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國本

1958年大年初一，青海高原天寒地凍，諸國本徒步5個小時，從西寧走到位於湟中縣的塔爾寺，第一次領略了藏文化的風采。1970年7月，當時他是西寧市大堡子衞生院的一名醫生，去黃南藏族自治州參加青海省中草藥學習班，在那裏結識了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任副所長的全國著名植物學家郭本兆先生。此後連續三個夏季，郭先生都把他從衞生院“借”出來，參加全省植物資源普查。有一次在長江上游通天河邊的稱多縣，採集了獨一味、異葉青蘭、水母雪蓮等十幾種草藥標本。諸國本當着郭先生的面，喟然嘆道：“可惜這些草藥都沒有載入本草啊！”郭先生説：“藏醫本草裏都有的。”諸國本後來回憶道：“郭先生講話的聲音從來很平很輕，但他這句話像霹靂一樣把我震了一下。他向我指示了藏醫學的深宅大院，也讓我足足謙虛了一輩子。” 　1996年，諸國本從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的崗位上退下來，1997年擔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會長。但他與民族醫藥的緣分，則是從上世紀50年代在青海工作期間就開始了。

2009年，在記者採訪諸會長時，他拿出近兩年寫的兩本書《中國民族醫藥散論》和《醫林朝暮》。他説：“我近10年來對中醫和民族醫方面的議論，全部在這裏面了。”

民族醫學與中醫學是姐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發展醫療衞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我國的傳統醫藥包括內容：

諸國本認為，中國的傳統醫藥非常豐富。它由三部分組成：

一是中醫學。它是以漢文化為背景的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的主流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的當然代表，至今仍有其無可爭議的學術地位和社會地位。

其次是民族醫學，即各少數民族的傳統醫學。在55個少數民族中，發掘整理較有成效的約有20多種，另有22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它們的傳統醫藥大部分尚未發掘整理。

第三是民間醫學，即既無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也不屬於中醫學學術體系的草醫草藥和一技之長，如陝西太白山下的“七藥”等。

過去很多人把民族醫學看作是中醫學的一部分，認為它們是中醫學的某個分支。諸國本説，民族醫學和中醫學同屬傳統醫學，它們都帶有遊牧民族或農耕社會的胎記，在天人相應、宏觀整體、寓象表意和利用自然藥物方面確有很多相似、交匯和溝通之處，但兩者有根本性的區別，即民族文化背景不同、醫學體系不同和醫技方藥不同。這些基本區別還因各個民族醫學的具體特點而更有顯著性差異。所以説中醫學和民族醫學在學術上是平等的姐妹，在工作上是合作共事的夥伴，在政策上是患難與共的同仁。

諸國本特別提到，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在貫徹“中西醫並重”方針的同時，對民族醫藥的繼承發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簡而言之，就是對民族醫藥要“高度重視”、“大力扶持”、“切實加強”和“充分發揮”。中央政策的大力扶持和部門法規的嚴重封堵的現象正在逐步改變，大力扶持民族醫藥正在從政策高度的共識變成中醫藥管理部門的規劃措施。

諸國本常説，中醫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民族醫學也是一個偉大的寶庫。這就是我的“兩個寶庫”論。這實質上是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反映。

他對記者説，民族醫藥是我國少數民族的傳統醫藥，是中華民族傳統醫藥的組成部分。從理論上講，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自己的醫藥創造和醫藥積累，為本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過貢獻。但迄今為止，民族醫藥資源的現實存量是不平衡的，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歷史上有民族文字的民族，他們有醫學文獻，因而也有醫學理論的梳理和醫學體系的形成及表述，有代表性的醫學經典著作。如藏醫學、蒙醫學、維吾爾醫學、傣醫學以及彝、朝、哈薩克醫學等等。另一類是歷史上無文字的民族，他們的傳統醫藥散在民間，是一種不以旁人是否認可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近30來，經過發掘整理，用漢文表述了它的醫術和草藥、理論和實踐、現狀和歷史，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特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有這些口承文化和文傳文化在歷史價值上是等同的。

用“民族醫藥”這個詞，並不是在20世紀的中國新發現或新創造了一個統一的、無所不包的醫學體系，而是各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彙集在一起的一個總稱，是為了便於分類研究和分類管理而賦予的一個學術概括和工作定義。

當然，由於幾十年的荒廢和邊緣化以及其他種種原因，民族醫藥存在的問題比較多。諸國本曾多次強調，民族醫藥不是現成的金子，而是富饒的礦山。他認為民族醫藥的發掘應該經歷三種境界：一是“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面對似有若無的景象，首先是趕快搶救，實行拿來主義，甚至“揀到籃子便是菜”。二是“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得金”，必須做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三是“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到這個階段，才可能豐收的果實如山，喜慶的大門洞開。

