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楊必

楊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歲。她行八。我父親像一般研究古音韻學的人，愛用古字。楊必命名“必”，因為“必”是“八”的古音：家裏就稱阿必。她小時候，和我年齡差距很大。她漸漸長大，就和我一般兒大。後來竟顛倒了長幼，阿必搶先做了古人。她是一九六八年睡夢裏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楊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蘇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蘇州度過的。

她性情平和，很安靜。可是自從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媽媽所謂“兩腳眾生”（無錫話“眾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愛貓，常一人偷偷爬上樓梯，到女傭住的樓上去看小貓。我家養貓多，同時也養一對哈叭狗，所以貓兒下仔總在樓上。一次，媽媽忽見阿必一臉狼狽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問她怎麼了，她裝作若無其事，只説：“我囫圇着跌下來的。”“囫圇着跌下來”，用語是幼稚的創造，意思卻很明顯，就是整個人從樓上滾下來了。問她跌了多遠，滾下多少級樓梯，她也説不清。她那時才兩歲多，還不大會説，也許當時驚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滾了多遠。

她是個乖孩子，只兩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臉，二是不肯睡覺。

每當傭人端上熱騰騰的洗臉水，她便覺不妙，先還慢悠悠地輕聲説：“逃——逃——逃——”等媽媽擰了一把熱毛巾，她兩腳急促地逃跑，一疊連聲喊“逃逃逃逃逃！”總被媽媽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臉。

我在家時專管阿必睡午覺。她表示要好，盡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搖籃裏，乖乖地閉上眼，一動都不動，讓我唱着催眠歌謠她睡。我把學校裏學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為她已入睡，停止了搖和唱。她睜開眼，笑嘻嘻地“點戲”説：“再唱《喜旦婁》（Sweet and low，丁尼生詩中流行的《搖籃曲》）。”原來她一直在品評，選中了她最喜愛的歌。我火了，沉下臉説：“快點困！”（無錫話：“快睡！”）阿必覺得我太兇了，乖乖地又閉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裝睡着，過好一會兒才睜眼。

有時大家戲問阿必，某人對她怎麼兇。例如，“三姐姐怎麼兇？”

“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識字。）

“絳姐怎麼兇？”

“快點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們的聲音語調。

“二伯伯（二姑母）怎麼兇？”

“着得裏一記！”（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總怪我媽媽給孩子洗臉不得其法，沒頭沒腦地悶上一把熱毛巾，孩子怎麼不哭。至於阿必的不肯睡覺，二姑母更有妙論。她説，這孩子前世準是睡夢裏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歿了，不然她必定説：“不是嗎？我早就説了。”

我記得媽媽端詳着懷抱裏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説：“活是個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來了。”

阿必在小學演《小小畫家》的主角，媽媽和二姑母以家長身份去看孩子演劇。阿必個時剪“童化”頭，演戲化裝，頭髮往後掠，面貌宛如二姐。媽媽抬頭一見，淚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媽媽真傻，看女兒演個戲都心疼得“眼淚嗒嗒滴”（無錫土話）。她哪裏能體會媽媽的心呢。我們忘不了二姐姐十四歲病在上海醫院裏，日夜思念媽媽，而家在北京，當時因天災人禍，南北路途不通，媽媽好不容易趕到上海醫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媽媽的手卻看不見媽媽了，直哭。我媽媽為此傷心得哭壞了眼睛。我們懂事後，心上都為媽媽流淚，對眼淚不流的爸爸也一樣瞭解同情。所以阿必不僅是“最小偏憐”，還因為她長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媽媽最傷心的事。或許為這緣故，我們對阿必加倍愛憐，也夾帶着對爸爸媽媽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寵下，不免成了個嬌氣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氣嬌，一是身體嬌。身體嬌只為媽媽懷她時身體虛弱，全靠吃藥保住了孩子。阿必從小體弱，一輩子嬌弱。脾氣嬌是慣出來的，連爸爸媽媽都説阿必太嬌了。我們姊妹也嫌她嬌，加上弟弟，大夥兒治她。七妹妹（家裏稱阿七）長阿必六歲，小姐妹倆從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媽媽大牀的腳頭，兩人最親密。治好阿必的嬌，阿七功勞最大。阿七是媽媽親自喂、親自帶大的小女兒，當初滿以為她就是老女兒了。爸爸常説，人生第一次經受的傷心事就是媽媽生下面的孩子，因為就此奪去了媽媽的專寵。可是阿七特別善良忠厚，對阿必一點不妒忌，分外親熱。媽媽看着兩個孩子湊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説：“看她們倆！真要好啊，從來不吵架，阿七對阿必簡直千依百順。”

