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華工

契約華工制產生於17世紀，西方殖民者入侵東南亞地區後，對中國勞動力的掠奪 ^[1]  。大多數為生活所迫而簽訂契約到海外勞動的中國人。

契約華工是西方殖民者掠奪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資本原始積累、榨取高額利潤的產物，是充滿血腥壓迫和剝削的一種骯髒的制度，是西方列強侵華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見證。恩格斯確切地稱之為“中國隱蔽的苦力奴隸制” ^[2]  。

契約華工何時產生？國內外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陳澤憲在《十九世紀盛行的契約華工制》一文提出，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785年佔據檳榔嶼後，首先使用契約華工制度，並認為在此之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否使用契約華工制度尚待考察。 ^[3] 

荷蘭東印度公司一面向外招募勞工，一面以武力進行人口掠奪。根據記載可以看出，這些到巴達維亞充當勞動力的中國人有三種：第一種是被掠奪出賣的奴隸，第二種是被掠奪而來的契約工，第三種是自願前來的賒欠旅費被典當的契約工。這三種類型，前一種是奴隸買賣，後兩種是不同類型的契約工。這種契約工以欠債的身份進行勞動，成為債奴。17世紀出洋欠費的債奴本身就是契約華工的一種類型，由於欠旅費而被迫答應從事一定期限帶奴役性的勞動來償還，不論在17世紀還是19世紀出洋的華工都一樣，是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契約華工。 ^[4]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大幕後，西方列強掠奪華工從以澳門、香港為據點，擴展到五口通商口岸廈門、廣州、福州、寧波、上海和汕頭等地。1857—1860年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逼迫清朝簽訂《北京條約》，條約第五款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準與英民（或法民）立約憑證...毫無禁阻”。 ^[5]  以後荷蘭、美國等國也相繼簽訂類似的條約，招募中國廉價勞動力，從19世紀至20世紀70年代形成契約華工出國的高潮。

契約華工大致可分為南洋的“豬仔”華工、拉丁美洲的契約苦力、美國的“賒單”苦力三種類型。

明末清初，閩粵沿海破產平民，因家鄉生活困難，多往南洋謀生。

由於資金短缺，一般採取兩種方式出國：一是自發結夥出海，公推一名“客頭”，墊付船資伙食，到海外以勞動所得償還欠債，立有“公憑”為據；另一種是個體户，把自己質押給船户，到海外找到親友或僱主，墊付所欠船資等費，約定以勞動償還。

十九世紀中下葉，來到美國的契約華工被稱為“賒單”苦力，他們對開發美國西部和修建橫貫美國東西部大鐵路作出了貢獻。但在美國曆史上，華工與華人遭到了不平等對待，深受歧視與排斥。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排華法案》到1904年美國政府要求續訂《北京條約》，許多排華運動大都是由美國政府主導的，這不能不引起海內外中國人的憤怒與反抗。 ^[6]  但“賒單”苦力在美國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華工為美國西部發展創造了原始資本。1877年2月27日美國第44屆國會參眾兩院調查華人入境問題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的前言中，不得不承認“美國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資源，由於華工廉價勞動力而獲得更為迅速的發展，”“中國人的入境的後果是大大增進了太平洋的物質繁榮。” ^[6] 

華工在修建橫貫美國大鐵路中做出傑出貢獻。1862年，美國國會投票決定撥款修建長2500英里，橫貫美國中、西部的太平洋大鐵路。該路段有崇山峻嶺，懸崖絕壁，河谷急流，熱帶沙漠，地形複雜。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九十是華工承擔的，經常約有上萬名華工築路。 ^[6] 

拉丁美洲的契約苦力主要集中在古巴、秘魯等國。以秘魯為例，一位美國曆史學教授斯圖爾特（Stewart，W.）著作了《秘魯華工史》一書。介紹了1821年秘魯獨立後，採礦、鳥糞採掘，棉花和甘蔗種植需要大量勞工。當時清政府積弱，海禁廢弛，人民貧窮愚昧，政府沒有保護放洋華工的能力，大量刻苦耐勞的中國廉價勞工，就成為了外國資本家們獵取的目標。 ^[7] 