對民族醫藥的發掘整理，諸國本主張採取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滿腔熱情、深入調查的態度。有則有之，無則無之；多則多之，少則少之。不輕易否定，不隨意拔高。繼承保護千方百計把根留住，發展創新遵循自主規律不離原旨。他主持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的工作，認為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經驗。

1983年夏天，諸國本和中國中醫研究院（今中國中醫科學院）的蔡景峯先生一道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民族醫藥工作會議的籌備工作，並參與了會議文件的起草。當時，從全國各民族地區彙總來的民族醫藥資料非常之多，諸國本如飢似渴地閲讀和學習這些材料，眼光大大地擴展了，對民族醫藥的總體認識也更加清晰而深刻。會後，他在衞生部中醫司支持下，先後編集了兩冊《中國的民族醫學》小冊子，留下了一批很珍貴的歷史資料。

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工作期間，一直分管民族醫藥工作的諸國本十分重視調查研究，跑遍了西藏、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五個民族自治區，雲、貴、甘、青、川五個多民族省，跑遍了30個民族自治州，包括湘西、恩施、延邊、黔江、通什等民族地區。每到一地，他總是以虛心請教的態度和民族民間醫生親切交談。

2006年8月24日，諸國本在雲南保山召開的一次全國民族民間醫藥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做總結髮言時講到：“我們召開民族民間學術研討會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讓一些論文作者有一個交流的平台嗎？是為了提高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承辦單位的知名度嗎？是為了顯示有關醫療、教育、生產單位的成就和政績嗎？是，但不完全是。這些都不是根本的。我們召開民族民間醫藥學術研討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醫藥創造，保護民族醫藥文化，發現民族醫藥人才，發揮其保護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醫藥衞生事業尋找中國傳統、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他還針對參加學術會議的民族民間醫生不多的現象指出：“我想主要是民族醫藥隊伍正在減少，他們生活困難，出來開會沒有路費，寫論文也困難，文化水平低，病例少，又不懂學術論文書寫的程式。懷才不遇，人微言輕，於是造成學術會議上沒有高僧，只有香客；沒有山水，只有遊記；沒有被研究者，只有研究者。反過來也説明，在民族醫藥領域，研究者缺乏臨牀實踐，其成果難免'隔山買牛'，霧裏看花。這種主角缺失的情況，主要是歷史造成的，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點。”

在民族醫藥研究中，諸國本經常提醒人們要防止和警惕資本主義初期“文明人”研究野蠻部落的“殖民心態”。他在海南省五指山訪問黎族醫藥期間，曾語重心長地講過：“我從事中國民族醫藥研究多年，信條就是尊重我的老師即當地的民族醫藥人員，真誠地向他們學習，承認這個知識領域本來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只是幫助，不是攫取。我們必須尊重、尊重再尊重。一切掌握現代醫學、現代藥學的訓練有素的研究者們，必須放下架子，不要居高臨下，不要自以為是，不要自詡高明而看不起那些'土得掉渣'的東西。要充分調動現有民族民間醫藥人員的積極性，這一點至關重要。”

諸國本還對記者講起了曾經令他永遠難以忘懷的一幕。那是2004年8月10日，也就是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召開2005全國藏醫藥學術研討會閉幕那天晚上，諸會長正在房間裏約甘南州衞生局周局長談話，突然闖進來兩位藏族姑娘，進門獻上哈達後就拜倒在地。諸國本連忙把她們扶了起來，那兩位姑娘隨即翻開筆記本，朗誦起來：

“我們都是從青藏高原跋涉過來的人，看看眼前的喜瑪拉雅，山體多麼雄偉而高聳，我們曾站在智慧的高峯俯瞰一切。看看天邊的長江黃河，水流多麼浩蕩而綿長，我們曾吮吸過星宿海的泉水跟着犛牛徜徉。看看腳下的巴塘草原，草甸是多麼柔美而廣闊，那是格薩爾王寬厚的胸膛。正因為翻過的山太多，趟過的河太深，就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阻擋我們前進。在繼承發展藏醫學的土地上，我們會堅韌不拔地耕耘下去。”

兩位姑娘朗誦完畢，已泣不成聲，嘴裏説着：“寫得太好了，太美了，您太瞭解我們了，我們太喜歡了。”這兩位姑娘都是年輕的藏醫，一位在合作市衞生防疫站工作，一位在迭部縣藏醫院工作。

諸國本提起此事，兩行熱淚潸然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