無錫人把“逗孩子”稱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帶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時就不是純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説：“哦！哭了！哭了！”阿必就應聲而哭。爸爸媽媽説：“勿要引老小！”同時也訓阿必：“勿要嬌！”但阿七“引”阿必卻從不捱罵。

阿七喜歡畫（這點也許像二姐）。她幾筆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寵愛阿必。常説：“我俚阿必鼻頭長得頂好，小圓鼻頭。”（我們聽了暗笑，因為從未聽説鼻子以“小圓”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氣。她的臉是蛋形。她自別於貓狗，説自己是圓耳朵。阿七一面畫，口中唸唸有詞。

她先畫兩撇下搭的眉毛，嘴裏説：“搭其眉毛。”

又畫兩隻眼梢向上的眼睛：“豁（無錫話，指上翹）其眼梢。”

又畫一個小圓圈兒：“小圓其鼻頭。”

又畫一張嘻開的大寬嘴：“薄闊其嘴。”

然後勾上童化頭和蛋形的臉：“鴨蛋其臉。”

再加上兩隻圓耳朵：“大圓其耳。”

阿必對這幅漫畫大有興趣，拿來仔細看，覺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們都大笑。

阿七以後每畫“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鴨蛋其臉”，阿必就哭。以後不到“小圓其鼻”她就哭。這幅漫畫愈畫愈得神，大家都欣賞。一次阿必氣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畫到“鴨蛋其臉”，就奪過筆，在臉上點好多點兒，自己説：“皮蛋其臉！”——她指帶拌糠泥殼子的皮蛋，隨後跟着大夥一起笑了。這是阿必的大勝利。她殺去嬌氣，有了幽默感。

我們仍以“引阿必”為樂。三姑母曾給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謠大觀》，共四冊，上面收集了全國各地的童謠。我們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嬌氣的對她唱。可惜現在我多半忘了，連唱熟的幾隻也記不全了。例如：“我家有個嬌妹子，洗臉不洗殘盆水，戴花選大朵，要簸箕大的鯉魚鱗，要……，要……，要……，要……，要……，要十八個羅漢守轎門，這個親，才説成。”阿必不嬌了，她跟着唱，搶着唱，好像與她無關。她漸漸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譯的美國小説《小婦人》。這本書我們都看了，大家批評小説裏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討厭，接下就説：“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隨我們説，滿不在乎。以後我們不再“引阿必”，因為她已能克服嬌氣，巍然不動了。

