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

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父母籍貫江蘇無錫。辛亥革命後，遷居上海寶昌路。1913年，舉家遷居蘇州大石頭巷。1914年，舉家遷居杭州保倜塔附近。1915年，在貝滿幼兒院上幼兒班，後遷居西城東斜街，在西單牌樓第一蒙養院上學前班。1919年，在大王廟小學上學。 ^[2] 

1920年，隨大姐三姐前往上海啓明上學。1923年，考入蘇州振華女中。1928年，報考清華大學外文系失敗，轉投蘇州東吳大學。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 ^[2] 

1933年，前往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1934年，獲得清華優秀生獎；同年，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短篇小説《璐璐，不用愁！》。1935年，在蘇州廟堂巷家中大廳與錢鍾書舉行婚禮；同年夏季，與錢鍾書一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求學，後轉往法國巴黎大學進修。 ^[2] 

1936年，與錢鍾書同到瑞士出席第一屆“世界青年大會”。1938年，隨錢鍾書帶着一歲的女兒回國，回國後歷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1939年秋，任蘇州振華女校（滬校）校長兼高三級英語教師。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振華女校（滬校）停辦。 ^[2] 

1942年，任工部局半日小學代課教員，業餘寫劇本。1943年至1945年，創作的劇作《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風絮》等相繼在上海公演。1946年秋季，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任外文系教授。1948年9月，出版譯作《1939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 ^[2] 

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後，得清華大學聘書，兼任教授，教大三級英國小説。1950年4月，出版英譯本轉譯的西班牙名著《小癩子》。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調入文學研究所外文組；同年10月16日，舉家遷入新北大新建宿舍中關園26號。 ^[2] 

1956年，譯作《吉爾·布拉斯》第一版經大修大改後出版。1957年，《論菲爾丁（H.Fielding）關於小説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在《文學評論》第二期發表。1958年，“拔白旗”運動期間，《論菲爾丁》文成為四面“白旗”之一，遭受錯誤批判；10月，下放至太和莊進行改造；12月底，返回北京，開始自習西班牙文。 ^[2] 

1959年，發表研究薩克雷（W.M.Thackeray）的論文《論〈名利場〉》，後因全文欠“紅線貫穿”而受到批判。1960年，任全國文代會代表。1962年8月14日，遷居乾麪衚衕文研所宿舍。1965年1月中旬，《堂吉訶德》第一部翻譯完畢。 ^[2] 

“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衝擊，被誣衊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1966年8月9日，被“揪出”，在外文所所內掃廁所；同年8月27日，交出《堂吉訶德》全部翻譯稿，並於晚間在宿舍被剃“陰陽頭”。1967年4月24日，被外文所免去勞動。1970年6月1日，《堂吉訶德》譯稿由前組長張黎索還；同年7月12日，下放至“五七幹校”。1971年4月4日，隨幹校遷明港“師部”。

1972年，重新開始翻譯《堂吉訶德》。1973年，返回北京；同年12月23日，遷入北師大小紅樓，翻譯《堂吉訶德》工作暫停。1974年，遷入學部7號樓西盡頭一辦公室居住，並繼續翻譯《堂吉訶德》。1975年4月5日，《堂吉訶德》初稿譯完。 ^[2] 

1977年，完成小説《大笑話》。1978年4月底，譯作《堂吉訶德》第一、第二部出版；9月8日—18日，任第四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婦女代表；11月9日，完成小説《玉人》。1979年6月5日至28日，隨代表團訪問法國；同年10月，《春泥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2] 

1980年5月，發表論文《事實—故事—真實》；同年7月，短篇小説集《倒影集》手稿由李國強帶到香港交劉以鬯出版。1981年初，《倒影集》年在香港出版；5月，散文集《幹校六記》在香港出版。1983年，《喜劇二種》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2日至12月5日，隨代表團訪問西班牙馬德里、英國倫敦。 ^[2] 

1986年，獲“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11月，出版《關於小説》；同年，作品《回憶我的父親》《回憶我的姑母》《記錢鍾書與圍城》出版，《丙午丁未紀事》在《收穫》第6期發表，《失敗的經驗》在《中國翻譯》第5期發表。 ^[2] 

1987年，散文集《將飲茶》由三聯書店出版。1988年11月，長篇小説《洗澡》在香港出版；同年12月，長篇小説《洗澡》在北京出版。1989年《堂吉訶德》繁體字本在台灣出版。1990年，《將飲茶》在台灣出版。1991年，寫下了《第一次下鄉》及《順姐的自由戀愛》。 ^[2] 

