。王梓木見到馮玉祥,馮有意將其留在身邊。並親赴南京保薦他做少將參議,許諾月俸為400銀洋。王梓木謝絕了。
等風頭一後,王梓木又回到天津,與黨組織接上頭,恢復了組織關係,任中共北方局情報處長,繼續做馮玉祥、張學良、韓復榘等人的統戰工作。
1937年6月,王梓木到達延安。他先後在抗大和中央黨校任軍事教員。1937年11月,受黨組織委派去西北軍做鹿鍾麟的統戰工作。鹿鍾麟在西北軍地位是僅低於於馮玉祥的二號人物,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無論五原誓師,還是察北抗戰,都表現了積極態度。中共中央為了爭取鹿鍾麟,已派中共黨員申純伯和李新農到鹿鍾麟身邊工作,擔任了鹿鍾麟的幕僚。
王梓木第一次見鹿鍾麟是由張友漁陪同。鹿鍾麟專列停在河南新鄉時,張友漁和王梓木登上了列車,與鹿鍾麟長談後,他們留住在列車上。其間,王梓木向申純伯、李新農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爭取鹿鍾麟抗戰的統戰策略,還送給李新農兩本中共中央印發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和《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小冊子。通過這次談話及反覆閲讀這兩份文件,李新農對抗戰的本質和前途有深刻的認識,結合學到的理論和當時的實際,寫了一本名為《抗戰必勝論》的小冊子。鹿鍾麟看了認為很好,當時就批印了3萬冊,發給了西北軍所屬部隊。這本小書為我黨做國民黨西北軍的統戰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
這時蔣介石對鹿鍾麟有了戒備,怕鹿鍾麟在抗日前線再搞一個西北軍集團,1937年底將鹿鍾麟調回武漢,擔任軍委會軍法總監。鹿鍾麟把申伯純和李新農留在身邊當高參。在武漢,李新農找到王梓木,彙報了蔣介石與鹿鍾麟的情況。王梓木帶着李新農直接見周恩來。周恩來説:“已經聽梓木同志談過你了,你們在鹿鍾麟部的統戰工作是有成績的。你今後可以和梓木直接聯繫,有重要大事就找他。”此後,每隔三五天,李新農就找王梓木彙報一下情況。 [2] 
1938年2月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和王梓木到鹿鍾麟在武漢的住宅。和鹿鍾麟談了幾個小時,希望他能挺進華北敵後。1938年6月初,鹿鍾麟頂着冀察戰區總司令和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桂冠,坐火車離開了武漢。申伯純繼續擔任鹿鍾麟的高級參謀,李新農被鹿鍾麟任命為河北省政府參議。仍作為王梓木隱藏在西北軍的一根暗線。1938年底李新農奉命回到八路軍系統。申伯純在鹿鍾麟部工作至1939年底才回到八路軍總部。申純伯和李新農後來成為八路軍情報工作的骨幹。 [2]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任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考慮到王梓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各種關係十分有利於做國民黨軍隊上層人物統戰工作,組織上便安排他到南方局軍事組工作,對外的名義是八路軍駐重慶的高級軍事參議,實際上是做國民黨軍的軍事統戰和情報工作,掌握着許多極其機密的軍政情報和幾十個中共在國民黨軍隊系統裏潛伏人員的情況和線索。從1943年開始,他還兼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秘書,1943年6月28日,周恩來帶領南方局一部分幹部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南方局副書記兼重慶工委書記董必武留在重慶主持南方局工作。
為了照顧王梓木行動不便的腿,南方局高級領導幹部的整風學習就在南方局軍事組辦公地點的曾家巖底樓的會議室裏進行。
1943年9月的一天下午,整風的主題是同志們相互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當輪到大家對王梓木展開批評的時候,就有一個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同志針對王梓木平時的工作作風和性格脾氣,提出了比較尖鋭的批評意見,最後還説他是“西北軍的封建軍閥餘孽”。王梓木一聽這話就火了,立即與這位年輕同志發生了爭執。
散會後,當董必武批評他不能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意見時,一時怒氣未消的王梓木又與董必武發生口角。回到屋後,越發想不通的王梓木一氣之下,竟然獨自走出周公館,叫了一輛黃包車徑直去到上清寺康莊2號樓,這是馮玉祥設在城內的辦事處。
馮玉祥聽完王梓木的陳述後,也十分氣憤。因為他平生最耿耿於懷的就是別人説他是軍閥,王梓木曾是他的得意學生和重要幹部,竟被共產黨的同志説成是軍閥,這也就像是在指着他的鼻子説他是軍閥一樣。他立即打電話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讓他把王梓木八路軍高級軍事參議的名額和薪俸收回去。他要王梓木寫一份脱離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聲明登報,就安心留在他那裏工作。王梓木放心不下自己妻子和兒子。他的妻子鄭德芳在南方局外事組擔任英語翻譯。於是,他給曾家巖周公館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就在馮玉祥的康莊辦事處裏,不準備回去了。
