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

《關雎》²，后妃之德也³，風之始也⁴，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⁵。故用之鄉人焉⁶，用之邦國焉⁷。風，風也⁸，教也。風以動之⁹，教以化之¹⁰。

詩者，志之所之也¹¹。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¹²，言之不足，故嗟嘆之¹³；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¹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¹⁵。治世之音安以樂¹⁶，其政和¹⁷；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¹⁸；亡國之音哀以思¹⁹，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²⁰。先王以是經夫婦²¹，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²²：一曰風²³，二曰賦²⁴，三曰比²⁵，四曰興²⁶，五曰雅²⁷，六曰頌²⁸。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²⁹，主文而譎諫³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³¹，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³²，家殊俗³³，而變風變雅作矣³⁴。國史明乎得失之跡³⁵，傷人倫之廢³⁶，哀刑政之苛³⁷，吟詠情性，以風其上³⁸，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³⁹。故變風發乎情⁴⁰，止乎禮義⁴¹。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⁴²。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⁴³，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⁴⁴，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⁴⁵，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⁴⁶，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⁴⁷，詩之至也⁴⁸。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⁴⁹，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⁵⁰。南⁵¹，言化自北而南也⁵²。《鵲巢》《騶虞》之德⁵³，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⁵⁴。《周南》《召南》⁵⁵，正始之道，王化之基⁵⁶。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⁵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⁵⁸；哀窈窕⁵⁹，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⁶⁰。 ^[3] 

1.毛詩序：漢代傳《詩經》有魯、齊、韓、毛四家。前三家為今文經學派，早立於官學，卻先後亡佚。趙人毛萇傳詩，為《毛詩》，屬古文學派，漢代未立官學，毛詩漢末興盛，取代三家而獨傳於世。《毛詩》於三百零五篇均有小序，而首篇《關雎》題下的小序後，另有一段較長文字，世稱《毛詩序》，又稱《詩大序》。

2.關雎（jū）：《詩經·國風·周南》首篇篇名，所以後來説是“風之始也”。舊説《關雎》詩寫后妃事，指的是周文王妃太姒。

3.后妃：天子之妻，此謂周文王妃太姒。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釋“后妃之德”道：“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

4.風：指《詩經》的《國風》部分。此句言《關雎》為《國風》之首篇。始，開始。

5.所以：用來……的。風（fěng，一説fèng）：教化。正：糾正。

6.用之鄉人焉：據《儀禮·鄉飲酒禮》，鄉大夫行鄉飲酒禮時，以《關雎》合樂。《毛詩正義》解釋為“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鄉人，指百姓。周時以一萬二千五百户為一鄉。

7.用之邦國焉：據《儀禮·燕禮》，諸侯行燕禮燕飲其臣子及賓客時，歌鄉樂《關雎》。《毛詩正義》解釋為“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邦國，指諸侯國。

8.風（fěng）：諷諭。

9.動：感動。

10.化：感化。

11.志之所之也：謂詩是表現人的情志的。前一個“之”，助詞，的。後一個“之”，動詞，往。

12.中：心中。形：表現，顯露。

13.嗟嘆：發聲感嘆。

14.永歌：長聲歌唱。永，長。

15.文：次序，節奏；聲音和諧構成音樂。

16.治世：太平時代。安以樂：指聲音表現了民心安於統治者的教化，因而喜樂。

17.政和：政治和順。

18.乖：乖戾，失當。

19.哀以思：哀傷而憂思。

20.莫近於詩：莫過於詩。

21.先王：指周文王、周武王等人。以：用。是：這，指詩歌。經：常道，使動用法，使……歸於正道。

22.六義：“六義”説源於《周禮》“六詩”，《周禮·春官·大師》載：“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但因對詩與樂的關係理解有異，故二者次序有別。《毛詩正義》釋“六義”為：“賦、比、興是《詩》之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23.風（fēng）：與雅、頌為一組範疇，指《詩經》中的十五國風。據下文的解釋，同時又含有風化、諷刺之義。

24.賦：與比、興為一組範疇，指《詩經》的鋪陳直敍的表現手法。鄭玄注《周禮·大師》説：“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朱熹《詩集傳》説：“賦，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後人大都認為只是“直書其事”“體物寫意”的表現手法。

25.比：比喻手法。鄭玄解為“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朱熹《詩集傳》：“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後人大都認為是明比的手法。

26.興（xìng）：指具有發端作用的手法。鄭玄解為“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朱熹《詩集傳》釋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後人大都認為興有即物起興，用作發端，或有意，或無意；有意者用意較為隱晦。

