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蟆洞

洞穴發育在一石灰岩殘丘的下部，較現代地面高約5米。洞口部分呈一寬敞的洞廳，寬約12—15米，進深6--8米。遺址堆積物主要分佈在洞廳內。洞口朝向東南，洞廳陽光充足，洞前地勢平坦開闊，為遠古人類生息繁衍的良好居所。1993年和1995年先後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掘總面積46平方米。

遺址堆積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擾亂外，地層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質比較單純，地層變化複雜，縱向剖面上多呈灰黑色燒灰土和白色灰土相間的層序：橫向平面上通常呈間斷小塊的交錯土層堆積。自然堆積層次近40層。通過發掘瞭解到，遺址原始地貌西高東低，大石密佈。人們最初住進時，在參差的石縫間鋪墊碎石，擴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後的長期生活中，不斷地鋪墊灰白色、灰黃色石灰狀堆積。這種鋪墊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

生活遺蹟主要為燒灰堆。這時無明顯的灶坑，只有平地燒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徑約40—50釐米，厚不足10釐米。灰堆的位置也不固定。灰堆中富集炭屑和動物燒骨。有一種位於巨石旁的較大的灰堆，厚度可達15釐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礫碎塊，可能作壓火保留火種之用。

遺址的原始基面呈西高東低的狀態。文化堆積物也呈西高東低傾斜。西部堆積物混雜，顏色斑駁。文化遺物、燒火遺蹟及白灰土鋪墊均集中於西部。説明西部是人們主要活動區。東部地層多呈顏色單純的斜平地層，富含碎骨，伴有較多的小螺，表現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積，局部積水。説明東部不是人們主要生活區，僅個別層面具有短時活動的跡象。

蛤蟆洞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美合作發掘玉蟾巖遺址，是經國務院正式批准的。1993年和1995年，在該遺址連續發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標本和最早的陶製品，被評為中國20世紀最重要的一百項考古發現之一，引起世界轟動。據考古發掘隊中方隊長、省考古研究所所長袁家榮研究員介紹，此次發掘集中了當今世界上研究農業起源的最權威的專家，其中有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終身教授巴耶瑟夫等4位外籍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水稻史專家張文緒教授，以及來自北大、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專家近30人，發掘的主要目標是尋找稻作農業起源更早、更多的證據。 ^[1] 

蛤蟆洞出土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石製品和骨、角、牙、蚌製品。石製品近千件，全部為打製，沒有磨製石器。

石製品的特點是：

1．以礫石為原料。石料的巖性主要為砂岩，少量石英。

2．石器製作粗陋，多不規整，形狀多變。

3．以小型石器為主，有一定數量的中型石器(約佔30%)，少大型石器。中型石器長徑一般為12釐米左右，直接用礫石錘擊而成。小型石器多為石片略作加工，或直接使用小石片。

4．加工技術簡單，基本上採用錘擊法。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很少，並侷限於單面加工，往往由腹面向背面加工。

5．石器的組合主要為刮削器、砍斫器、鋤形器、石錘，還有少量的尖頭器、亞腰斧形器，蘇門答臘式石器。總體看來，玉蟾巖的石器工業風格明顯地繼承了華南舊石器時代礫石石器工業傳統，器體小型化。它與中國南嶺以南地區的全新世初期黃岩洞，獨石仔等洞穴石器相類。其中鋤形器是該遺址富有特徵的工具，它是選用一篇長礫石為原料，在其一端及兩側單面打擊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它應該是綁在彎柄上的複合工具，用於掘土，當與原始農業有關。

骨器種類有骨鏟和骨錐，骨鏟是用動物的長骨做成。它是將長骨縱向裂成二半，一端可能打擊成刃使用。遺址中出土的骨鏟刃部均已磨蝕得非常光滑，應是長期作用細軟物質磨蝕而成，並非磨製加工痕跡。骨鏟的體柄部往往保留長骨的生理形狀。骨錐一般用鹿類動物的炮骨作為原料。炮骨被縱向分割成骨杆，然後進行磨製加工。