1994年2月，《雜憶與雜寫》由三聯書店出版；同年12月，《楊絳散文》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寫下了《方五妹和她的“我老頭子”》在《十月》雜誌第5期發表；同年8月8日，寫下《答宗璞〈不得不説的話〉》。1998年9月，寫下了《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1999年，《“摻沙子”到流亡》於1月17日、18日、19日分三批發表；同年12月18日，翻譯完畢《斐多》。 ^[2] 

2000年1月，出版《從丙午到流亡》，該作品記錄了“文革”期間，楊絳與錢鍾書二人所經歷的人和事；4月，出版譯作《斐多》；11月17日，與商務印書館訂約，出版《錢鍾書手稿集》。2001年9月7日，設立清華大學“好讀書”獎學金，幫助家境貧寒的學子完成學業。2003年4月7日，《楊絳作品集》第六版出版；7月，散文集《我們仨》由三聯書店出版。 ^[2] 

2004年，出版《楊絳文集》。2007年8月，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2011年7月，以答問形式發表了《坐在人生邊上》。2014年8月，出版中篇小説《洗澡之後》。

2016年5月25日1時10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105歲； ^[1]  5月27日，遺體在京火化，遵照楊絳遺囑，喪事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20] 

楊絳 錢鍾書(8張)

1932年春天，楊絳考入清華大學並與錢鍾書相識。第一次見面，錢鍾書就説：“我沒有訂婚。”“我也沒有男朋友。”楊絳回答。從此，楊絳與錢鍾書開始戀愛。1933年，與錢鍾書在蘇州一飯館內由男女兩家合辦訂婚禮。1935年，楊絳與錢鍾書成婚，不久一同出國留學，無論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們相親相愛的足跡。 ^[3] 

1998年12月19日7時38分，錢鍾書因病去世，享年88歲。 ^[2] 

楊氏家族世居無錫，在當地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用楊絳本人的話説，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無外乎書生、窮官，但都秉性正直，酷愛讀書。 ^[19] 

楊絳的母親是唐須嫈，於1937年11月17日，在逃避日寇時在鄉間患惡瘧疾去世。楊絳的父親是楊蔭杭，1910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畢業，回國執教北京政法學校，兼為清室肅親王善耆講授法律，於1945年3月27日，在蘇州寓所腦溢血去世，安葬於蘇州靈巖山繡谷公墓母親墓旁。

楊絳出生時，上面已有壽康（1899—1995年）、同康（不到15歲去世）、閏康（1906—1994年，結婚較早，嫁給何德奎，住上海）三個姐姐，楊絳排行老四。楊絳之後，楊蔭杭夫婦又生了兩個兒子，再生了兩個女兒。大兒子排行老五，名叫楊寶昌（1913—1930年），17歲因肺結核去世。小兒子排行老六，名叫楊保俶（家譜作“寶俶“，1914—2011年？），同德醫學院（同濟大學前身）教務主任。五女排行第七，名叫楊桼（家譜上作“七寶”，1916—1982年），嫁給天津大學圖書館館長孫令銜教授（無錫人，1969年自殺）。六女排行第八，名叫楊必（1922—1968年），文學翻譯家。筆名心一，建國後任復旦大學副教授。終身未婚，急性心臟衰竭去世。 ^[22] 

1937年5月19日，女兒錢瑗出生。1967年12月31日，錢瑗與王德一註冊結婚。1970年6月13日，女婿王德一被極左派誣為“五一六”自殺身亡；12月1日，妹婿孫令衍在天津大學自殺去世。1974年5月4日，錢瑗與楊偉成註冊結婚。1995年底，錢瑗腰痛發病。1996年1月，錢瑗住進温泉胸科醫院；11月3日，胸科醫院報錢瑗病危，患肺癌轉脊椎癌，病發已是末期。1997年3月4日，錢瑗去世，8日火化。 ^[2] 

參考資料： ^{[2]  [4]} 

參考資料： ^[2] 

參考資料： ^[2] 

2023年8月28日，《楊絳全傳》無錫首發式暨無錫方誌大講堂“百年楊絳”專場活動在錢鍾書故居錢繩武堂舉行。 ^[21]  由上海資深傳記作家羅銀勝著、華文出版社出版、無錫市檔案史志館出品的《楊絳全傳》，以65.5萬字的體量全景展示了楊絳先生的世紀履痕、百歲風華。

