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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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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秋(1909--1987),又名野秋,霍邱人,曾任共青團北京市委秘書、霍邱縣委書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參加左聯。1941年後在馮玉祥處任教員兼秘書。1947年後任北方大學、華北大學研究員。60年代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主持研究和選定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創辦文物出版社,注重文物博物館研究和人才培養,為建立新中國文物保護工作完整的科學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1] 
中文名
王冶秋
國    籍
中國
籍    貫
安徽霍邱縣人
出生日期
1909年
逝世日期
1987年10月5日
主要成就
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
創辦文物出版社
又    名
王野秋

王冶秋人物簡介

王冶秋,又名野秋、高山。安徽霍邱縣人。1924年,由同鄉張目寒介紹,加入李大釗領導的國民黨“左派”。次年春,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逼迫段祺瑞下台的“首都革命”與“收回關税自主權”的鬥爭。同年末,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北京市委秘書、霍邱縣委書記。1932年參加左聯。1938年8月開始,到蜀光中學任國文教員1年餘。後在馮玉祥處任國文教員兼秘書,實際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隱蔽戰線成員,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1946年11月,作為國民黨華北軍事慰問團的秘書長,又回到古都北平,這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少將參議兼華北設計委員會資料室主任。1947年後,任北方大學、華北大學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國家文物局首任局長,開始對故宮博物院、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歷史博物館等文物單位的接管和整頓工作。是1974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主要整理者,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考古學名譽理事。著有《民元前的魯迅先生》《琉璃廠史話》等。1987年去世。 [2] 

王冶秋人物事蹟

王冶秋先生是新中國文物博物館圖書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與魯迅先生有着深厚綿長的情誼。作為魯迅晚年的年輕摯友,王冶秋與之多有往來,深受其信任並執弟子之禮。他對魯迅一直極為尊敬,編選《魯迅先生序跋集》、撰寫《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盡心竭力保護魯迅故居,為“魯師身後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3] 

王冶秋一、師友交往