有的骨錐通體磨光呈細長圓柱狀，尖部為圓錐刃。有的骨錐僅將尖部磨成圓錐刃，柄部仍保持骨杆的原始形狀，可只稍稍磨圓稜脊。

角器僅見角鏟，往往以角環部為柄部，以角乾折斷斜面為刃部，

刃部也可能是打擊加工而成。現見到的角鏟刃部均因使用磨蝕比較光滑，其作用也是用於掘土。

穿孔蚌器數量較少，且均為殘片。蚌器上的圓孔，均是將蚌的外表磨薄之後，再擊穿而成。穿孔蚌器的功能是起利削和切割作用。

玉蟾巖遺存還發現用動物的犬齒製作裝飾品。發現的牙飾有用扁刀狀的鹿類犬齒和圓錐狀的小型食肉類犬齒製作的牙飾，都是在犬齒的根端刻一週凹槽，用於拴繩佩帶。

遺址中同時伴出大量的動植物化石。由於石化程度不深，通常稱為半化石。動物化石大體分為哺乳動物、鳥禽類、魚類、龜鱉類、螺蚌、昆蟲等。

哺乳動物達28種，數量最多的是鹿科動物。如水鹿(Cervusu-nieolor)、梅花鹿(Cervus nippon)、赤麂(Muntiacus tauntjak)、小麂(Muntiacus reeveoi)、麝(Moschuosp)，其次為野豬(Sussp)、牛(Bossp)、竹鼠(Rhizomyssinensis)、豪豬(Hystrixsp)，食肉類多為小型動物，種類較多。如青鼬(Marteoflaviguo)、水獺(Lutralutra)、豬獾(Aretonyxcollarts)、狗獾(Meleomdeo)、食蟹蠓(Herpestesllrva)、斑靈狸(Prionodon par&color)、花面狸(Paguma larvate)、椰子狸(Paradaxurushermaphmdituo)；野貓(Feliosp)、大靈貓(Viverra Zi-betha)、小靈貓(Viverricuda indica)、貉(Nyctereutes sp)、熊(Ur—sussp)。此外，還有獼猴(Macacasp)、兔(Lepussp)、羊(Caprinae)、鼠(Ellobiuosp)、食蟲目(1nsectivora)等化石。以上化石種類，絕大部分與人類狩獵經濟相關。不難看出玉蟾巖人主要狩獵較大型的食草動物和小型的食肉動物。

鳥禽類的骨骼數量之多，令人注目。其個體數量可佔動物骨骼的30%以上，這在我國史前遺址中少見。經鑑定達27種屬，其中與水泊環境相關的水棲種類18種，約佔鳥禽化石的67%，如：鷺(Ardeasp)、雁(Angersp)、天鵝(Cygnussp)、鴨(Arassp)、鶴(Grus-grus)、鴛鴦(Aixgalericulata)等。這樣豐富的水棲鳥類反映蛤蟆洞附近有着寬闊湖泊的自然環境。

魚類化石有鯉魚(Cyprinnus carpio)、草魚(Ctenopharyn idel—lyus)、青魚(Mylopharyngodenpiceus)等。龜鱉類有鱉(Amydasp)、隱頸龜(Cryptodiraindet)。

螺蚌的富集構成了洞穴堆積的時代特徵。收集的螺殼種類有大型的和細小標本。細小螺殼有淡水環境的，也有陸生環境的，可以反映堆積物的埋藏環境。大型螺殼基本為淡水環境，顯然與人們捕撈食用相關。經鑑定螺殼種類在26種以上，其中肯定人類食用的有5種：桶田螺(Viviparusdoliaris)、中國田螺雙漲亞種(Viviparuschinen—siSaubryana)、割田螺(Viviparus mutious)、溝田螺(Viviparus rivu—lefts)、方形田螺方形亞種(Viviparus quadratus quadratus)。蚌類7種，均為淡水湖泊、河流、河濱池塘生活種類，當與人類捕撈食用有關，如：重美帶蚌(Lepidodesma ponderosa)、短褶矛蚌(Lanceolaria grayama)、珍珠(Margaritifera印)、河北籃蜆(Corbicula O—brutschewi)、籃蜆(CorbiculaSp)。