27.雅：指雅詩。據下文的解釋，有正的意義，談王政之興廢。大小雅的配樂，時稱正聲。鄭玄解為“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梁啓超《釋四詩名義》説：“‘雅’與‘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猶言中原正聲云爾。”

28.頌：指頌詩。據下文的解釋，有形容之意，即藉着舞蹈表現詩歌的情態。鄭玄解為“頌今之德，廣以美之”。清阮元《釋頌》認為是舞詩，近人王國維《説周頌》考其樂曲速度較為舒緩。

29.刺：諷刺。

30.譎諫（jué jiàn）：隱約曲折地勸諫而不直言。

31.王道衰：指周王朝衰弱，政無常道。

32.國異政：指各個諸侯國自行其政。

33.家殊俗：謂大夫之家的風俗也隨之各自不同。

34.變：是説國家由盛變衰，世道由治變亂，因而詩歌也隨之變了。鄭玄在《詩譜序》中把風、雅中從周懿王、周夷王到陳靈公淫亂時的詩，稱為變風、變雅。有人以為邶風以下十三國風為變風；《大雅·民勞》以後的詩，《小雅·六月》以後的詩為變雅。作，興起。

35.國史：周王朝的史官。得失之跡：國家政治好壞得失的事蹟。

36.人倫：指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關係。《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敍，朋友有信。”廢：廢棄。

37.刑政：刑罰與政令。苛：苛虐。

38.風（fěng）：諷諭。上：指周天子。

39.達：通達，明白。事變：時事的變化。舊俗：舊時的風俗。

40.變風：兼指變雅。

41.禮義：周代統治階級為了鞏固其等級制度和宗法關係而制定的禮法條規和道德標準。

42.澤：恩惠。

43.系：連結。一人：詩作者。本：本心。《毛詩正義》：“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44.正：指周天子用政治教化來正天下。

45.政有小大：據孔穎達的解釋，是説《大雅》表現的內容是周天子受命於天，如“澤被昆蟲，仁及草木”，這些是周天子政治中的大事。而《小雅》中表現的內容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才，於天子之政，皆小事矣”。

46.形容：藉着舞蹈表現出來的情態。

47.四始：《毛詩正義》引鄭玄答張逸雲：“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引《鄭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另外一種説法認為這是總論全詩，即《關雎》是國風之始；《鹿鳴》是小雅之始；《文王》是大雅之始；《清廟》是頌詩之始。

48.詩之至也：這就是最好的詩歌。

49.麟趾：即《麟之趾》，是《詩經·周南》中最後一首詩。傳説麟這種獸，生性不踐踏生草，不踩死生蟲，具有仁厚的天性。這首詩用麟趾來比喻統治階級的公子具有的德行。《詩小序》以為《關雎》的教化行於天下，天下的人就講禮義道德，雖然是亂世的公子，然而他具有信厚的道德，仍如麟趾一樣。

50.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後，周公輔佐周成王當政，是周初的名臣。這兩句的意思，據《毛詩正義》説，這些詩本來是周文王用來“教民”的詩，“實是文王之詩”，而與周公聯繫在一起的原因，是因周文王當時還沒有統一天下，還是諸侯，因此不稱“雅”而稱“風”。但是文王“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系之”，而“詩不可棄”，因周公“為王行化，故系之周公也”。下文的“故系之召公”的觀點與此相同。

51.南：《周南》《召南》，屬於十五國風中的兩個地區的詩歌。

52.言化自北而南也：周王朝統治者從北到南施行教化，即從周的發源地岐（今陝西）向江、漢之間的地區發展，施行教化。

53.鵲巢：《詩經·召南》的第一篇，寫諸侯的女兒出嫁之事。騶虞：《詩經·召南》的最後一首詩，寫打獵之事。騶（zōu）虞是傳説中的一種不食生物的義獸。

54.召（shào）公：周文王的庶子，名奭（shì），受封的食邑在召（今陝西境內），故名。

55.《周南》《召南》：歷來的學者對二南的解釋頗不相同，有人認為是古代國家的名稱，後來由周公、召公統治二南，故稱為周南、召南。有人考證，周南在今洛陽以南至長江一帶，在湖北河南之間；召南在周南的西面，包括陝西南部和湖北一部分。有人認為南是一種樂歌。有人考證南又是一種樂器。因此有人認為二南地區的民間歌謠用南這種樂器演奏就成為《周南》《召南》的民間音樂與詩歌。