王冶秋生於1909年,比魯迅小28歲。兩人因文學而結緣,1926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王冶秋跟隨安徽霍邱同鄉韋素園和台靜農到西三條衚衕21號拜訪魯迅先生,向先生請教《莽原》週刊的宗旨,以及對“整理國故”、“尊孔讀經”的批判。他們敲門進入的時候,魯迅先生已經拿着馬燈站在院裏等候了。先生問了王冶秋的歲數和就讀學校,先把韋、台帶進北屋,然後端出一盤瓜子,帶他進南屋坐下,拿出兩本雜誌讓他看。在先生眼裏,當時17歲的王冶秋還是一個半大小子。這次相見雖然簡單,但是給王冶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從此與先生結緣,並延續60餘年。
晚年王冶秋 晚年王冶秋 [4]
當時魯迅先生正與韋、台等人組織未名社,年輕的王冶秋協助做了不少工作,受到先生等人的薰陶和影響。後來王冶秋參加革命,顛沛流離,輾轉多地,儘管歷經坎坷,他卻時以魯迅為念,不僅參加了魯迅領導的“左聯”,還以通信方式恢復了與魯迅的聯繫。1932年韋素園不幸去世,王冶秋非常悲痛,後來寫下一篇紀念他的散文,於1934年11月從山西運城寄給魯迅,魯迅於11月17日收到,並於24日回信。從這時到魯迅逝世前的近兩年時間,王冶秋一共給魯迅寫信29封(現僅存1封),魯迅回信13封(現存10封)。兩人書信往還,主要討論文學相關問題。 [3]  王冶秋僻處小城,書籍罕見,魯迅多次給他寄書,包括叢書《中國新文學大系》,刊物《文學導報》、《譯文》,譯作《表》、《俄羅斯的童話》,著作《拉丁化概論》、《拉丁化課本》、《拉丁化檢字》、《門外文談》、《故事新編》等等,既有魯迅的著作和譯作,也有當時較新的學術著作和工具書,還有新潮的刊物。魯迅“許多次的寄書,寄信,使我看到一幅極美的畫圖,這畫圖中是彩繪着一位慈祥的老人,拯救着一個陷落在生活的泥淖中的孩子……這情景我永遠地忘不了,將要隨着我葬進墳墓為止。”當時王冶秋生活困頓,1935年下半年一度失業,魯迅的鼓勵和幫助對他來説非常重要,以至刻骨銘心、終生感念。 [3] 
除了談論文學和創作,王冶秋和魯迅的交往還涉及諸多私事。王冶秋從山西運城寄贈魯迅糟蛋和百合;1935年11月曾寄去自己孩子的照片(當為王冶秋的長女王玉,後名高予,1934年2月16日出生),魯迅評價:“看起來簡直是一個北方小孩,蓋服裝之故。”魯迅也談到自己的小孩周海嬰,當時剛剛送入幼稚園。1936年4月,得知魯迅氣喘,王冶秋熱心介紹藥方,魯迅在回信中提及。魯迅愛好金石收藏,包括蒐集漢畫像拓片,王冶秋委託中學同學楊廷賓和王正朔代拓南陽漢畫像石刻。楊廷賓與王正朔及其堂弟王正今一道,前後為魯迅拓印南陽漢畫像241幅,分五批寄至上海。其中王冶秋寄出10幅,魯迅於1935年11月8日收到;楊廷賓拓得115幅,分兩次於1935年12月21日、1936年1月28日寄達;1936年4月初,王正今寄出一批49幅,魯迅曾有覆信給他;此後王正朔寄出一批67幅,魯迅於1936年8月17日收到。有了王冶秋等人相助,魯迅的漢畫像拓片藏品增至600餘幅。 [3] 
為了紀念魯迅的“援助、愛護與拯救”,王冶秋從1936年春天起編輯《魯迅先生序跋集》,他“收集書,抄寫,編目,費了有三個月的時間,蒐集了九十四篇文字”。這本書的編輯工作得到魯迅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導,他在1936年4月5日給王冶秋的信中説:“序跋如果你集起來,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不過有許多篇,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國文寫的,及給人寫了而那書終未出版的之類,將來當代添上。”1936年5月4日回信:“此集我至少還可以補上五六篇,其中有幾篇是沒有刊出過的;但我以為譯序及《奔流》後記,可以刪去(《展覽會小引》,《祝<濤聲>》,《‘論語一年’》等,也不要)。”1936年6月3日收到王冶秋寄來的《魯迅先生序跋集》,由於身體不佳,魯迅於7月11日回信説:“事情真有湊巧的,當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時,我已經連文章也無力看了,字更不會寫……現在還未能走動,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説了。”可惜魯迅健康狀況惡化,這部書稿未能在魯迅生前出版。
在魯迅生命中的最後兩年裏,王冶秋與其頻繁通信,談及文學、金石、序跋出版等事項,亦互相關心對方的健康、孩子等私事,魯迅還誠懇地告知自己的處境和對周圍人的看法。魯迅日記中至少49次提到王冶秋。兩人雖年齡相差甚多,但是互相信任,彼此交心,可算是忘年之交,結下深厚的師生之誼。 [3] 