1850年代，約十萬的華工被勞役，隨着多起的暴動，他們的苦難廣為世界所知，同時，解放黑奴與農奴貿易運動，亦迫使秘魯頒佈法令制止虐待華工。一些華工完成八年契約後，終於獲得自由。

1869年，有部分華工組織呈文清政府，由美國駐秘魯公使轉交，尋求清政府保護在外的國人。可惜清廷迴應是“私自出洋的中國人為棄民，不值得加以保護。”直至兩年後，第二份呈文才得到正面迴應，清朝政府才表示：“對磨難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勸以容忍，並可成立一個上告團體向朝廷陳述受害情況。” ^[7] 

1786年,英國佔領檳榔嶼後,極力羅致華工。到1800年，檳榔嶼已開始出現轉賣契約華工的公開行情。立約勞動一年，售價墨西哥銀30元。到19世紀20年代，便發展為以海峽殖民地為中心的“豬仔”販賣制度。先是由僱主委派“客頭”租下船隻，通過同鄉、同族關係，進行拐騙，運到新加坡交給僱主，立約勞動一年至三年，以工資扣還欠債。

1876年,英國擴大開發馬來半島資源,為獲取廉價勞動力,在新加坡設華民政務司,並支使華人出面，在新加坡和檳榔嶼開設“豬仔”館，專以拐販華工謀利。在廈門、汕頭、廣州、澳門、香港、海口等處設有聯號。名為接待“新客”的客棧，實為囚禁華工的牢房。在新加坡,“豬仔”館以酷刑迫使華工當着華民政務司官員,承認自願籤立償債契約，淪為債奴。

據估計，從1800年到1940年，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入境華工累計約1000萬人次。他們絕大多數來自粵東潮州、惠州等地和珠江三角洲各縣以及海南島，少數來自閩南八縣。華工對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各島的開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和慘痛的犧牲。英屬馬來聯邦於1916年廢除“豬仔”制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去南洋謀生的華工又成倍增長，變相的“豬仔”制，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告結束。

拉丁美洲的契約苦力 　19世紀初，英國先後廢除了奴隸貿易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隸制度，以五年制的契約工接替黑人奴隸。先是從印度招募苦力（“苦力”一詞源於南印泰米爾語Koli，英文譯為coolie，實為契約工的代詞，所以販賣契約工稱為苦力貿易）。鴉片戰爭後，在拉丁美洲古巴、秘魯、圭亞那、巴拿馬等地的殖民主義者先後竄到中國沿海口岸,掠販苦力。與南洋“豬仔”的販賣不同，這種苦力貿易全由白人經營。一般是由各地殖民政府撥出專款，委派招工專員，或組織“移民公司”，由代理人、苦力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長，到中國口岸進行擄掠。苦力運到殖民地即被公開拍賣，售給種植園、礦山、鐵路等處。

1845年3月7日,從廈門開出第一艘苦力船，裝了200名苦力，開往法屬波旁島（即留尼汪島）。1846年，廈門英商德記洋行包攬苦力貿易。德記洋行老闆德滴身兼葡、西、荷三國駐華領事，依仗權勢，無視清政府禁止販賣人口的法令，僱有大批打手,收買枴子、人販,到鄉下擄掠苦力，送到廈門的巴拉坑（集中收容苦力的地方），待船運出。巴拉坑內，對苦力施以酷刑，強迫他們簽定到外國勞動八年的賣身契約，並在華工胸前烙上運往目的地的標記。 契約華工

1847～1853年,從廈門一帶出口的苦力船共40艘,其中34艘是英國船，共運出1.1萬餘人,內有10艘是從汕頭運出的。1855年，汕頭還只有12艘苦力船，1857年猛增到120艘。另據估計,1852～1858年,汕頭運出苦力4萬人，有8000人在未開船前即被虐死，多棄屍海灘。1860年以前，在華南其他口岸，掠運華工的情況與此類似。

