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與讚美詩

蘇比面對着寒冷與飢餓，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他有兩種選擇：第一是承受巨大的精神屈辱，到政府救濟機關領取施捨，第二則是進監獄。他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去監獄待三個月，這樣的決定對於平常人而言，的確無法理解，而對於蘇比而言這完全是出於無奈，而且他為達成這一目標，費盡心思。

一開始他希望通過去豪華的餐館裏白吃一頓飯的方法，然後被逮捕送進監獄；但是他的這一想法落空了，當他剛要進入餐館，因為他破爛的衣着，餐館領班和侍者就將他轟了出去。無奈之下，他只好開始第二個行動，他來到六號大街拐角處，用一塊鵝卵石將一家商店的櫥窗砸碎了，他站在那裏等着警察到來，然而警察認為真正的肇事者肯定會立馬逃跑，雖然蘇比向警察坦白説是自己乾的，但是警察卻不理睬他，而是去抓一個正在追趕汽車的人。

蘇比只好繼續製造被抓的機會，他來到一家普通的餐館，大吃一頓之後直接告訴侍者他沒有錢，可以叫警察來抓他；誰知道侍者並沒有叫警察，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對於這種小事，警察才不會管，於是便將蘇比抬出去，扔到了街上。

蘇比懊惱萬分，一直走向前走，繼續尋找機會讓警察逮捕自己。

他注意到在一家商店的櫥窗前，有一個少婦風姿可人，而一個警察就在不遠處。蘇比假裝成地痞流氓，上前去調戲這個少婦，然而對於他的舉動，警察竟然熟視無睹。蘇比十分無奈，來到一家雪茄煙店裏，看到一把雨傘，便偷了過來，還與穿着體面的雨傘主人爭吵起來，一直強調這把雨傘是自己的，還説把警察叫過來，解決問題。然而，十分出乎他意料的是，雨傘主人竟然主動放棄了，説那把雨傘本來就不是自己的，是自己之前撿到的，現在將它物歸原主。蘇比再次失敗，便繼續前行，一直走到一個幽靜古雅的舊式教堂中，看到風琴師正在苦練讚美詩。

讚美詩熟悉的曲子，讓蘇比回想起了過去，一幕幕美好的畫面，讓他認識到自己曾經也有母愛、朋友、理想，有體面的生活，有純潔的思想。

他感慨良多，認為自己還年輕，還能夠通過不斷的進取，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做人。於是他決定明天就去找一份工作，去做一個有所作為的人。

然而就在他決心重新做人，憧憬美好未來的時候，一隻手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他被逮捕了，被無端地送進了監獄，判處三個月的監禁。 ^[2] 

《警察與讚美詩》發表於1904年，當時正是新工業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美國資本主義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極大的物質文明時，美國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貧富兩極分化日益明顯。 ^[3] 

到1920年，美國己經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美國的城市化。城市的發展成為一種無法限制和不可逆轉的趨勢，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大多數蝸居在廉價的出租房裏，美國是世界上“貧富間鴻溝最深的國家之一。美國社會的快速發展造成資本的集中和社會底層人民的貧困，而中下層人民的大量破產以及失業大軍的不斷擴大，都導致了美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不斷尖鋭化和表面化。因此，廣大的美國民眾對所謂“民主”社會產生了懷疑和失望，他們曾為消滅蓄奴制而進行了流血戰爭，本以為消滅了蓄奴制，美國就會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但事實遠非如此，美國不但沒有成為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幸福權利的天堂，而且成了世界上貧富鴻溝最深的國家之一。 ^[4] 