楊絳作為知識女性，並沒有奮力高喊女性解放、女性獨立等口號，而是利用散文進行温婉的自省，進而確立了女性意識。在《回憶我的姑母》當中，楊絳反思和審視了反叛型女性意識，同時也確立了楊絳自我“女性意識”。在楊絳的筆下，姑母楊蔭榆一生坎坷，但是她可以逃離封建家庭，追求人生自由，成為一名出色的知識女性。楊絳在描寫的過程中，並沒有迴避姑母的缺點，這樣就會顯得人物更加鮮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使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真實的反叛型知識女性的形象。通過閲讀楊絳系列散文，讀者可以感受到在楊絳整個散文作品當中有關女性作者的潛意識。 ^[5] 

楊絳的文學創作同時浸潤着深厚的東西方文化，她的寫作風格流露着超凡脱俗、温柔敦厚、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在西方自由的人文精神關照下，楊絳的小説和散文都表現出了對人性、自然和藝術的發現，然而真正促成楊絳獨特創作藝術特徵的因素是儒家思想，楊絳的為人為文都貼合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楊絳文學創作的情感張力源自儒家性情的形成，這也正是她隱身哲學的本質所在。楊絳的小學和大學教育都是在教會學校接受的，但這並不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對她的浸潤。 ^[6] 

楊絳作品於“文革”動盪年代營造出來的温情世界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人文關懷是古往今來一切優秀文學作品的總主題和“善”的終極價值體現，浸透了儒家性情的楊絳傳承了中國人文傳統中所特具的人文素質，其作品體現出崇高和尊重人的生命、尊嚴、價值、情感和自由的精神，其散文創作建構出一種獨特的人文主義的精神立場。在《幹校六記》“夫妻之別”部分，當“我”得知丈夫錢鍾書就要“先遣”時，想到既不會洗補衣服，也不會照顧自己的年邁花甲的丈夫獨自一人下放“幹校”時，“好像頭頂上着了一個焦雷”，“有十萬個不放心”，傳達出作者痛苦無奈不忍的心境，温馨和睦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令人感動。楊錢二人在“文革”期間此起彼伏的批鬥中艱難地保住了性命，在席捲而來動盪的歷史環境下，字裏行間中沒有悲情，而是流露出珍貴的幸福，時時處處洋溢者温情，流淌着暖流。在《“小趨”記情》一文中的主角“小趨”是一條“河南窮鄉僻壤”的小黃狗，但“小趨”和楊絳夫婦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獨自一人看園的時候，小趨總和我一起等候默……在“文革”滅絕人性的生存環境下，在“文革”敏感多疑，草木皆兵的恐慌歲月裏，狗的熱情和玩耍的姿態讓人感動，反映出作者處於逆境中仍不失熱愛生命的真誠。 ^[7] 

楊絳的劇作《稱心如意》塑造了一個失去父母投靠親戚的孤女李君玉一的形象。《弄真成假》則刻畫了父親早逝的窮青年周大璋，及失去母親寄人籬下的女店員張燕華這兩個主角。不難看出，楊絳有意將這兩部喜劇中的主人公塑造成一個家庭“缺失”性人物形象，並從這不完滿的戲劇形象中發掘和強調大環境壓制下人物生存的現實困境和人性變異。楊絳似乎有意為筆下主人公作此設定，並習慣性透過筆下人物或身體、或精神或是家庭社會關係的“殘缺”性或“非正常”狀態來書寫一種人生，講述一段苦難，描繪一種命運。李君玉在幾個家庭間顛沛流離，像踢皮球一樣被幾家親戚推來搡去，過着伶仃無依、俯仰由人的日子。 ^[8] 

顯然，君玉流離轉徙的直接原因在於父母的雙亡，因為父母的早逝，毫無依靠，為生計所迫她不得已離開自己熟悉和舒適的生活圈，去到陌生又令人難以安心的另類都市世界生存，現實的擠壓讓李君玉正處於依靠他人的一種困境，正可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而窮困潦倒的銀行小職員周大璋則寄住在舅舅家雜貨鋪裏的小破閣樓上。卧房兼廚房，沿牆雜置：鍋碗瓢盆，與陳設富麗的張祥甫家客廳形成鮮明的反差。他是“借錢坐了一趟出洋的大輪船，外國最便宜的地方混上一年半載？借的錢還不知幾時能還，麪粉酸，糙米盡，一家人温飽都難以解決。正如周大璋所言“人家有田地房產，咱們呢？頭頂上沒一片瓦，腳底下沒一寸土。”換句話説，周大璋一家作為城市底層百姓正處於“無米之炊”的窘迫物質生存困境中。在這裏楊絳為我們展現了底層人們日常化意義世界裏的真實。也就是説，楊絳尤為關注城市底層百姓艱苦的生存狀態，用悲憫的眼光去掘發市民階層及底層人物在現實社會中存在的苦難困境。 ^[8] 