阿必有個特殊的本領：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遠比雄性的聰明熱情。它一見主人，就從頭到尾——尤其是腰、後腿、臀、尾一個勁兒的又扭又擺又搖，大概只有極少數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這麼靈活而猛烈，散發出熱騰騰的友好與歡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興，趴在二姑母膝上學“白克明”。她雖然是個小女孩，又沒有尾巴，學來卻神情畢肖，逗得我們都大樂。以後我們叫她學個什麼，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歡學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國電影《勞來與哈代》裏的胖子哈代。她那麼個瘦小女孩兒學大胖子，正如她學小狗那樣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聲調、腔吻、神情。她講一件事，只需幾句敍述，加上摹仿，便有聲有色，傳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裏，總是個歡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蘇州之後，媽媽正式請二姑母做兩個弟弟的家庭教師，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這就是阿必“囫圇着跌下來”的時期。那時我上初中，寄宿在校，週末回家，聽阿七順溜地背《蜀道難》，我連這首詩裏的許多字都不識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將畢業，阿必漸漸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語驚人，講什麼“史湘雲睡覺不老實，兩彎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還戴着兩隻金鐲子”，原來她睡在媽媽大牀上，晚上假裝睡覺，卻在帳子裏偷看媽媽牀頭的抄本《石頭記》。不久後爸爸買了一部《元曲選》，阿七阿必人高興。她們不讀曲文，單看説白。等我回家，她們爭着給我講元曲故事，又告訴我丫頭都叫“梅香”，壞丫頭都叫“臘梅”，“弟子孩兒”是罵人，更兇的是罵“禿驢弟子孩兒”等等。我每週末回家，兩個妹妹因五天不相見，不知要怎麼親熱才好。她們有許多新鮮事要告訴，許多新鮮本領要賣弄。她們都上學了，走讀，不像我住校。

“絳姐，你吃‘冷飯’嗎？”阿必問。

“‘冷飯’不是真的冷飯。”阿七解釋。

（默存告訴我，他小時走讀，放晚學回家總吃“冷飯”。飯是熱的，菜是午飯留下的。“吃冷飯”相當於吃點心。）

“絳姐，你吃過生的蠶豆嗎？吃最嫩的，沒有生腥味兒。”

“絳姐，我們會摘豌豆苗。”

“絳姐，蠶豆地裏有地蠶，肥極了，你看見了準肉麻死！”她們知道我最怕軟蟲。

兩個妹妹帶我到媽媽開墾的一畝菜園裏去摘最嫩的豆角剝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睜睜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説聲“好”。她們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亂洗洗，放在鍋裏，加些水，自己點火煮給我吃。（這都是避開了大人乾的事。她們知道廚房裏什麼時候沒人。）我至今還記得那鍋亂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來的湯十分清香。那時候我已上大學，她們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這個姐姐還在，兩個妹妹都沒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頭先走。

也不知什麼時候起，她們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電影，倒是她們帶我看，介紹某某明星如何，什麼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後園乘涼，儘管天還沒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麼東西，單獨一人不敢去，總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們不像我膽小。寒假如逢下雪，她們一老早便來叫我：“絳姐，落雪了！”我趕忙起來和她們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們還吃雪；到後園石桌上舀了最乾淨的雪，加些糖，爸爸還教我們擠點橘子汁加在雪裏，更好吃。我們三人凍紅了鼻了，凍紅了手，一起吃雪。我發現了爸爸和姑母説切口的秘訣，就教會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練習。我們中間的年齡差距已漸漸拉平。但阿必畢竟還小。我結了婚離家出國，阿必才十三歲。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媽媽已去世，阿必已變了樣兒，人也長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講避難經過，講媽媽彌留時借住鄉間的房子恰在敵方炮火線上，四鄰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準備和媽媽同歸於盡，力勸阿必跟隨兩位姑母逃生，阿必卻怎麼也不肯離去。阿必在媽媽身邊足足十五年，從沒有分離過。以後，爸爸就帶着改扮男裝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難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艱苦。可是我們有爸爸在。彷彿自己還是包在竹籜裏的筍，嵌在松球裏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歡膝下的小女兒。我們五個妹妹（弟弟在維也納學醫）經常在爸爸身邊相聚，阿必總是個逗趣的人，給大家加添精神與活力。

阿必由中學而大學。她上大學的末一個學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畢業後她留校當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語教師。阿必課餘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動，成了聯絡的主線。她又是上下兩代人中間的橋樑，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齡接近，也最親近。不論她到哪裏，她總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她逗樂有趣，各家的瑣事細故，由她講來都成了趣談。她手筆最闊綽，四面分散實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總是一團高興，有説有講。我只曾見她虎着臉發火，卻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憂憂鬱鬱。