歐·亨利的大部分作品都以美國下層小人物的生活內容為題材，這也許與他個人的成長道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一個人的成長經歷都會變成沉澱在他腦海中的各種記憶，在適宜的時刻以各種形式通過潛意識或無意識而表達出來。歐·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1862年出生於美國南部的一個普通醫師家庭，3歲時，因母親去世、父親無力撫養而被送至外祖母家寄養。寄人籬下的憂傷情緒隨着歲月的流逝和年齡的增長常常襲擾着歐·亨利的心靈。15歲時，歐·亨利開始自謀出路，他當過學徒、記者、製圖員、編輯、專欄作家、會計員和銀行出納員。1896年，因“盜用公款”受到指控，為避免受審，歐·亨利逃到了拉丁美洲。1897年，歐·亨利的妻子病故，他冒險回國，並被捕入獄。在獄中，歐·亨利開始創作，並在刑滿出獄後專門從事文學寫作。1910年，由於長年寫作的勞累與無節制的生活使身體受到嚴重損傷，再加之經歷了第二次婚姻失敗的打擊。歐·亨利的不幸遭遇和流浪漢般的生活，使他嚐遍了人世間的疾苦，也接觸到了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物，而且有機會聽到他們的情感故事和不幸遭遇，這些不但使他對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也成為他小説情節構思的源泉，同時他的性格和苦中求樂的大眾自嘲似的幽默成為他寫作風格的特有亮色。 ^[5] 

蘇比是紐約城裏一個無依無靠、以天地為家的流浪漢。他的性格有善良的一面。蘇比為了達到蹲監獄的目的，就必須犯罪，他不想去殺人搶劫或者犯情節比較嚴重的罪，所以他選擇了混吃混喝、損壞櫥窗、調戲婦女、擾亂治安、小偷小摸等情節輕微但又足以滿足自己坐監獄的要求的行為。最後，蘇比被判刑三個月監禁。

《警察與讚美詩》向讀者展示了美國社會的真實一面。 ^[5]  歐·亨利所塑造的蘇比形象是當時社會現象的一個縮影，它以喜劇的形式體現了美國下層社會小人物的悲劇命運。該小説讓讀者宛若置身於紐約大都市的大街小巷，目睹像蘇比一樣底層人民的坎坷艱辛的生活，認識五光十色的美國社會的骯髒、卑俗的世態，領會美國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本質。蘇比的不幸遭遇藴藏了“嚴肅的人生哲理”：生活在美國社會像蘇比這樣的下層小人物的命運，註定只能陷入泥坑而又走不出泥坑的悲劇。人無法從人本體的困境中擺脱，只能從困境走入困境。 ^[3]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是法律的持有者和執行者，代表着統治階級的政權，是政治文明的象徵，而“讚美詩”則代表着宗教道德的精神力量，牽引着人性的迴歸，是精神文明的象徵。

在文本中，蘇比一共五次與警察邂逅，第一次砸玻璃時，從拐角跑出的警察卻去追趕趕車的人，這反映出警察無視現實、自作聰明的辦事作風。第二次調戲“良家少婦”，卻招致該妓女的如影隨形。可見當地世風日下，而警察卻對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第三次“擾亂治安”時，警察卻幫助開脱，可見警察自以為是、自作主張的行事風格。第四次偷傘時，警察先是“好奇”地觀望着他與“傘主人”的竊竊私語，後見一“穿晚禮服的高身材的金髮女郎”，忙“趕過去攙扶”“陪她過馬路”，這諂媚的行為反映他們只是上流人士的奴僕，只會忠心地為上流社會服務。最後一次當蘇比在音樂的感召下，重振自我時，卻毫無理由地被捕入獄。黑白顛倒、混淆是非的司法行徑躍然紙上。歐·亨利正是抓住了警察這一特殊的能指身份，對他所代表的政權和社會的荒誕做了最深刻的鞭撻和嘲諷。

“讚美詩”是宗教王國裏的精神力量，它能喚起蘇比那曾經失落的“母愛、玫瑰、雄心、朋友、純潔的思想”；它能讓他“憎惡起他所墜入的深淵，墮落的生活，卑鄙的慾望，破滅了的希望”；它能使蘇比迸發出“迅疾而強有力的衝動”，使他向“坎坷的命運奮鬥”；“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他要重新做人”。然而在警察粗暴的干預下，那迸發出樂觀向上的火花瞬間熄滅。在強大的政治暴力面前就連“讚美詩”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也無力改變蘇比的命運。強大的政治文明和虛弱的精神文明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警察”和“讚美詩”在標題中雖然是形式上對等排列，但作為支配人類生存選擇的兩股力量是不對等的。在警察與讚美詩的二元對立中，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政權永遠支配着和控制着以“讚美詩為代表的精神力量。 ^[3] 