在文化堆積中經過篩選、漂洗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果核，初步分析有40多種，能鑑定到種屬的有17種。其中可以食用的4種：中華獼猴桃(Actinidiachinerksis)、獼猴桃(Actinidiasp)、野葡萄(Vitissp)、梅(PrtmtlsmtlBe)。值得注意的是朴樹籽在遺址中最為豐富，其種類有：紫彈樸(Celtisbiondii)、珊瑚樸(C~ltisjulianae)、樸(Celtissp)。在史前遺址中經常伴出這種植物種子，如北京猿人遺址，陝西漢中的龍崗寺遺址等，據此推斷，儘管其肉質不多，可能還是與人類食用有關。

蛤蟆洞遺址最為重要的發現是水稻殼的出土。1993年在漂洗遺址近底部的文化層土樣中發現二枚稻殼，顏色呈黑色。1995年在層位稍上的文化膠結堆積的層面中發現了二枚水稻，顏色呈灰黃色。兩次出土稻殼的顏色存在差別，是因為標本所處的埋藏環境的不同。前者埋藏於較疏鬆的灰燼土層中，出土後因氧化而呈黑色，後者埋藏於黃白色鈣質膠結層中，可能因鈣化而呈灰黃色，更接近稻穀的本色。

同時，專家們對遺址文化層進行了植硅體的土樣分析。由於洞穴堆積中鹼性腐蝕嚴重，植硅石的形態往往被腐蝕而不清楚，給植硅石的分析帶來困難。儘管如此，兩次發掘送測的土樣均發現了雙峯乳實形態特徵的稻屬（Oryzas）植硅體。1995年發掘的土樣中還發現有扇形、啞鈴形的植硅體，由於形態腐蝕不甚清楚，暫定為稻亞科（Oryzoideae），有待更進一步分析。稻屬硅酸體的存在進一步驗證了玉蟾巖遺址存在水稻的事實。

中國農業大學張文緒教授對兩次發現的稻穀進行了電鏡分析鑑定。他從稻穀的粒長、粒寬和長寬比、稃毛長度和稃肩角度特徵，稻穀稃面的雙峯乳突形態等三個不同角度對玉蟾巖出土水稻進行綜合研究，認為玉蟾巖出土稻穀的粒長與普通野稻相似，粒寬則介於秈粳之間而傾梗，長寬比值則處於秈稻的變域而偏於上限，顯示出一種普通野稻粒形向寬度橫向擴大演化的現象。出土稻穀稃毛長度處於普通野稻與秈稻之間，表現出一種縱向縮短的趨向。出土稻穀的雙峯乳突形狀及其各項指標卻與粳稻相似，並保持了江永普通野稻的原始狀態。出土稻穀外稃頂端無芒，完全不同於普通野稻，表明已具栽培稻的性質。根據這些特徵所顯示的跡象可以推定

玉蟾巖出土稻穀是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徵的從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定名為“玉蟾巖古栽培稻”。

蛤蟆洞古栽培稻最顯著的特徵是“大粒性”，作為一種食物源，先民採集和種植水稻的目的是獲取稻穀。穀粒的變異當是遠古人們最初注意的性狀。當時並不在意植株形態和單位面積產量，但卻在意穀粒的變大。在野稻粒長不變的基礎上發生的粒寬變異，必然受到注意，並有意無意地加以選擇，這是最原始栽培稻是一種長而寬的大粒型稻穀的演化動力。玉蟾巖古栽培稻的特徵就是這一演化歷史階段的表現。它在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蛤蟆洞遺址的另一個最重要的發現是出土了十分原始的陶片。

