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箋之禍

朱元璋出身貧寒，他親自撰寫《大明皇陵碑》，回憶幼時“家道惶惶”、“草木為糧”的窘境，以及他“空門禮佛，出入僧房”的經歷 ^[3]  。

明初，朝廷每遇大的節日、慶典，內外臣工須寫表箋祝賀。表箋一般由文吏、學者起草。這類表箋多是歌功頌德的陳詞濫調，按説不該有什麼問題，然而偏偏有許多人因為表箋而惹上是非。 ^[1] 

清朝乾隆年間的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詳細記載了因為受表箋之禍遇害的名單：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衞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錶，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發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4] 

與此相對應，《明史》、《明太祖實錄》中並無上述文禍受害者“林元亮、趙伯寧、蔣質、蔣鎮、呂睿、賈翥、林雲、許元、吳憲”等人的記載 ^[5-6]  ；正史有記載的僅孟清、周冕二人，但孟清活到了永樂年間，周冕更是嘉靖二十年中了進士：《明史 列傳第四十九》記：黃潤玉，字孟清，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異其言，許之。 ^[7]  ；《明史 列傳第九十八》：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 ^[8]  。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説：“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他認為此賀表暗指他曾當過和尚當過“賊”，就下令把徐一夔殺了。 ^[1] 

又僧來複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還有蔣清高，《閒中今古錄》記載，説他“系元末遺儒，國初任本縣教諭，以表箋誤注被斬於京師”。

另外還有王春瑜考證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蹟，按照郎瑛《七修類稿》中的記載，守仁因為《題翡翠》一詩，德祥《夏日西園》一詩，“被太祖罪之，不善終”。

朱元璋並沒有因“光”，“則”字殺人。

某些野史記載，朱元璋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説“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但經過現代學者考證，此類記載多為不實。朱元璋從未忌諱談及自己曾為和尚，在《大明御製皇陵碑》裏，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歷史。 ^[9] 

野史稱朱元璋忌諱“光”、“禿”、“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説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裏，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 ^[9] 

這個故事出自《翦勝野聞》，但是因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轉引，繼後被廣泛引用。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説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意思是説，朱元璋開除文化水平低，疑心又重，胡亂殺人。

在光緒年間就已經有人考證徐一夔死於建文二年，年齡80多歲，當然就不可能死於什麼文字獄。《始豐稿。跋》説“……考陳氏善萬曆《杭府志。職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會當‘革除’，實建文二年（1300），教授為蔣良輔，……約計先生壽終當及八秩矣。世因《翦勝野聞》稱表文忤旨收捕斬之之誣。幾疑不克令終於官，豈非大謬哉”。

陳學霖則進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來證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公元1299年）以後。徐一夔寫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誌銘》中説齊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這個齊公生於1267年，死於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當然不可能死在齊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於建文元年之後。再加上一個證據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記載，徐一夔擔任杭府教授，從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無疑問。《翦勝野聞》之荒誕不攻自破。”

關於釋來複，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還是引用《閒中今古錄》説僧來複（見心）的詩句中“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事實上，早在明末清初錢謙益就已經加以考證過了“野史載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樣，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田汝成《西湖志餘》則雲逮其師欣笑隱，旋釋之”“見心《應制詩》載在《皇明雅頌》，初無觸怒事，而笑隱為全室之師，入滅於至正四年。俗語流傳，可為一笑也”。

來複（也就是見心）真正的死因是牽連在胡惟庸黨案內，明朝的釋明河寫的《補續高僧傳》中卷二五説“……時山西太原捕得胡黨僧智聰，供稱胡惟庸謀舉事時，隨*季潭、復見心等往來胡府。二公於是得罪”。在釋元賢《繼燈錄》卷五中説“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按《閒中今古錄》作者黃溥的説法，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而按照象山縣誌錄的《蔣氏譜》的記載蔣清高“生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於洪武九年（1376年）官任，並無罹表箋禍被斬”。

從這些所謂的文字獄的模式來看，幾乎完全是同一個類型，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光是這兩個簡單雷同的諧音就佔據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導致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要麼，是這些所謂的文字獄中的當事者同時約好似的使用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沒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後的同一年用這些字，然後就導致了所謂的文字獄，但這顯然不符合情理；要麼這些案例是有先後的，而且從記載來看，也確實並非是同一個時期，但這又導致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此何以既有極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説是因為捉摸不定，才先後觸網，但這些案件的模式實在雷同的近於小學生做練習一樣，“生”諧音“僧”，前面有人因為用了“生”倒黴，那後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麼會至少五六個案子雷同的都是這樣？