作品開頭部分衣衫單薄的蘇比和身穿海豹皮大衣的淑女的對比便奠定了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的主題基調。富人們在寒冷的冬天可以“買票去棕櫚灘和裏維埃拉”，可以“去地中海遊弋”或“到維蘇威灣漂流”，而以蘇比為代表的窮人們則為冬天的食宿而“輾轉反側，不能入寐”。在看似物質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紐約大都市中，窮人卻食不果腹，衣不裹體。歐·亨利透過蘇貝這一能指的薄紗，揭示在兩極分化下所指的底層人民的生活窘境和在生存困境中人性的頓悟。

在人的生存困境中，有兩種張力制約着人性的發展。一種是以個體生命形式顯現的人本體，另一種是危及人的存在的種種因素。人的生存困境的張力是人的生存困境與人的兩種基本生存願望的衝突，一種是實現人自我完善的自由生存的願望，另一種是達到一個和諧安寧的生存處境的願望，前一種是人的自由，後一種是人的幸福。蘇比面對三個月的嚴冬，只能捨棄自我完善的自由生存而選擇一個“幸福”的生存處境——監獄。因為那裏不愁食宿，夥伴們意氣相投。並且面對自己的奮鬥目標，蘇比煞費心機，六次故意作惡，這顯然是一個處於生命終極困境的流浪漢無奈的選擇，全然暴露了他在生存困境中對生命本原最低級的捍衞。蘇比在對生命最原始慾望的執着追求中，卻遭到了生活戲劇化的嘲弄，他的反抗也無法使他走出困境。蘇比的困境折射出為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掙扎的底層人民的生存窘境。但蘇比並非完全是一個為追求和諧安寧而入獄並完全捨棄自我完善、追求自由的故意“作惡”者。面對讚美詩時，“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重新做人”。這從另一個層面體現了在生存困境中的底層人民的積極樂觀的精神：在絕望中發現希望並沉入悲觀而激昂的樂觀，對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生存和理想人生的無盡追求。 ^[3] 

歐·亨利以獨特的構思和寫作風格為人們展示了那個時代的美國社會的真實模樣，體現了下層人民羣眾的生存狀況。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雖然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但是，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來講，他們同百萬富翁沒有什麼區別，同樣重要，而且應該同樣受到應有的注意和尊敬。

自人類社會產生私有制以來，人類便被劃分為兩類最基本的人羣：窮人和富人。富人固然比窮人有着更大的勢力、更大的影響力，他們不但控制了財富，而且也由於這種財富的力量而掌握了國家政權。可以説，直至人類歷史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之前，在資本主義社會，富人與窮人的鴻溝達到了歷史的最高程度，反過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程度。蘇比憧憬去監獄過冬這一事件本身實際上便包含着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情鞭撻，在當時的社會情形下，一個人被剝奪了做一名好人的權利，如果按照以前的説法，那時的美國社會應該是“把人變成鬼”的社會。蘇比在《警察與讚美詩》中被描繪成一個流氓無產者，作為一名窮人，他自然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即使是通過犯罪的方式。可以説，蘇比是社會的棄兒，他被社會拋棄了，是遊走在社會邊緣的人。但是，他還是要生活下去，因此，他才為不能順利進入監獄度過嚴冬而懊惱。

當教堂的鐘聲再次喚起他的良知時，“他猛然回想起他曾掉入的深淵，墮落的日子，卑劣的慾望，破滅了的希望，損傷了的才智和支持他生存下去的卑下的動機，心裏充滿了恐懼和痛苦。”他體會到了宗教的力量，在宗教的世界裏，沒有寒冷、沒有歧視，也沒有仇恨，因此，宗教成為他以及類似他的一類小人物最後的庇護所，也成為改造他的靈魂的力量，並給予他誠心面對生活的勇氣。