阿必中學畢業，因不肯離開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學，考進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主管這個學校的是個中年的英國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兒譯為“方凳媽媽”。我不知她在教會里的職位，只知她相當於這所大學的校長。她在教員宿舍和學生宿舍裏和教員、學生等混得相當熟，“方凳”知道楊必嚮往清華大學，也知道她有親戚當時在清華任職。大約是阿必畢業後的一年——也就是勝利後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當時稱北平）開會。她告訴楊必可以帶她北去，因為買飛機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錯失時機，隨“方凳”到了北京。“方凳”開完會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然後如約回震旦教課。

阿必在震旦上學時，恰逢默存在那裏教課，教過她。她另一位老師是陳麟瑞先生。解放後我們夫婦應清華大學的招聘離滬北上，行前向陳先生夫婦辭行。陳先生當時在國際勞工局兼職，要找個中譯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楊必，陳先生覺得很合適。阿必接受了這份兼職，勝任愉快。大約兩三年後這個局解散了，詳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裏報酬很高，阿必收入豐富，可以更寬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後“方凳”隨教會撤離，又一説是被驅逐回國了。“三反”時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務”。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務”的關係。我以為只需把關係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這位“特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呢！可是阿必説不行，已經有許多人編了許多謊話，例如一個曾受教會照顧、免交學費的留校教師，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説“方凳”貪污了她的錢等等離奇的話。阿必不能駁斥別人的謊言，可是她的老實交代就怎麼也“不夠”或“很不夠”了。假如她也編謊，那就沒完沒了，因為編動了頭也是永遠“不夠”的。她不肯説謊，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任何證據，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檢討”，也就成了“拒絕改造”。經過運動的人，都會了解這樣“拒絕”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強的堅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憑什麼也不必迴護一個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並非出於這位修女的賞識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為原已選定留校的一位虔誠教徒意外地離開上海了，楊必湊巧填了這個缺。我當時還説：“他們（教會）究竟只相信‘他們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證據，當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給“掛起來”了——相當長期地“掛”着。她在這段時期翻譯了一本小説。阿必正像她兩歲半“囫圇着跌下”時一樣的“若無其事”。

傅雷曾請楊必教傅聰英文。傅雷鼓勵她翻譯。阿必就寫信請教默存指導她翻一本比較短而容易翻的書，試試筆。默存盡老師之責，為她找了瑪麗亞·埃傑窩斯的一本小説。建議她譯為《剝削世家》。阿必很快譯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譯家的經驗，勸楊必不要翻名家小説，該翻譯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師。默存想到了薩克雷名著的舊譯本不夠理想，建議她重譯，題目改為《名利場》。阿必欣然準備翻譯這部名作，隨即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合同。

楊必的“拒不交代”終究獲得理解。領導上讓她老老實實做了檢討過關。全國“院系調整”，她分配在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評定為副教授。該説，她得到了相當高的重視；有些比她年紀大或資格好或在國外得到碩士學位的，只評上講師。

阿必沒料到自己馬上又要教書。翻譯《名利場》的合同剛訂下，怎麼辦？阿必認為既已訂約，不能拖延，就在業餘翻譯吧。她向來業餘兼職，並不為任務超重犯愁。

阿必這段時期生活豐富，交遊比前更廣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們夫婦稍稍年長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楊必而轉和我們相熟的；徐燕謀、林同濟、劉大傑各位原是和我們相熟而和楊必交往的。有一位鄉土味濃厚而樸質可愛的同事，曾警告楊必：她如不結婚，將來會變成某老姑娘一樣的“殭屍”，阿必曾經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敍説並摹仿。也有時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結交。也許我對她們只會遠遠地欣賞，阿必和她們卻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講究衣着，她是個很“帥”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開翻譯大會到了北京，重遊清華。温德先生見了她笑説：“Eh，楊必！smart as ever！”默存毫不客氣地當面批評“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滿不在乎，自認“最虛榮”，好比她小時候自稱“皮蛋其臉”一樣。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兒辛勤勞累，心疼地讚歎説：“真勇！”接下就説阿必是個“真大小姐”。阿必心虛又淘氣地嘻着嘴笑，承認自己無能。她説：“若叫我縫衣，準把手指皮也縫上。”家事她是不能幹的，也從未操勞過。可是她好像比誰都老成，也有主意。我們姐妹如有什麼問題，總請教阿必。默存因此稱她為“西碧兒”（Sibyl，古代女預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認為“西碧兒”。反正人家説她什麼，她都滿不在乎。