56.“正始之道”二句：《毛詩正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

57.“是以”二句：《詩經·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8.淫：沉溺。

59.哀：愛。窈窕（yǎo tiǎo）：美好。有善良的心叫窈，有美麗的容顏叫窕。《毛詩正義》引“王肅雲：哀窈窕之才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60.義：主旨。 ^{[2]  [4]  [5]  [6-7]} 

《關雎》，是講后妃美德的詩，是《詩經》國風的第一篇，君王用它來教化天下而矯正夫婦之間的倫理關係。所以可以用以教化鄉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諸侯邦國。風，就是諷諭，教化；用諷諭來感動、教化人們。

詩，是人用來表現志向的，在心裏叫志向，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裏激盪就會表達為語言，語言不足以表達，就會吁嗟嘆息來繼續它，吁嗟嘆息還不盡情，就會長聲歌詠，長聲歌詠仍不滿足，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宮、商、角、徵、羽的調子，就是音樂。太平時代的音樂平和而歡樂，它的政治就平和通暢；動亂之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它的政治就乖戾殘暴；亡國之時的音樂悲傷而憂思，其國民就困頓。所以矯正政治的過失，感動天地和鬼神，沒有超過詩歌的。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詩歌來矯正夫妻之道，培養孝敬，敦厚人倫，完善教化，移風易俗。

所以詩有六義：一叫“風”，二叫“賦”，三叫“比”，四叫“興”，五叫“雅”，六叫“頌”。天子用“風”來教化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用“風”來諷諭天子諸侯，用深隱的文辭來作委婉的勸諫，這樣寫詩的人不會獲罪，聽詩的人足可以警戒，這就叫“風”。至於王道衰微，禮義廢弛，政教敗壞，諸侯國各自為政，老百姓家風俗各異，於是“變風”“變雅”的詩就產生了。國家的史官明白政治敗壞的事實，感傷於人倫的廢弛，哀痛刑政的殘酷苛刻，於是吟詠自己的情感，用來諷諭君上，這是通達政事的變化而又懷念傳統風俗的。所以“變風”是發於內心的情感，但並不超越禮義的規範。發於內心的情感是人的天性；不超越禮義，是先王教化的恩澤久遠。因此，如果詩吟詠一個邦國的事，通過一個人的心意表現出來，就叫作“風”；反映天下的事，表現的是包括各國的風俗，就叫作“雅”。“雅”，是正的意思，説的是王朝政教興衰的緣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頌”，就是讚美君王盛德，並將他的成功的事業稟告神靈的。（“風”“小雅”“大雅”“頌”）這就是“四始”，是詩中最高的了。

既然如此，那麼《關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時的“風”，所以記在周公的名下。“南”的意思，是説教化是從北方到南方的。《鵲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國諸侯的“風”，先王用它來教化，所以就記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規範最初時的標準，是王道教化的基礎。因此，《關雎》是讚美得到賢淑的女子，來匹配給君子的，憂慮的是如何進舉賢才，並非貪戀女色；憐愛靜雅的美女，思念賢良的人才，卻沒有傷風敗俗的邪念。這就是《關雎》的要義。 ^[8] 

《詩經》作為一部古代的詩歌總集流傳到漢代，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各種不同派別的學問。齊（轅固生所傳），魯（申公所傳）、韓（韓嬰所傳）三家詩都立於學官，成為官學，三者全屬今文學派。毛詩後起，屬古文學派，其學直到漢末還不曾被官家承認，而只通過私學在社會上流傳。相傳孔子刪詩授卜商（即子夏），商為之序，後來遞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故訓傳》，授趙國毛萇。時人稱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故稱《毛詩》。據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説，三家詩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詩序》獨存。今本《毛詩》三百零五篇均有小序，於各詩之前介紹作者或寫作背景，論詩之題旨和用意。其中第一篇《周南·關雎》的小序之後有一段較長文字，後人稱為《毛詩序》或《詩大序》。關於《毛詩序》的作者，長期以來眾説紛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説：一説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見鄭玄《詩譜》；一説為漢人衞宏所作，見《後漢書·儒林傳》。當今學界傾向於《毛詩序》並非一時一人之作，其主體大約完成於西漢中期以前的學者之手，也可能含有東漢毛詩家闡發潤益的成分。 ^{[1-2]  [4]} 

《毛詩序》是中國古代第一篇詩歌理論專著，對於詩歌的基本特徵、內容分類、創作原則、表現手法、社會作用等，都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是一篇封建時代正統文藝思想的綱領性文獻。