主人公蘇比的看似荒唐的願望與事情結局總是事與願違的鮮明對照，説到底，正是對當時美國社會畸形的不公正的社會現實的嚴厲譴責。因此，儘管該小説寫到蘇比被判刑三個月的監禁就戛然而止，可是，如果想象一下蘇比出獄後的生活，是找一份工作幹，還是仍然會繼續流浪漢的生活，答案也不會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因為小説所揭示的正是這個道理。 ^[5] 

黑色幽默是採用荒誕的手法對悲劇場面進行處理，為具有悲劇性的人物形象設置哭笑不得的境遇，使其呈現滑稽可笑的行為；人物往往以病態、玩偶般的形象出現，並以此將其生活的無助、生存的絕望表現出來，彰顯其對現實的嘲諷。

在該小説中，幽默貫穿整個故事情節，它是作者表達思想的手段。在幽默中作者深刻地擒露了資本主義社會海況愈下的世風。文中蘇比這個流浪漢為達到自己可笑的目的而作出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嘗試，例如到餐廳騙吃騙喝，砸商店的櫥窗，調戲少婦，擾亂治安，行竊。更為可笑的是警察先生們對這些違法的舉動並沒有予以懲罰反而顯示出了一種“寬容”。當蘇比受到讚美詩的感化，欲改邪歸正時“寬容”的警察卻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什麼也沒幹的他，他投入了監獄。這可以説是一個絕妙的諷刺。通過這些令人可笑、不可思議的情節描寫，作者充分暴露了美醜不分、是非顛倒的扭曲了的社會道德。使人在捧腹之餘深刻地感覺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作者構思之巧妙，藝術功底之深厚，不能不令人歎服。

歐·亨利的小説也時常運用對照、誇張、比喻、擬人、反語等寫法，來使語言達到幽默的藝術效果。例如文本中提及蘇比在一家飯館吃喝一頓後，沒錢付款，本想因此入獄卻慘遭痛打的情節中，作者是這樣描述的：“兩個侍者乾淨利索地把蘇比往外一叉，正好讓他右耳貼地摔在鐵硬的人行道上。他一節一節地撐了起來，像木匠在打開一把摺尺。”這裏，作者用輕快的語言描寫了蘇比的狼狽相，使小人物痛苦掙扎的慘狀如一幅畫展現在讀者眼前，使人倍感辛酸。歐·亨利的有些幽默語言看似輕鬆風趣，實則沉重。例如文本中提及“多年來，好客的布萊克威島監獄一直是他冬季的寓所。”説得幽默輕鬆，然而讀者可以透過紙張體會到下層勞動人民悲慘的活動境遇，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生活上的無助。在作品中為了把一個小人物——蘇比的悲慘生活表現出來，大量運用了幽默、對比的手法，警察該抓他的時候不抓，不該抓的時候偏抓，這種描寫起到一種大起大落的戲劇效果，從而大大地增添了主人公的悲劇氣氛。辛辣地諷刺了上層社會的腐朽生活，揭露了壟斷資產階級殘酷的本性，與廣大下層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突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反映了下層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控訴了統治者對人民的迫害，也揭示了蘇比等下層勞動人民生活艱辛的社會根源，從而增強了小説的社會意義。

《警察與讚美詩》中，在一個個生活的片斷裏，處於兩難中的主人公必須面對抉擇，這時不僅能集中刻畫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再加上歐·亨利把細節描寫得準確而又傳神，因而能在很短的篇幅內達到一種思想與藝術相結合的完美效果，給人以強烈的印象，而這也正是歐·亨利短篇小説成功的關鍵。 ^[6] 

