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思

（化作為詩）作詩的思路、情致。也可理解為將思緒、情感寄託於詩中。

唐韋應物《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詩：“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唐 吳融 《端居》：片雨過前汀，端居枕簟清。病魔隨暑退，詩思傍涼生。

唐張祜《高閒上人》：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州。道心黃葉老，詩思碧雲秋。

宋 黃庭堅《絕句》：花氣薰人慾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宋方回《詩思》：“野眺荒山外，詩愁細雨中。肯令一字俗，已拼百年窮。病體皮膚皺，寒庖糗餌空。戎葵獨何事，故作向人紅。” ^[1] 

宋楊無咎《南歌子·露寵妝成態》：詩思清如水，毫端妙入神。可憐徒效越娘顰。為問吟哦摹寫、幾曾真。

宋劉一止《江城子·王元渤舍人將赴吉州，因以戲之》：景物撩人，詩思不勝催。會有江山悽惋句，憑過雁，寄儂來。

清 王夫之《乍開梅》：“底事花魂多荏苒，逼人詩思在些些。” ^[2]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談》：“先只聽得一片鼓鈸和鐵索聲，我正想做‘超現實主義’的語錄體詩，這麼一來，詩思被鬧跑了。”

《古今詩話》中有一則關於晚唐詩人鄭綮的記載：“相國綮善詩……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何以得之？’”這裏鄭綮的回答，涉及到了一個和詩人創作心理有關的問題：“詩思”。所謂“詩思”，指的是詩人作詩時獨特的心境、情緒，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説的創作激情、創作靈感。確實，再高明的詩人，也絕不是想作詩就作得出來的，而必須具有一種孕育詩歌的心境和催生詩歌的情思。

“憤怒出詩人”，這是影響極大的一個觀點；與之類似的還有“發憤以抒情”、“不平則鳴”、“詩窮而後工”等説法。它們都是不無道理的。何以詩人處於這些情狀下就能寫出詩來呢？這是因為，詩人的“憤怒”、“不平”或者失意、不滿之類的心理、思想，通常是在遭遇社會壓迫、生活打擊、人生挫折等情形下產生的，這時他的感受與體驗往往特別真實，情感往往特別強烈，心潮往往特別亢奮；這時他心中就會萌生不可抑止的寫作意願和寫作衝動，躍躍欲言，不吐不快。如此創作出來的作品，當然也就具有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

“詩思”不僅僅限於“憤怒”、“不平”等情緒。南宋嚴羽在仔細研究過唐詩後，得出結論説：“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人在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中，通常也會覺得極其悲愁、煩惱、鬱悶，也會變得十分多愁善感，也會感到有太多的話要説，因而也容易形成並積聚“詩思”。再者，就是當人處於欣喜、愉悦、歡快之中時，亦是如此。

詩人寫作，當然是他“帶着有準備的頭腦”時時注意觀察、體驗、思索、提煉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應説還是他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各種複雜環境中獲得太多的感受、經過長久醖釀才有的舉動——從一定意義上講，詩人提起筆來作詩其實是一種身不由己的行動，“是皆出於不得已者”《韻語陽秋》。

“李白鬥酒詩百篇”，這始終被人們傳為美談。但如果李白生活春風得意、一帆風順，如果他沒有受到羣小們的排斥、打擊，如果不是始終受到壓抑在政治上無法出頭，不是心中鬱積着深沉的悲憤和苦悶，不要説喝“斗酒”寫不出“百篇”詩來，就是喝一百斗酒只作一篇詩，恐怕也難！再看看杜甫、韓愈、劉禹錫、李商隱、蘇軾、陸游、李清照、文天祥、高啓等傑出詩人，哪一個不是命運多舛？誰未飽嘗過生活的苦辣辛酸？他們人生道路的坎坷，所經歷的重重苦難和種種不幸，無疑為他們的詩歌創作貯存了豐富而深厚的“詩思”；他們都能寫出一些受人稱讚的佳作來，絕不是偶然的。

一個詩人，倘若“詩思”缺乏，卻硬要冥思苦想死撐着作詩，那是吟不出好東西來的。歷史上有些“苦吟”詩人，儘管搜盡枯腸，坐困愁城，“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到頭來卻並沒有寫出什麼值得一提的作品。其箇中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有些詩人在缺乏“詩思”或者“詩思”不足的時候，寧肯罷筆也不無病呻吟！辛文房《唐才子傳》載：崔顥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為而去……”李白是才華橫溢的大詩人，以他的才情，短時間內作出一首甚至幾首詩來是決不成問題的。他為何都斂手？並不是他們被別人已有的麗詞震懾住了，最主要的應該還是他對黃鶴樓瞭解不夠，感受不深，胸中沒有多少足以形諸詩歌的情思，即缺少“詩思”。既然寫作的內在動力不足，與其勉強拼湊，毋寧不作，這就是這位詩壇巨擘高出一般人的地方。

須注意的是，“詩思”並不等於詩歌。要將“詩思”外化為詩，還需要某種觸媒的引發。這觸媒可以是一輪月一陣風一片雲，可以是一朵花一縷香一張葉，可以是江流河海巨浪驚瀾，可以是峯巒田園飛禽走獸，也可以是燕舞鶯歌歡聲笑語……一旦詩人貯存的“詩思”為某種事物所觸及、所撞擊，他心靈的閘門立即大開，感情的洪流馬上洶湧而出，靈感瞬間就襲來，各種長長短短的詩句便爭先恐後於筆底淙淙流淌而出，甚至可能出現“踏遍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情況。所以，從某種角度看，詩人於何時作出詩來、作出怎樣的詩來，又具有不確定性，令人難以預料，作詩乃屬“偶然欲書”的活動。明人謝榛道：“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詩話）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無論怎樣，這種詩人創作的“偶然性”，還是由必然性所決定的。像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郭沫若寫作《鳳凰涅槃》、聞一多創作《死水》都具有某種偶然性，但如果不是他們心中激盪着一腔愛國主義激情，不是他們日日夜夜把祖國當作戀人看待，那是不可能有這種熾烈的詩篇誕生的。詩人的所有情懷都屬“詩思”。倘無“詩思”，再高明的詩人也會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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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嗣杲：泊蘄州城下晚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