在整個文化堆積中，極少見到陶片碎片的散佈。僅在個別層位發現數塊不足一釐米的碎屑，且形態特徵不明確，一時難以判斷。這一現象反映出當時陶器稀少，尚未廣泛流行的原始狀況。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層中意外地發現了三塊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相距一米左右的地方發現了一堆約30X30釐米範圍的陶片。出土時，陶質非常疏鬆，好似泥團捏成，一碰即碎，表現火候很低。陶器製作粗陋，陶胎厚薄不勻，厚者達2釐米。火候不勻造成黑褐色、紅色陶胎，近口沿部分夾碳、羼和料為石英砂，既有一定磨圓磨光的自然河砂，也有用石英礫砸碎的顆粒。砂粒大小懸殊，大者長徑達2釐米，通常在5毫米至10毫米。陶片內外均有紋飾。1993年出土陶片紋樣類似繩紋，顯得粗松模糊，可能是植物莖藤滾壓而成。1995年出土陶片內外飾繩紋，相對細密一些。

兩次發掘出土的陶片分屬二件陶器個體。1995年出土陶片已復原為一件釜形器。陶釜為侈口、圓唇、斜弧壁、尖環底。外壁飾繩紋，紋樣右斜走向。外壁局部可見表層脱落的內層面上也有繩紋痕跡，説明在已經制好飾紋的陶器上局部貼泥進行整形修理的工序。內壁凹凸不平，包飾繩紋近水平走向，下部紋樣可能因為收分手抹而不清晰。唇部也有紋樣印痕，與外壁走向吻合。陶器的口徑31釐米，通高29釐米。陶器可能採用泥片貼築方法手捏製成。1993年出土陶片大致也可復原成一件釜形器，形態類同，個體略小。

表一：玉蟾巖遺址出大陶片化學成分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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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片部位│ Mg │ A1 │ Si │ P │ 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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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層1 │7．867 │9．372 │15．842 │25．019 │4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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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層2 │6．737 │9．219 │13．109 │22．506 │48．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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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胎 │ 6．571│ 30．261 │ 49．152 │ 8．730│ 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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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掃描電鏡對1995年出土陶片作了初步的化學成分分析(表)。結果表明陶片的化學成分主要有鈣(Ca)、磷(P)、硅(Si)、鋁(A1)和鎂(Mg)等元素組成。但陶片表層與內胎的化學成份重量比率並不一樣。表層為Ca>P>Si>Al>Mg。陶片內胎表現為Si>Al>P>Ca>Mg。其中鈣磷的重量比率在陶片表層和內胎顯示截然相反。鈣在表層為41．9—48．43，在內胎為5．28；磷在表層為22．5—25．0，而在內胎為8．73。這種差異並不是製陶過程中表層與內胎採用了不同的原料，應該是洞穴遺址埋藏環境造成。鈣的富集顯然為石灰岩洞穴碳酸鈣的滲透凝聚。磷的富集與文化堆積中大量動物骨骼的分解相關。排除鈣磷元素的干擾，內表的陶土原料應該一致。鐵土中硅的含量大約在49．5%以上，鋁的含量達30．3%，助溶劑鎂的含量為6．57%。因此玉蟾巖陶器所採用的原料屬於高鋁質的耐火粘土，不同於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下層早期陶片所採用的普通易熔粘土原料，而與廣東英德青塘的陶土原料接近。其原因有待今後進一步的工作。

一是玉蟾巖遺存文化單純，內涵豐富，對於研究一萬年以前華南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階段的文化特徵、經濟生活、演化規律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

二是玉蟾巖遺址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實物標本，對探索稻作農業起源時間、地點及水稻演化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玉蟾巖的陶片是中國目前最原始的陶製品之一，其復原的釜形器是目前中國最早的具有完整形態的陶器，對探討中國製陶工藝的起源與發展有着重要價值。

四是玉蟾巖遺址含有大量種類豐富的動、植物標本，其中有些種類如獼猴桃、梅的果實是目前世界上人工遺存中發現的最古老的標本，不僅反映了原始人們的經濟生活，而且對於研究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的生態、氣候環境和探索生物演化歷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學資料。

蛤蟆洞文化堆積物具有全新世初期華南洞穴堆積特徵，它與華南全新世早期的廣東獨石仔、黃岩洞和廣西桂林廟巖遺址的堆積物相同。首先，文化堆積中含有多層鈣質膠結層，顏色多呈灰黃色或黃白色。既不同於更新世的紅色和黃色鈣質膠結層，也不同於全新世中晚期的相對鬆散堆積。其次，堆積物中含有大量的螺蚌殼，人們稱之為“含介殼的洞穴堆積”。這是冰後期氣候轉暖事件在人類生活中的反映，是原有漁撈經濟基礎與氣候環境變化相結合的特定產物。第三，堆積物中包含豐富的脊椎動物半化石，其中哺乳動物28種，鳥類27種，還有魚類，龜鱉等水生動物。這些動物全部為現生種。

