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

早在戰國時代，人們已對言意關係問題加以注意，《莊子·天道》説：“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莊子·外物》説：“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認為語言是為思想服務的，而帶有思想性或觀念性的“道”是語言所不能表達的。這種見解貶低語言的價值，認為語言只是“得意”之後可以捨棄的工具。《周易·繫辭上》和《呂氏春秋》也有類似的説法。《繫辭》將“言”與“書”加以區分，以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但這缺陷可以用一種方法來補救，即用“象”來“盡意”，再用文辭來顯示卦象。《呂氏春秋·離謂》則反對只注重言辭而“棄其意”，主張“得其意則舍其言”。《墨子·經下》與此相反，指出“以言為盡悖，悖”，《墨子·經説上》肯定“執所言而意得見”，認為語言可以完全地表達思想。

這種討論在魏晉時期再度展開，魏晉絕大多數學者同意《繫辭》“言不盡意”説，在此基礎上沿不同方向進行發揮。《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荀粲傳》記載曹魏時期荀粲與荀俁的爭論，荀俁贊同《繫辭》所謂的“立象盡意”、“繫辭盡言”，認為聖人“盡意”的微言存在於《周易》卦爻辭當中；荀粲則聲稱“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認為卦象和爻象不能表達“象外之意”，聖人的微言是“系表之言”，暗示當時的名士可以用新的微言來顯示“性與天道”。他所謂的“微言”即清言。玄學家何晏熱衷於清談，有“辭妙於理”的特點，是荀粲學説的具體實行者。《魏志·管輅傳注》引《管輅別傳》又記載管輅對何晏的評論。管稱何晏清言為虛浮不實，主張以神妙的“形象”來顯示“性與天道”。魏晉時期音樂、繪畫、山水詩、書法等，均受這種以“妙象”窮盡至道的主張的影響。西晉學者歐陽建作《言盡意論》，反駁了《繫辭》及魏晉多數人的“言不盡意説”，是當時較為特殊的主張。

在言意問題的爭論史上，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中提出的理論最為著名。他主張通過“忘象”的方式“求意”，以“忘言”的方式“得象”，又認為唯有“忘象”才能“存象”，“忘言”才能“存言”。“忘”即對個別言、象不拘執，唯不拘執，才能不遺漏任何的言、象。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周易》義理學派一般因襲王弼此説，同期的象數學派一般反對王弼此説。這種因襲和反對的分流及其論爭，為東晉以後言意之辨的主要內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