南方局負責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接到王梓木電話後,立即報了董必武。董必武立即派王冶秋和梁藹然前去康莊勸説並接王梓木回來,王冶秋也是南方局隱蔽戰線的成員,公開身份是馮玉祥的國文教員和秘書,梁藹然前面介紹過,是經周恩來批准,經王梓木安排在鹿鍾麟身邊的情報人員。同時,董必武也把王梓木出走的事電告遠在延安的周恩來。
周恩來回電給董必武,要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促其回來。在《王冶秋傳》一書 “勸阻王梓木出走”章節中,詳細記述了事情經過——
王冶秋和梁藹然一起來到康莊,與王梓木地談了一下午,也沒有效果。二人到曾家巖向董必武作了彙報。焦急的董老要他們二人再想辦法,一定要把王梓木勸回辦事處。於是,王、梁二人又回到康莊繼續慢慢地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直到天亮,也沒有多大起色。 這時,突然樓下響起一男一女的吵嚷聲。王冶秋推開窗户探頭望下去,只見王梓木的夫人鄭德芳懷裏抱着剛滿一歲的孩子,嚷嚷着要進康莊大門,説是要找自己的丈夫王梓木。而馮玉祥的康莊辦事處處長戴樹勳卻攔住鄭德芳不讓她進來。王冶秋立即跑下樓來,向戴樹勳説明情況後把鄭德芳接進院裏,並帶她到了三樓王梓木住的房間。鄭德芳一進到王梓木的房間,就把孩子往王梓木懷裏一放,哭着説家裏出了事,要王梓木馬上回去。這時,王冶秋也聲色俱厲地對王梓木説到:“老王,你這樣做,既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你的夫人和孩子呀,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該回去呀!”經過一夜思想鬥爭的王梓木這才把桌子一拍,站起來説到:“好吧!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回去。麻煩你們回辦事處一趟,讓他們派車來接我。”王冶秋立即跑到曾家巖告訴了董必武,辦事處派人開車去康莊把王梓木夫婦和孩子接回了曾家巖。
王梓木出走辦事處的事,當時在國共兩黨內部都曾引起不小的轟動。因為王梓木掌握着中共在重慶精心培植起來的高級軍政情報網,手裏有幾十個直接與他單線聯繫的我黨打入國民黨各方面的情報人員,尤其是在國民黨各軍隊上層裏的中共秘密黨員。王梓木手裏的情報網是我黨延安高層決策的一個重要情報來源,是我黨把握國民黨及國際動向的重要耳目,這方面一旦遭到破壞,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周恩來和董必武得知王梓木出走後,心裏十分着急,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辦事處,確保我黨情報系統萬無一失。其次,王梓木也是在國共兩黨軍界有一定影響的人物,他自己主動離開八路軍辦事處,給了國民黨策反他的機會,這也是周恩來和董必武最擔心的一點。 [2]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就在王梓木剛被接走後不久,就有兩位身着國民黨少將軍服的軍官來到康莊,自稱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見王梓木。結果他們來晚了一步,連王梓木的人影也沒見着,只好悻悻而去。這兩個人是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軍統沒有善罷甘休,他們派了一些小特務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門前和紅巖村聚眾鬧事,叫囂説共產黨把王梓木秘密處死了。八路軍辦事處為此還專門在曾家巖50號周公館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讓王梓木公開與媒體見面。在勸説王梓木工作中出力最多的王冶秋後來也被國民黨特務列為暗殺名單,所幸為我黨上層統戰人士在無意中知道了這個絕密情報,派人給戴笠擔保王冶秋不是共產黨,王冶秋才躲過這一劫。 [2] 
王梓木回到辦事處後,主動向董必武作了深刻檢討。考慮到王梓木不適合再在國統區工作,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安排他隨周恩來回到了延安,擔任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謀。回到延安後,王梓木還給毛主席寫了一份書面檢討。毛主席給他回了信説:“梓木同志:來信看到了,歡迎你回來。你過去做了許多有益於黨與人民的工作,今後望你繼續做下去,一時的錯誤你已改正了,瞭解了,也就過去了,不要時時記在心裏。也許你經過這個挫折會要大進一步的,那末,錯誤也就轉變為有益了。”毛主席的話語十分親切,這讓王梓木心裏感到十分寬慰。王梓木從此把毛主席的這封回信一直珍藏在身邊。
後來,王梓木先後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1948年)、黑龍江省副省長(1949年)、鞍山市副市長(1954年)、遼寧省副省長(1958年)等職。1967年6月18日,王梓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終年76歲。1978年2月,王梓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1978年3月18日,中共遼寧省委在瀋陽舉行了王梓木骨灰安葬儀式。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