蛤蟆洞遺存的生態環境與現代有較大的差別。最突出的表現是當時有較大的水域分佈。出土的動物半化石中與水域環境相關的動物佔絕對優勢。現已鑑定的27種鳥類中，有18種為水棲鳥類。哺乳動物中水棲動物有水獺，鹿類也喜在林緣湖灘上活動。此外豐富的魚、龜鱉、螺蚌等水生動物均反映玉蟾巖周圍分佈有水域廣闊的湖泊。化石中的熊、猴、野豬、麝等種類反映周圍必然有茂盛的森林。水鹿梅花鹿、豪豬以及大量的小型食肉類動物反映出稀樹草地或灌木叢的開闊地帶。數量較多的竹鼠化石，説明茂密竹林的存在。不難想象，在一萬多年以前，玉蟾巖的自然環境是既有茂盛的森林，又有開闊的林間草地和灌木竹林，還有相當寬闊的湖泊水域。在亞熱帶的濕潤氣候下，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資源。既保證了狩獵經濟的規模，又豐富了採集經濟的基礎，並拓展了水生動物的捕撈經濟。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開闊的湖泊淺沼環境為水稻植物的利用、馴化提供了必須的前提條件。豐富的食物資源，既保證了人們的穩定生活，又增加了人們對湖沼地域野生水稻的認識，從而進一步誘發水稻的栽培。

蛤蟆洞遺存的文化面貌表現一種由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特徵。出土的石器全部為打製石器，不見任何磨製石器。打製石器基本上承襲了華南舊石器文化傳統，是以礫石石器為主導的石器工業，除了保留並盛行舊石器時代常見的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之外，又新出現了鋤形器、亞腰打製石斧、尖頭器、蘇門答臘式石器等。這些新出現的石器均具備新石器時代盛行的磨製斧、矛、鏟等工具毛胚形態。玉蟾巖遺存中含有一定數量的骨角器，表現了磨製工藝在骨角製品上的運用，這是繼承了舊石器時期晚期骨角工業傳統。

其工具的類型、製作方法均與貴州穿洞、江西萬年仙人洞類同。這種傳統一直盛行於新石器文化鼎盛階段。

陶器的起源是長期困擾着考古學家、史學家的一個難題。隨着現代考古學的發展，原始古陶的不斷髮現，這一研究也不斷推進。玉蟾巖陶器的形態、製作工藝、生產方式及分佈狀況均顯示出非常原始的情況。具有最原始陶器的初級形態。玉蟾巖的陶片相對集中，片大，並能大體復原成完整陶器，是以往我國已報導的早期陶片資料不能比的。它為研究最原始的陶器工業提供了相對完整的資料。據觀察，玉蟾巖還不是最初發明的陶器。玉蟾巖陶器的羼和料儘管表現為非常原始的粗大不均的石英顆粒，但從羼和料多為砸碎的石英顆粒判斷，陶胎中的砂粒並非自然狀況下混入的，而是有意識地拌入陶土之中。説明玉蟾巖人在經過一段更原始的燒陶實踐中，認識到陶土摻人砂粒之後，可以防止陶器在晾乾和火燒中因升温過急發生破裂。因此在玉蟾巖陶器之前可能還有更原始的陶器製作。北京大學C14實驗室對1993年出土的玉蟾巖陶片進行質譜加速器C14年代測定了四個數據，其中用陶片上腐殖酸測定年代距今12320±120年；用陶片基質測定年代距今14810±230年；用同層位的木炭測定年代距今14490±230年。據此估計，中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後一階段發明陶器（容器）不應該感到奇怪。