王冶秋二、風骨傳承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王冶秋寫下長詩《雪夜憶豫才先生》,致信許廣平表示弔唁,願意幫助許先生編魯迅先生全集,“堅決主張快快出版‘序跋集’,而且即以此集的版税作為海嬰購置讀物之助”;1937年4月2日王冶秋致信許廣平:“此書之版權版税,前已説過,作為我對海嬰弟的一點極微弱的幫助,所以關於出版處的交涉,望先生費神辦理,總以能抽得版税,給嬰弟買幾本課外看的書為宜。”王冶秋一直努力維護魯迅的身後之事,並向許廣平和周海嬰盡力提供幫助。魯迅去世之後,《魯迅先生序跋集》書稿由許廣平收藏、選定增刪並尋求出版機會,幾經周折,於1941年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和許廣平被捕,原稿下落不明。序跋集的校樣後來由巴金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積存中找出,於1974年委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仰晨辦理捐贈給魯迅紀念館事宜;校樣於1998年1月轉交給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很遺憾魯迅先生和王冶秋先生都未能看到這部序跋集的付梓,但這部書稿編輯出版的曲折歷程見證了二人的師生情誼與文脈傳承。 [3] 
王冶秋以多種方式宣傳魯迅、弘揚魯迅精神、發揚魯迅風格。1939年底到1946年秋,王冶秋作為隱蔽戰線的一員,做馮玉祥先生的國文教員和秘書,得到信任和倚重。1940年7月起,王冶秋開始為馮先生講授魯迅生平,分析魯迅的主要作品;10月19日紀念魯迅逝世四週年大會在重慶巴蜀小學廣場召開,儘管當時政治空氣凝重,大會主席馮玉祥先生仍然洪亮説出:“魯迅有許多升官發財的機會,可是他不要,他寧可苦到底;他要説他應説的話,他要做他應做的事……魯迅先生的偉大精神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是‘真’,他對於大眾,對於國家,他從來不説一句假話;第二是‘硬’,他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地步,他一生從來沒有向惡勢力屈服過;第三是‘韌’,他愈失敗愈不屈,愈困難愈戰鬥。我們就應該學習這三種精神,來爭取我們抗戰勝利,來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次日《新華日報》刊載了講話內容,並發表馮先生的詩歌《紀念魯迅》。馮先生對魯迅的熱情謳歌,讓國民黨大員心生詫異。中統秘密調查,結論是馮先生新聘了一位國文教員和秘書王冶秋。王冶秋通過為馮先生授課、促成馮先生演講的巧妙方式,在國統區擴大了魯迅先生的影響。 [3] 
為了表達對魯迅先生的懷念和敬仰,王冶秋開始研究魯迅生平,寫成《民元前的魯迅先生》,1943年3月由重慶峨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由許壽裳作序,正文分四章:故鄉與童年、由困頓走入“異途”、海外八年、歸來與出走;附錄為許壽裳寫的《魯迅先生年譜》和許廣平寫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前另有魯迅自題小像詩,許壽裳、陶冶公悼詩兩首,書末有王冶秋寫的後記。此書1947年9月在上海再版,1948年由光華書店印行東北版初版;1956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重印此書,更名為《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王冶秋傾注了滿腔赤誠和心血,詳述魯迅從出生到三十二歲的生活,這是第一本魯迅早期生活傳記,開各類《魯迅傳》之先聲。 [3] 
1949年,王冶秋成為主管全國文物、博物館、圖書館事業的領導人,擔任國家文物局長近30年,哪怕在極端困難的工作環境中,他都頑強不屈、剛正不阿,為保護文物、發展圖博文事業而殫精竭慮。王冶秋對工作拼命投入,為人磊落耿直,這種風格與魯迅非常相似。他當初獲得魯迅的信任,是因為他剛正不阿、光明磊落,沒有奴顏媚骨,具有同魯迅一樣的硬骨頭精神。王冶秋居住在北京黃化門一處普通的小院,幾間低矮陳舊的平房,室內陳設極為簡樸,他經常在家中接待客人和工作人員,“接待非常熱情,每次談話都讓人似乎體味了一遍當年魯迅如何接待青年那種親切。”王冶秋晚年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入小説、散文、詩歌創作,分為三輯,其中直接寫魯迅的有三篇:散文《魯迅和韋素園》,詩歌《雪夜憶豫才先生》、《魯迅先生八十壽辰》;此外專列一組《附錄:關於魯迅》,收入五篇文章:《海外八年(<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的一章)》、《<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的後記》、《“五四”時代的魯迅先生(節選)》、《紀念魯迅先生》、《<魯迅序跋文集>跋》。全書一共62篇作品,其中8篇是寫魯迅的。王冶秋晚年生病期間,仍然時時談到魯迅。“‘魯迅’給他一生留下了許多不可忘懷的往事。他是魯迅的學生,更是魯迅的摯友,特別是在魯迅的晚年困於病魔和四面‘圍剿’之中時,冶秋同志給魯迅以支持和慰安,他們是患難中的至交。冶秋同志在他一生中無比崇敬魯迅,更無比摯愛魯迅研究事業,魯迅對於他確實是難忘的。”1987年10月5日王冶秋病逝後,《人民日報》短短數百字的生平介紹,兩次提到他與魯迅的交往:“五四運動後,他結識了魯迅先生並參加了未名社的一些進步活動。”“他還與魯迅先生保持聯繫,是魯迅晚年的摯友之一。”王冶秋與魯迅的歷史性交往和半世紀情誼,不僅為業內所熟知,也為黨和政府認可與肯定。 [3] 