通讀楊絳散文，濃烈直白的抒情、冷嘲熱諷的鋒芒、有理有據的辯論、聲嘶力竭的宣泄並不多見，但細細品味會發現，鋒芒、宣泄、温暖、激情隨處可見，這就是淡泊之中藴藏濃郁的和諧。楊絳散文自然平淡，與周作人散文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悲憤之情暗含於“淡泊名利中”，這突出表現在反映文革生活的文章中。文革生活可以説是楊絳的黑暗史，期間其生活最困苦，精神打擊最大。楊絳突然從優越的大小姐生活被迫分配到落後、艱苦的農村“勞改”，接受肉體上的折磨：從被人們仰慕的讀書人，突然演變為“臭老九”，在“登台就有高帽子戴”的生活當中，受盡旁人白眼，精神上受到凌辱。因此，楊絳在身不由己的文革時期，無奈接受了那場浩劫。楊絳內心當然對其耿耿於懷，但其散文並沒有表現出對那段刻骨銘心的“革命”咬牙切齒，也沒有宣泄其滿腔的怒火，卻淡化文革暴行。她不談及文革中人性被摧殘的恐懼，而僅以純粹的文字，乾乾淨淨敍述着瑣事、小事。簡約沉寂的文字，粗略一看平淡無奇。但平淡中有沉鬱，是現實壓迫中內心壓抑的外露。隨手翻看其散文，敍述娓娓道來，沉鬱的悲痛也藴含其中：住房被佔、工作顛來倒去無非是掃廁所、樂於助人的女婿死於非命、丈夫被迫下放、上台戴高帽等。楊絳以平淡、不動聲色的敍述將這些侮辱、慘痛勾勒，在文字的沉靜當中折射內心的悲憤與無奈，沉寂文字背後是波濤洶湧掙扎的內心。楊絳將沉鬱以淡泊為偽裝，用淡泊將內心的苦痛與激情中和，有機統一了文章主客觀色彩，獨特美學蒸蒸呈現。以反諷的姿態對現實做進退有度的解構，作者表面表現得越平靜，其精神則越跌宕起伏。 ^[9] 

楊絳的文字凝練而含蓄，把自己的同情心與深情深藏於簡簡單單的幾個字中，既不會暴露出對醜惡的極度厭惡與憤怒之情，也不會讓濃烈的情感如瀑布般宣泄出來。她用理智拿捏着自己對情感的表達，她的文字如水一般平緩而深沉，圓潤而醇厚。楊絳極為擅長用短句子作為情感表達的收尾，冷峻而含蓄，讓情緒僅僅點到為止，以淡然的語調將往事的痛苦與哀傷一筆帶過，體現出文字的“中和”之美。楊絳含蓄節制的文字之下，藴藏着對善良人們的同情，對摯愛的深情，寥寥數字概括心中的千言萬語。《丙午丁未年紀事》是楊絳自居“陪鬥者”的視角所記敍的“文革”小側面，她用她温厚而充滿同情的筆調再現了十年浩劫中的“小插曲”和“小點綴”，那是一個個能夠温暖歲月，點亮黑暗的故事，也這正是楊絳所説的“烏雲的金邊”——“烏雲遮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力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藴含着光和熱的金邊”。大多數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書寫都是充滿憤怒或是記敍殘忍與暴戾的一面的，楊絳卻獨具慧眼的看到了那些“披着狼皮的羊”，諷刺與幽默的背後掩藏着她對善良人的感恩與深情。 ^[10] 