陶器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在全球廣泛分佈製陶粘土的物質條件下，這主要由經濟發展的程度和人類的需要決定的。這不僅是説在世界範圍內是如此，在中國幅員廣闊的土地上也是如此。華南、華北均有各自陶器發明的中心。就世界範圍而言，最早的陶器相對集中在東亞地區，中國、日本、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以及南韓均有一萬年以前的陶片報導。日本繩紋文化草創期的陶器資料更為豐富。根據火山灰的層位判斷，其絕對年代在11000年以前，表明日本是陶器起源的中心之一。玉蟾巖的陶器與日本繩紋文化草創期的陶器差別較大。前者火候低，陶色不勻而呈黑褐色、紅色、厚胎夾粗砂，採用泥片貼築手製法，內外飾繩紋或類似繩紋的藤條紋。後者火候相對較高，陶色多為赭紅色，胎心呈灰褐色，薄胎，夾細砂，胎土較細，採用泥條圈築手製法。紋飾以隆帶紋和隆線紋為主。往往裝飾在陶器的外壁近口沿部位或外壁的上部。二者也有一些共同之點，如口沿唇部飾紋。最大的共性則是陶器均為敞口，斜壁，尖環底的釜形器。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人類發展過程中生產生活的普遍共性。其產生的動因值得深思。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它是人類最早通過化學變化將一種物質改變成另一種物質的創造性活動。陶器的出現，促進了人類安居生活的更加穩定，並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探索陶器的起源與發展，也是總結人類歷史在這一關鍵環節上的行為過程。玉蟾巖陶器的發現對這一研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出土的動植物標本判斷，玉蟾巖遺存的經濟形態，是以狩獵捕撈和採集相結合為主體的生產方式。狩獵獸類的對象主要是大型的鹿類動物，其次是豬、牛、羊、竹鼠。食肉動物比較兇猛，因此捕獵的是一些小型的食肉類動物。如豬、狗獾、豬獾、果子狸、椰子狸、大小靈貓等。捕食鳥類是玉蟾巖人的一項主要生產活動，佔據動物骨骼30%以上的比例説明了這一點。鳥類的捕捉技巧反映了玉蟾巖人的機智。此外，冰後期氣温回升轉暖，造成大量水生動物的繁衍，從而拓展了人類的食物源，玉蟾巖遺址伴出的豐富的魚類、龜鱉、螺螄蚌殼反映水生動物捕撈業的興盛。採集經濟無疑是玉蟾巖文化遺存的

一項主要的經濟活動。出土植物品種中可食的只有獼猴桃、野葡萄、梅、朴樹籽等。由於採食大量的塊莖植物在文化層中難以體現，但其客觀存在是不用懷疑的。

在狩獵捕撈採集經濟非常興旺的情況下，玉蟾巖遺存已經發生—了水稻栽培。也就是説一萬多年以前，在湖南南部地區已經出現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由於年代早，又是首例，人們必然對此持謹慎態度，歧説紛紛，不足為怪。玉蟾巖古栽培稻實物標本的出土，則是水稻栽培的最有力證明。此外，遺存提供的旁證條件，也説明水稻農業萌芽的可能性。其一，文化層土樣標本分析出水稻植硅石的結果，有力地證明玉蟾巖遺存中水稻的存在和利用。其二，18種水棲鳥類化石所反映的湖泊淺沼環境，有着水稻生長的良好自然條件，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新的食物來源，還為人們有意無意進行人工選擇，馴化野稻提供了客觀基地。其三，玉蟾巖鄰近的江永縣至今還保存野生稻的分佈，預示着玉蟾巖附近在遠古時代野生稻的分佈，為水稻栽培奠定了物種基礎。其四，玉蟾巖遺存中出現了一批新的生產工具，如鋤形器、蘇門答臘式石器、亞腰打製石斧等，顯然不只是適應採集經濟的變化，而可能與原始農業相關。因此玉蟾巖遺存出現水稻栽培並不是不可理喻的，而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必然。當然，玉蟾巖遺存的水稻栽培，還只能説僅僅處在水稻農業的最初萌芽階段。