小説以夾敍夾議的模式將蘇比的心理活動、主觀願望和外部環境作了對比描寫，如以蘇比第一次騙吃喝為例：“蘇比離開長凳，踱出廣場，穿過百老匯路和第五大街交叉處的那片平坦的柏油路面。他拐到百老匯路上，在一家燈火輝煌的飯館前面停下來。”這種從容隨意的動作對應着蘇比的心理活動：“他露在桌面以上的上半身絕不會引起侍者的懷疑；同時那隻野鴨卻能讓他到冬季寓所的路上感到飽食的快樂。”此外，“蘇比對自己上半身的打扮頗有信心。他刮過臉，上衣還算體面，感恩節時一個女教士送給他的那個有活釦的黑領結也挺乾淨。只要他能走到飯館裏的桌子邊上而不引起別人的疑心，一切就可以如願以償了。”“可是，蘇比剛踏進飯館大門，侍者領班的眼光就落到了他的舊褲子和破皮鞋上。粗壯而利索的手把他推了一個轉身，沉默而迅速地攆到人行道上，從而改變了那隻險遭暗算的野鴨的不體面的命運。”這種對比描寫方式，不但詼諧幽默，而且懸念叢生，引人入勝。再如，文中有這樣的句子：“一片枯葉……對麥迪遜廣場的老房客倒是體貼入微的，每年要來之前，總要預先通知……這樣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準備”。“老房客”與“露天的居民”，“體貼入微”、“預先通知”、“有所準備”等詞語的運用，既有對比，又有擬人；既真實，又詼諧幽默，但若細細品味，幾句簡短的話又折射出悽清傷感的氣氛，引人深思。 ^[5] 

拼貼畫是歐·亨利在該作品中運用的又一手法，通過精選拼貼的六幅生活場景折射出資本主義生活的無序與荒誕。在蘇比的六次惹是生非事件中，人們更能體驗到資本主義社會中荒誕不經、善惡不分、庸俗勢利的醜陋本質。蘇比的第一次“作惡”便是想吃“霸王餐”，可是他的“舊褲子和破皮鞋”出賣了他，被趕了出來。作者形象地嘲諷了在宣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只認衣服不認人的虛偽勢利的本質。 ^[3] 

《警察與讚美詩》作品，以引人入勝的構造情節和深刻內涵令人回味無窮。該文本通過多種寫作技術表現手法，從語言層面上對事件進行誇張、變形處理，展示出在荒誕的現實面前下層勞動人民的卑微無助和無以安身立命的生活窘境及混淆錯位、黑白顛倒的社會關係。 ^[3] 

——陳研（長春大學公共外語教研部副教授）

歐·亨利小説中的主人公，並不是一個從小就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相反，在《警察與讚美詩》中，蘇比提到他的生活裏也曾經有母愛，有玫瑰，有理想，有朋友，有體面的衣服，也有潔白無瑕的思想。因而，作者描寫的不是一個阿Q一樣的人物，他有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被無盡打壓。同樣，他也不是一個孔乙己式的人物，他所追求的東西，不是虛偽，而是實打實的生活。因而歐·亨利所塑造的人物，不能説是美好的，但他最起碼是一個正常人，如同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一樣有着正常的道德良知，就好像我們自己一樣。讓這樣一個人，將到監獄住三個月當做夢想，並作出種種努力，這一切是如此無奈，無奈到讓人心疼。逼人去從事罪惡，即使是形式上的，這樣的設定也能引起人無限的思考。 ^[7] 

——楊秀嵐（貴州師範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歐·亨利（O.Henry）原名威廉·錫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是美國最著名的短篇小説家之一，曾被譽為曼哈頓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國現代短篇小説之父。

1862年歐·亨利出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波羅鎮一個醫師家庭。他的一生富於傳奇性，15歲起就在叔父的藥房當學徒，20歲到德克薩斯州一牧場放牛。1884年後，他做過會計員、土地局辦事員、新聞記者、銀行出納員。另外，他還辦過一份名為《滾石》（The Rolling Stone）的幽默週刊。1887年，歐·亨利結婚並生了一個女兒。1899年，他第一次署名“歐·亨利”發表短篇小説。

1901年，在紐約專門從事寫作。1907年，歐·亨利再婚。1910年6月5日在紐約病逝，年僅48歲。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