楊絳在回憶從北京遷居到無錫的情景時使用了吳地方言，意在逼真地重現當時的生活情景。《大王廟》中每當“我”和姐姐穿短裙在街上走時都會被無錫婦女呼鄰喚友地圍觀：“快點來看呶！梳則辮子促則腰裙呶！”《回憶我的父親》中一同事稱讚其父親“唔篤老太爺直頭硬！”《小吹牛》中，售票員説：“伊肚皮痛啦？”司機：“勿要緊，送儂到門口。”此外，楊絳還善於使用方言來刻畫特定的人物，抒發對親情的眷戀。在《黑皮阿二》中，她以上海方言生動逼真地刻畫出一個當地流氓地痞的嘴臉；楊絳幼年時主要負責看護妹妹楊必睡午覺，因而，在《記楊必》中，楊絳以“我火了，沉下臉説快點困！”“二伯伯怎麼兇！着得裏一記！”等無錫方言，描繪出姐妹間的歡愉和妹妹模仿姐姐説話的聲調、神情和口吻。 ^[11] 

在戲劇結構藝術方面，楊絳承襲了西歐小説、戲劇中慣常使用的焦點透視法，並採用了西方“流浪漢”體小説單線行進的構造方式，有着較為明顯的非戲劇化傾向。“流浪漢”小説是西歐十六世紀中葉的一種新派小説形式，它吸取了古希臘史詩的遊歷主題，摒棄了傳統的騎士傳奇或寓言敍寫的固有模式，通常以某一特定人物為線索書寫故事。楊絳20世紀40年代所作的戲劇正是“借主角的遭受，揭露社會上各個角落的齷齪，諷刺世人的卑鄙，寫這個很不完美的現實世界”，是似“流浪漢”式的行文模式。且對楊絳劇作的讀解中，這些“流浪漢”式的主人公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籤即“闖入者”。他們或因生存、或因慾望、或由於理想主義的激昂，都逃離了原有的活動空間意欲強行闖入另一個空間生存，上演着一幕幕闖入者與既定秩序的矛盾衝突。楊絳通過塑造不同類型“流浪式”的闖入者形象來掘發現實社會種種矛盾和困境，展現更加廣闊的敍述空間，表現對這個複雜社會的嚴肅思考。 ^[8] 

楊絳筆下的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審美張力，並且通過特有的個性特徵可以使讀者獲得美的享受。楊絳的記人散文可以將人物獨特的性格和個性展現出來，使讀者獲得審美享受。楊絳在寫人的時候，尤其注重入物性格的獨特性，可以再現人物的言語、動態、動作等。在《記錢鍾書與圍城》當中，楊絳將一個具有痴氣的錢鍾書再現出來。這樣一個在人們心中的才子錢鍾書，在楊絳筆下卻充滿了傻氣和稚氣；錢鍾書會一個人自言自語，在小學時期會將青蛙帶到教室，因為上課時候玩彈弓，被教師懲罰……在《回憶我的父親》當中，楊絳通過描寫父親生活當中的往事，將其無私的個性特質展現出來。在楊絳的散文當中，例如錢鍾書、楊萌杭等人物特有的個性，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楊絳散文在人物描寫方面就好像細雨潤物，可以讓讀者在舒緩的敍述當中感受到人間真實的情感。楊絳為人謙遜不張揚，始終都保持一顆平和的心，因此她寫出的文章也具備含蓄慰藉的美感。 ^[5] 

楊絳在批評作品中顯現出的獨特氣質對當下文學批評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鑑意義，主要呈現為：一、楊絳的批評作品首先是一篇引人入勝、動人心魄的美文。批評文章一如她的散文一般洗練精審、親切自然，猶如拜望鴻儒之後的興會隨感，閒話般娓娓道來。置身楊絳的批評美文之中，方可知曉文學批評不必為了批評而批評，亦可以是情感的抒發，是心靈與心靈的碰撞，靈魂與靈魂的對話；二、楊絳的文學批評從不脱離具體作品，也並不晦澀難懂，難得的是，她的批評研究具有分量，暗含讓讀者資以“反三”的“一隅”。 ^[12] 

楊絳堅忍於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操守，堅貞於偉大女性的關懷與慈愛，固守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淡泊與堅韌，楊絳的內心是堅硬的，又是柔軟的。（新華網評） ^[16] 

如果説楊絳先前的作品關照的是世事，是社會，那她晚年的作品則是在關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對至親的、但不可再見之人的耳語，是她千千情結之心的獨白，因而更顯生命的沉重，也更顯思想的精邃和綺麗。（《錢江晚報》評） ^[3] 

“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我分明看見她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為了讓這顆靈魂帶着全部最寶貴的收穫平靜地上路。”（中國當代作家周國平評） ^[17] 

“楊先生（楊絳）一直筆耕不輟，她不像一般作家是為寫作而寫作，而是一直伴隨着對人生、對生命、對人間情感的思考、總結和表達。”（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評）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