1860年中國同英、法簽訂《北京條約》，其中第五款規定允許民人出洋承工,由中英雙方會訂招工章程,在條約口岸設立招工館。這種“合法化招工”，實際上仍是用“人頭錢”向人販收買，仍是拐騙、擄掠華工。葡萄牙因非簽約國，不能在條約口岸設館招工，乃轉到澳門，同當地人販立約收購苦力。英、美則以香港為據點，同澳門爭奪。香港港務設施佔有優勢，苦力船均須在港改建船艙，備辦遠航所需物料。最後，迫使葡方於1873年底宣佈停閉澳門的苦力貿易。

據估計，1847～1874年，從中國掠往拉美的契約苦力達50萬人，其中，從澳門運出約30萬人，以運往古巴和秘魯的佔大多數。

受到極端殘酷的虐待，古巴的苦力勞動壽命平均只有五年，死亡率達75%。1860年運往秘魯欽查島挖鳥糞的4000名苦力，幾乎全遭慘死。

到美國西部從事開發苦役的“賒單”苦力（“賒單”是粵語，賒欠船票之意），脱胎於“豬仔”制，但自有特點。他們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各縣，幾乎全從香港出國。香港當局硬説他們是“自由移民”，實為押身抵債的契約勞工。1849年，上海英商祥盛洋行租英國船“亞瑪三”號運 200名苦力到舊金山。苦力都簽了償債契約，每人欠船資、伙食、安家等費125元。這是最早去美的賒單苦力。

1850～1880年，在美國西部的開發中，築鐵路、開礦、大面積整治窪澇地等重大工程都大量利用廉價華工。美國資本家同舊金山中國會館的“頭人”簽訂承包工程的合同後,由“頭人”派人回到內地家鄉,賄通地方、族紳，以墊付船資、預付安家費以及“到金山發財”的謊言，誘騙華工約期到香港。為了冒充“自由旅客”，上船前強迫苦力當官詭稱自費赴美，由美領事簽證，到美后才與債主籤立償債契約，並受“頭人”控制，派到工地編隊勞動。以每月工資，分期扣還欠債。“頭人”常借錢給苦力以誘賭、誘煙，並以高價賒售生活用品，重利盤剝華工，使其長期負債，不得脱身。

據估計,1849～1882年,赴美華工累計達30萬人。他們對美國西部的開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長期遭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迫害、凌辱、焚掠、驅趕和屠殺，種種暴行愈演愈烈。最後，美國政府於1882年下令，嚴禁華工入境。

由於掠販華工，利潤驚人，因而即使船隻不足，也將一些廢置無用的破舊船隻匆匆改建投入使用。一般是把貨艙改建為三層統艙，由於超額濫載，苦力船艙擁擠不堪。

日則並肩疊膝而坐，晚則交股架足而眠。每人只有一尺之地，在漫長海途中艙門緊閉。艙內空氣窒息，疫病流行。船上淡水不足，華工常因渴極討水而遭鞭打。

為了鎮壓船上的華工，艙口加裝鐵柵，甲板設有炮位,船上巡丁日夜荷槍巡守，戒備森嚴。船長經常無故拉出華工鞭打，意在儆戒華工鬧事。難堪的凌辱和折磨，激起華工的反抗，弱者投海自殺，強者聚眾抗暴。

1847～1872年苦力船抗暴和遇難事件頻繁發生，苦力死亡累累。以去秘魯的苦力船為例,海途死亡率平均在31%以上。1860年,法國苦力船“沙利斯·麻迪爾”號從澳門運出950名苦力，到達古巴時,只剩下100人。1861年又一艘法國苦力船“奧古斯丁納”號從澳門運出350人,到達秘魯時只剩下11人，上岸時又死去6人。因此,人們説苦力船是名副其實的“浮動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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