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説

“言志説”最早見諸文字的文獻是《尚書·堯典》，但該篇卻被疑為戰國中期人擬作。這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的記載就可能是最早的，其中記趙文子對叔向説：“詩以言志，志誣其上”，這正是當時流行的“賦詩言志”的看法，並不是文論意義上的“詩言志”説。而《尚書·堯典》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是説“詩是言詩人之志”，這才成為中國古代文論“言志説”的緣起。但在春秋戰國時代，這種觀念就已經相當普泛，比如《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 在同一歷史時期，“情”的問題也被凸現出來，《禮記·樂記》就已提出：“情動於中，故形於聲”，當時，詩、樂是分不開的，《尚書》也是詩樂並提的。這“志”與“情”的兩面，到了漢代才終於得到了內在的統一。

對於“言志説”，真正具有奠基性的，是漢代《毛詩序》中的經典論述，它最終使“詩言志”的傳統得以定型。《毛詩序》繼承了從《尚書》到《禮記》的思想餘脈，並將“詩言志，歌永言”與“情動於中，故形於聲”結合起來，提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樣，與中國歷史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幾乎同時，也就是道統與政統相互統一的時代，中國古代最具權威性的文論也被確立了下來。《漢書·藝文志》便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這一“言志説”，確立了詩歌抒發人的思想、抱負、志向的基本內涵，更確立了詩感發之中的“理”的核心作用。在《毛詩序》中，其實並沒有否定“情”，“志”與“情”是不可分的，但也不是對等的。“情——志——言”形成了詩性觸發的前後相續環節，“情”要經由“志”的中介才能形於“言”從而成為詩，因為詩的本質規定就是——“志之所之也”。如此看來，“情”動於中固然是主要的，是詩之緣發；但更主要的是，“情”要為“志”所調節與節制，“以理節情”才是《毛詩序》的真正立足點。可見，“發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序》）是中國古代儒家文論的主導傾向，“志”乃是“理”（即具有倫理意味的理性思慮）的一種表現，無“志”便無以“言”（亦即“雅言”，“不學詩，無以言”的言），無“言”則更無“詩”。

總之，中國古代文論最主流的思想，就是認定詩所能“再現”的是詩人之“志”。這是一種強調理性作用的文學觀，正如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引《春秋説題辭》所總結道：“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歌的觸發，必然要經過由“心”“謀”而外發為“事”的過程，這其間，作為“思慮”的“志”來調控“情”的運動，所謂“在己為情，情動為志”，如此這般，方能發而為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才志、情並舉，得出了“情志一也”的結論，其實他還是主張以“志”統“情”的。然而，“‘詩言志’一句雖經引申到士大夫的窮通之處，還不能包括所有的詩。……可是‘緣情’的五言詩發展了，‘言志’以外迫切地需要一個新標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