阿必和我雖然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況還比較熟悉。她偶來北京，我們就更有説不完的話了。她曾學給我聽某女同事背後議論她的話：“楊必沒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無以名之”的什麼東西。）阿必樂呵呵地背後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幹嗎！”

楊必翻譯的《名利場》如期交卷，出版社評給她最高的稿酬。她向來體弱失眠，工作緊張了失眠更厲害，等她趕完《名利場》，身體就垮了。當時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兩個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飲食起居和醫療，三姐每晚還為她打補針。她自己也努力鍛鍊，打太極拳，學氣功，也接受過氣功師的治療，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養，都無濟於事。阿必成了長病號。阿七和我有時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後悔沒及早切實勸她“細水長流”，不過阿必也不會聽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決不會定下心來休息。而且失眠是她從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譯，就能不失眠嗎？不過我想她也許不至於這麼早就把身體拖垮。

勝利前夕，我爸爸在蘇州去世。爸爸帶了姐姐等人去蘇州之前，曾對我説：“阿必就託給你了。”——這是指他離開上海的短期內，可是語氣間又好像自己不會再回來似的。爸爸説：“你們幾個，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過，她也就要畢業了，馬上能夠自立了。那一箱古錢，留給她將來做留學費吧，你看怎樣？”接着爸爸説：“至於結婚——”他頓了一下，“如果沒有好的，寧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雖然看似隨和，卻是個剛硬的人，要馴得她柔順，不容易。而且她確也有幾分“西碧兒”氣味，太曉事，欠盲目。所以她真個成了童謠裏唱的那位“我家的嬌妹子”，誰家説親都沒有説成。曾幾次有人為她向我來説媒，我只能婉言辭謝，不便直説阿必本人堅決不願。如果對方怨我不出力、不幫忙，我也只好認了。

有人説：“女子結婚憂患始。”這話未必對，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當。她雖曾身處逆境，究竟沒經歷多少人生的憂患。阿必最大的苦惱是拖帶着一個脆弱的身軀。這和她要好、要強的心志調和不了。她的病總也無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對什麼都無所留戀了。《名利場》再版，出版社問她有什麼要修改的，她説：“一個字都不改。”這不是因為自以為盡善盡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沒有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績都棄之如遺。她用“心一”為筆名，曾發表過幾篇散文。我只偶爾為她留得一篇。我問她時，她説：“一篇也沒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帶病去開會，還曾得到表揚。到“清隊”階段，革命羣眾要她交代她在國際勞工局兼職的事。她寫過幾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覺睡去，沒有再醒過來。她使我想起她小時不肯洗臉，連聲喊“逃逃逃逃逃！”兩腳急促地逃跑，總被媽媽捉住。這回她沒給捉住，乾淨利索地跑了。為此她不免蒙上自殺的嫌疑。軍醫的解剖檢查是徹底的，他們的診斷是急性心臟衰竭。一九七九年，復巴大學外語系為楊必開了追悼會。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傷心，先還瞞着我，過了些時候她才寫信告訴我。據説，阿必那晚臨睡還是好好的。早上該上班了，不見她起來。大姐輕輕地開了她的卧房門，看見她還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撫摸她，阿必還是不醒。她終究睡熟了，連呼吸都沒有了。姐姐説：“她臉上非常非常平靜。”

一九九○年六月 ^[1] 

楊絳（1911—2016年），錢鍾書夫人，本名楊季康，中國現代文學家、翻譯家、戲劇家。祖籍為江蘇無錫，出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49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幹校六記》，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劇本《弄假成真》，《稱心如意》、《風絮》等，翻譯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説《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説《吉爾·布拉斯》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