首先，《毛詩序》詳細描述了詩歌產生的情況，在對文學本質的探索中，揭示出詩歌抒情與言志相統一的藝術特性。《毛詩序》指出，詩有兩個特徵：一個是情、志結合，一個是詩、樂結合。《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實是對前人之説的理論概括。最早講到情志結合的是先秦的《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言也；舞，動其容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顯然，前者的意思與後者是一脈相承的，甚至連語言都差不多。《毛詩序》直接把情和志結合起來，更顯示出詩歌的特徵。情和志是而一的東西，如孔穎達概括的那樣：“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詩、樂結合，更是詩歌形成過程的一個突出特點。詩歌形成之初，與樂、舞是三位一體的。在儒家的禮樂思想體系中，詩、樂一體的詩歌，樂的部分往往要承擔“和同”的作用，從而側重抒情；詩的文本，主要在於義理闡發，側重言志。在先秦時代，詩、樂二者難以分離，從而“詩者，志之所之”的“志”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情”實際上是一致的。漢代儒家詩論以詩、樂分離為背景，詩論的重點逐漸轉向“以義為用”的詩歌，因此詩要部分地承擔起樂的教化功能。“志”，多指人的思想意志，其中以政教倫理所要求的統一性為主；“情”，更注重於個體獨特性感受的抒發。《毛詩序》將先秦時屬於樂論範疇的“抒情”作為詩歌“言志”的理論補充，既是繼承了詩歌藝術抒情和言志相統一的傳統，又是要求“情”包含於“志”；個人發乎情，但要以統一的儒家準則為限度和引導，應當止乎禮義。這即是孔穎達所總結的：“在己為情，發言為志，情志一也。”

其次，《毛詩序》將詩教理論納入政教體制之中，完善了詩歌的兩種社會教化功能，即自上而下的風化和自下而上的諷諫。前者強調詩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利目的，主張文藝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毛詩序》開篇就是：“《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教化的主要對象是被統治者。“動之”“化之”的目的，是讓他們恪守封建綱常，不越其軌，以維護封建秩序，鞏固封建統治。後者則提供了民間詩歌干預政治的途徑，可以表現某種不滿情緒，也可以用詩來批評統治者。但是這種批評是受限制的，可以“刺上”，但必須“主文而譎諫”。朱熹釋“譎諫”為“主於文辭而託之以諫”，即以委婉含蓄之辭、曲折比興之法，在維護統治階級尊嚴的前提下，以詩來寄託忠心勸勉。這裏要求詩歌的藝術風格仍以儒家的温柔敦厚為準則，即使諷諫也要“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能直言過失；其思想則是儒家詩論“興觀羣怨”説和“事父事君”説的進一步發展。“上以風化下”無條件，“下以風刺上”有條件，就是要講究態度和方法。《毛詩序》所倡導的詩歌教化方式主要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試圖通過有節制地怨刺政治昏暗和社會弊端，對內實現統治階級的團結與協調，對外經由詩歌的宣泄達到安撫民眾情緒、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作為政教工具的詩歌，一方面承擔起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角色，有着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被束縛了自由吟詠情性的特質，失去了藝術審美的獨立性。

再次，《毛詩序》論述了文學的發展和社會時代的密切關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季札審樂觀詩以知政的記載，觀詩歌的內容，便可推想政俗與風化的情狀。《毛詩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將《詩經》的內容和體例與時代政治、民俗風化、道德行為等緊密結合起來，認為文藝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從而不同的時代各有各的詩歌。它指出詩樂與時代政治的關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説，詩是時代政治狀況在人民情緒上的反映，可以從安樂、怨怒、哀思之音中，看出時代政治的好壞、國家的興亡。在此意義上，《毛詩序》對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作出區分，認為前者產生於政治清明的時代，並在詩歌內容和藝術風貌上反映出治世的氣象，而後者產生於、也表現了政治昏暗的衰世。《毛詩序》把《詩經》表述為一部王道盛衰史，從而詩的內容就被規定為主要是對治世的稱善讚美，以及對衰世的諷惡譏刺，以行使詩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教化功能，表現其美刺的意義。《詩經》的體例編排也被闡發為反映了君德民風，如《關雎》與《麟趾》相呼應，體現“王者之風”，《鵲巢》與《騶虞》相呼應，體現“諸侯之風”等。