而事實上，守仁根本沒有做過《題翡翠》，“是好事者，附會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業上，與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錯，彼此關係融洽，最後‘示寂於寺’，善終天年，所謂不善終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至於德祥，和所謂的不善終，更是沾不上邊，他“一直活到永樂中，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雲：‘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為王駙馬賦清真軒詩，有和御製賜赤腳僧詩”，他在永樂中“談笑而逝”，“郎瑛説他因《夏日西園》詩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終’是無稽之談”。

野史説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導致文字獄。這一點恰恰是相當荒謬的，因為事實是朱元璋從來就沒有隱諱過自己的出身，甚至相當坦然，毫無隱瞞毫無諱飾的把自己的出身公佈於天下。

大明皇陵碑現在還在鳳陽明皇陵內，碑上原原本本記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慘經歷。摘錄開頭部分：“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謹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興建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飭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顯然，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賤出身，沒有絲毫諱飾，對當過和尚的經歷，也沒有絲毫隱瞞，“空門禮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廣佈天下，流傳後世。陳學霖還舉出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筆》詩文作為證明，現存的《明太祖御筆》中就有三首言僧談禪。説因為朱元璋對自己出身忌諱，怕別人言及，而製造文字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邏輯。他自己能這麼坦然的去説，也怕別人影射。

根據這些野史的記載，因為這些文字獄，所以“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為遵守。’帝因自為王傳佈天下”，似乎禮臣為了避免文字獄的發生，避免再有人觸犯文字忌諱，就讓朱元璋制定表箋格式，讓人們遵守。但事實的真相是朱元璋確實制定過表箋格式，但是和所謂的文字獄卻是半點關係都扯不上，而是為了遏止文辭華麗，但內容空洞繁冗的文風。

陳學霖著的《史林漫識》一書中的《徐一夔刑死辯誣兼論洪武文字獄案》，以及另一篇收錄在台灣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第一冊裏面的《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對“表箋之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學者陳學霖對此提出了顛覆性的觀點，認為這是後世歷史學界誣賴了朱元璋。所謂明初文字獄，最典型的“表箋之禍”就是虛構的。

根據陳學霖教授的考證，朱元璋頒佈“表箋成式”一共有5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因為看見上書賀表裏“多用四六駢偶，文華而辭蔽，有害直言”，於是就從唐宋名家的表箋，裏挑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兩篇作為範例，“頒佈天下以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十二月，因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陳，寫了一萬多字，説的事情卻只有4件，“文繁詞冗”，浪費時間，於是就制定《奏對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個序言，然後“頒示天下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1375年）八月，朱元璋覺得“官府文移案牘繁冗”，不是多年經驗的老吏不能通曉，可能導致“佞人藉機玩法，殃及百姓”，於是命令“廷臣減去繁文，奏定成式”，讓“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1375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箋不能用四六文辭，“務求典雅簡明”，“所有名諱皆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了兇惡字樣以外，沒有其他應避忌諱”。

最後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七月，朱元璋認為表箋裏，“仍多務奇巧，文體駢儷，有傷辭意”，於是讓劉三吾等人“撰表箋成式，頒於天下有司”。

很顯然，朱元璋頒佈“表箋成式”，完全是為了提高辦公效率，改革不切實際的文風，和所謂的文字獄避諱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上面的事實，陳學霖教授説：“謂禮臣恐懼觸犯文字忌諱，懇帝頒定表箋成式以為遵守乃無稽之談，事實並非如此也”。

陳學霖：“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案史料不宜輕信”，“自趙翼而後學者所論明太祖文字獄案，皆系依據弘治至萬曆間野史稗乘所傳故事，其間牴牾百出，亦有荒誕可笑，不可視為事實”。

趙翼：案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則抑武也），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日“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雲。

“表箋之禍”令大臣文吏們膽戰心驚，以至不敢提筆妄書一字。而每遇朝廷有慶典活動或重大節日，以及官員們受到了皇帝的賞賜之時，這賀表謝箋又不能不寫，寫的時候，一旦稍有不慎，不知哪個字就會觸怒朱元璋，招來殺身之禍。朱元璋倒也體諒大臣們的苦衷，頒佈了《表箋定式》和《進賀表箋禮儀》，後又讓翰林學士劉三吾等起草《慶賀謝恩表箋成式》。之後“表箋之禍”大大減少。不過，到了明世宗朱厚熜時期，“表箋之禍”又復燃，如嘉靖三十三年，張思靜因《元旦賀表》中有犯忌之字，被施以廷杖。 ^[1] 

朱元璋還規定，老百姓在給孩子取名字時，有些字是不能用的，如天、國、君、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神、聖等。有些詞也要避諱，如太祖、聖孫、王孫、太傅、太保、大夫等。 ^{[1]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