王冶秋三、遺產保護

王冶秋與魯迅的不解之緣,還體現在他對魯迅舊居保護和魯迅博物館建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為保護魯迅遺產、收集展示魯迅遺物、弘揚魯迅精神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魯迅於1924年5月-1926年8月居住在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他親自設計並改建了這處居所,在這裏寫出200餘篇作品。魯迅離開北京後,他的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繼續在此居住;魯母於1943年去世,朱安孤身守護舊居。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官僚要來“接管”魯迅舊居,八道灣魯迅親屬意在奪取魯迅的藏書,舊居內還有外姓住户。1946年11月,王冶秋出任第11戰區長官司令部少將參議,他和《大公報》記者徐盈一起與朱安溝通,同院內住户見面,隨後以戰區司令部名義貼上封條。1947年6月末朱安病逝,7月5日八道灣魯迅親屬來大吵大鬧,要動手搶東西為保護舊居與魯迅藏書,王冶秋與許廣平等商定,由家屬申請,北平高等法院做出判決,查封舊居。王冶秋説,保護魯迅舊居共走了三步,頭一步是利用戰區司令部的封條,第二步利用北平高等法院的封條,第三步,全國解放後,黨和政府打開了封條。1949年2月末,已是北平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副部長的王冶秋到魯迅舊居查看,見到舊居及室內藏書、用具保管得完好, “北平地方法院”的封條依然貼在原處。1949年9月,王冶秋安排矯庸、李育華夫婦看管魯迅舊居。1949年10月19日,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魯迅紀念日,魯迅舊居經過修整,並請許廣平按魯迅居住時的原樣佈置後,就開始接待觀眾了。北京魯迅舊居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紀念館之一。
1950年3月,許廣平將西三條魯迅舊居和全部遺物捐給國家;5月,文物局派人清點交接,隨後在保持舊居原貌的原則下,對其進行保固性修繕;9月,文物局長鄭振鐸、副局長王冶秋邀請許廣平審查舊居復原、修繕工作。1953年,王冶秋撥款用於新建舊居東側的魯迅生平陳列室。1954年籌建北京魯迅博物館,王冶秋直接領導這項工作,他動員當時建築界的優秀力量,先後設計了十四五個方案,他堅持博物館要符合魯迅精神,以簡樸為主,博物館的高度與四周的四合院民居相適應。方案決定之後,王冶秋雷厲風行地督辦施工,魯迅博物館於195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20週年之際如期開放。從1959年到1975年,魯迅博物館曾經離開文物局的直接領導,但從來沒有離開過王冶秋的個人關懷,館裏有事時他總是大力支持、從不推脱;每年10月19日,他都邀集幾人看看舊居,幫助解決問題;1961年魯迅誕辰80週年紀念日,他專程瞻仰舊居,並留詩一首:“八十年來變化多,三山推倒起沉痾。周翁若見今朝事,筆下風雲奏凱歌。”北京魯迅博物館可能是王冶秋去得最多的博物館。
王冶秋掛念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充實與建設,熱心幫助博物館蒐集藏品。他時常將自己發現的魯迅藏書複本交給館裏,或者將有關魯迅的文物線索通知博物館。韋素園於1932年不幸去世後,葬在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魯迅為其寫了墓碑題記;王冶秋於1947年前去掃墓,寫下一篇《訪墓記》;1970年代的一天,王冶秋與姜德明先生談到韋素園,次日便到萬安公墓尋訪,費了一些周折,終於從墊路的石頭中刨出韋素園墓碑,通知北京魯迅博物館運回保存。王冶秋還通過書商徐文玉從舊書攤上獲得的線索購得魯迅手稿《<嵇康集>考》,交魯迅博物館收藏,並收入《魯迅全集》1981年版第10卷。王冶秋也特別關心紹興魯迅紀念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建設發展。1952年12月,王冶秋到紹興檢查瞭解紹興魯迅紀念館的籌建工作;1972年1月、1973年5月、1975年11月,王冶秋三次接見紹興的同志,指導陳列原則,強調“各有重點、避免重複”,“原址復原”,並撥專款一萬元,用於紹興魯迅故居保護和三味書屋維修。1962年初,王冶秋到上海魯迅紀念館審查“魯迅生平系列”,上午和晚上兩次到館裏,細細地看,特別強調要突出中心、要使觀眾感動;1970年代,王冶秋悉心組織赴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魯迅展覽”,先後在仙台、東京、名古屋、神户和廣島展出,歷時四個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全國魯迅文物的保護、魯迅紀念館和博物館的建設,都得到王冶秋的熱切關注和悉心指導。王冶秋集戰士、文人、學者、領導於一身,“望之儼然,即之也温”。他如此關心保護魯迅的遺物,不只是由於他對魯迅的個人情感,更是為了透過遺物展示,使“魯迅精神”永遠發揚光大下去。對魯迅遺產遺物的保護,既體現了王冶秋個人對魯迅的敬重與深厚情誼,又代表了國家文物行政部門通過遺產保護與傳承的方式對魯迅精神的大力弘揚,還體現出作為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對國家文化遺產事業的熱忱與責任心。 [3] 

王冶秋紀念緬懷

王冶秋對中國文物保護有重大貢獻。周恩來總理多次對身邊的人説:“冶秋同志把文物當作自己生命一樣,誰要想從他那裏拿件文物,就像割他的肉一樣。”李先念説:“誰要動文物,王冶秋就會跟你拼命。”我國著名科學家王可親自撰寫了《王冶秋傳》,並由李鐵映等作序。1997年,香港鍾華培先生出資設立“鄭振鐸—王冶秋文物保護獎”。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