最後，《毛詩序》依據《周禮·春官》中“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之舊説，改“六詩”為“六義”，提出了詩歌分類的三種體制和藝術表現的三種方法，合稱為“六義”説。《毛詩序》對風、雅、頌做了進一步闡述，從音樂上區分風、雅、頌：“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序》沒有對賦比興的含義作出説明。關於“六義”的意義，歷史上眾説紛紜。孔穎達《毛詩正義》認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朱熹據此發揮，説風、雅、頌是“三經”，是“作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是“三緯”；他還具體闡釋了賦、比、興的內涵，認為“賦，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朱子語類》）。這即指出風、雅、頌是詩的種類，而賦、比、興是作詩的藝術表現方法。當今學界一般認為，風是產生於各諸侯國的地方詩歌，雅是產生於周朝中央地區的朝廷詩歌，頌是祭祀時讚美祖先的詩歌。而賦、比、興則是文學創作中形象思維的方法，與文學的想象相關聯，詩人的創作往往選取具有典型性的物象，巧妙地使用譬喻，從而更為生動、深刻地抒寫現實生活和所思所感。 ^{[2]  [9]  [10]} 

北宋王安石《答韓求仁書》：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

南宋黎靖德《朱子語類》：《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

南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户也。

清代崔述《讀風偶識》：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為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為一篇也。 ^[11-14] 

一方面，《毛詩序》是儒家詩學的第一篇綱領性的論述，首次系統化、理論化地總結了中國古代詩歌，特別是《詩經》的創作經。它所涉及的詩學命題既是此前各觀念的綜合，又是此後主流詩學的源頭。它所呈現的言志抒情説、美刺説、六義説、比興説以及詩歌的政教功能等觀點，在後世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中被不斷開掘與應用，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毛詩序》提出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點在後世被廣泛接受，“正變”説也深刻地影響了傳統的詩史觀。東晉陸機《文賦》説：“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説：“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南朝鍾嶸《詩品序》説：“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唐代白居易《與元九書》説：“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這些強調詩歌情感抒發的觀點，都是對《毛詩序》詩歌言志抒情説的繼承和發展，對詩歌的健康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六義”説，尤其是比、興兩種手法，在中國古代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鍾嶸的《詩品序》，劉勰的《文心雕龍·比興》，以及陳子昂、白居易等人的詩歌理論，都吸收了《毛詩序》的比興説，並有了新的發展。 ^{[2]  [5]  [9]  [10]  [15]} 

另一方面，《毛詩序》通過對經典話語的重新闡釋，不但迎合了宮廷的文化口味，而且對後人從文化心理和審美品格上、從真感情的吐露、真性靈的迸發、大我意象的塑造、民族心態的雄偉豪邁等方面，從春秋戰國縱橫恣肆的坦途上引到了“文以載道”“詩以言志”的泥濘之路，使得詩文創作主要是為了表達政治寄託，甚至是個人狹隘天地內的牢騷，這是其負面影響。 ^[20] 

舊日選錄《毛詩序》，自蕭統《文選》始，都是選錄的《國風》首篇《關雎》題下的序言，可是其中也有大小序的論斷之別。孔穎達《毛詩正義》以《關雎》前列諸文皆為“大序”。鄭玄《詩譜》説《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文選·毛詩序》《十三經注疏詩序》等，以“《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稱“大序”，以下稱“小序”。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則恰好與之相反，而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謂之“大序”；其各序一詩之由者，謂之“小序”。唐成伯嶼《毛詩指説》又以各詩序文第一句稱為“小序”，以後文字都屬“大序”。朱熹以為大序當從“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至於開頭的“《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以及“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是《關雎》之義也”都是小序。 ^{[4]  [16]} 

關於《毛詩序》的作者，自古以來爭論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衞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衞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為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為詩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為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為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説者，曹粹中也；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説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參考諸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得出了相對比較謹慎的結論：“定序首二句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 ^{[4]  [17]} 

子夏（前507—？），春秋末晉國温（今河南温縣西南）人，卜氏，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列於孔門文學之科。主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張》）要求國君研讀《春秋》，吸取教訓，以防臣下篡位。宣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提出尊賢輕色，事親竭力，事君盡忠，交友守信。其擇友原則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論語·子張》）。認為美德必須以禮成之，大德不可越軌，小德可有出入。孔子批評他守禮不嚴，誡其“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孔子死後，到魏國西河講學，魏文侯師事之。李悝、吳起、商鞅皆其門人。相傳《詩》《春秋》等經典皆賴其以傳。 ^[18] 

衞宏，東漢東海（治今山東郯城西北）人，字敬仲。先隨九江謝曼卿學《毛詩》，作《毛詩序》；後隨大司空杜林學《古文尚書》，作《訓旨》。光武帝時，任議郎，官至給事中。曾集西漢雜事，為《漢舊儀》四篇，今有清人孫星衍校輯本。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