長期以來，水稻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是中日兩國學者最關心並積極探索的重要課題。水稻農業起源的地點和時間，學術界曾有過不同的階段性的意見。如中國雲南——印度阿薩姆起源説，華南起源説，長江下游起源説，長江中下游起源説。起源的時間也由四、五千年前逐漸推移到八千多年以前，這些意見都是隨着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發展，考古材料的不斷更新，人們的認識才不斷深入，從而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玉蟾巖古栽培稻的發現，無疑地將這一問題的探討推進了一步。從水系流域來講，它可以歸屬於長江中游地區。但從氣候帶來説，它歸屬於華南亞熱帶的南區，其生態環境更接近嶺南兩廣地區。從某種意義上説，玉蟾巖古栽培稻支持了華南起源説。其實，它並不排除長江中游起源説。水稻農業的起源與發展，可能會比想象的更復雜，它不是簡單的“中心——傳播——擴散”模式。不是直線的起源——發展。而會是曲折反覆的。水稻起源的地域範圍可能比以往圈定的範圍會更廣闊一些。在長江中下游及華南地區內，最初出現的對野生稻的人工選擇馴化可能多處發生，並有不同的選擇方向，有成功有失敗，有淘汰有繼承，有交換有保留，長沙中游洞庭湖平原便是栽培水稻起源的可能中心。考古成果表明，大約在八千多年以前，在彭頭山文化時期，洞庭湖平原便已經具有比較發達的水稻農業規模。澧縣八十檔遺址中上萬粒稻穀米粒的出土便是很好的説明。河南賈湖遺址豐富水稻米粒的出土，也表明八千年左右，水稻農業的規模已經擴展到黃河以南地區。八十檔古稻的性狀顯然與玉蟾巖古栽培稻不同，表現出另外的選擇方向，暗示着洞庭湖平原有着更早的栽培水稻發生的源頭。

中國南方是水稻農業的發祥地，是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為人類農業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湖南，為人類的水稻農業發生和發展創立了不朽的成就。

“民以食為天”，所以我們把生產糧食的農業視為第一產業，人類文明，最早是農耕文明。農耕文明起源於何時？傳統的認識是：中國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大量距今7000年的炭化稻穀，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農作物。

這一認知，在1995年被湖南道縣一個俗名蛤蟆洞、學名玉蟾巖的小山洞的考古發現改變了。

遺址位於道縣壽雁鎮白石寨村，文化堆積厚1.2－1.8米，出土物主要為打製石器和骨、角、牙、蚌製品及大量的動物遺骸，呈現出由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面貌，時代約在1萬年前。

1995年11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組織農學專家和環境考古專家多學科合作，在蛤蟆洞遺址發現了4粒古稻穀。經專家鑑定：這是栽培種，尚保留野生稻、秈稻及粳稻的綜合特徵，距今1.2萬年至1.4萬年——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標本！2004年11月，中美聯合考古隊在玉蟾巖遺址再次發現5粒古稻穀，人類稻作起源的謎底揭開了。

從採集漁獵走向農耕時代，人類經歷自身的第一次革命。遺址證明：這次革命，就發生在湖南道縣！

蛤蟆洞的秘密，還不僅僅藏在幾粒稻穀上。隨着挖掘的深入，考古學家在這裏發現了目前世界上人工遺存中最古老的獼猴桃、梅等果實標本，發現了包括被捕獲的天鵝、鴛鴦等27種鳥類（原始狩獵之源），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陶片（原始手工業之源）……

有意思的是，這裏有大量去掉了尾端的螺殼化石，説明遠古的道縣人已經懂得怎樣吃螺了——看來永州喝螺的來頭不小，居然有上萬年的歷史！應該算是世界上最早且流傳至今的地方特色小吃了吧。

美國《考古科學雜誌》2009年刊發文章認為，陶器的出土，表明蛤蟆洞遺址存在資源強化利用的現象，這是人類從定居走向農業生產的先兆。隨着氣候的變化和人口的增加，可供蛤蟆洞食用的動植物資源日趨不足，蛤蟆洞人加強了現有資源的有效利用，孕育了原始農業。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認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有四大標誌：一是陶器及青銅器的發明，二是農業的產生和發展，三是城市的興起和繁榮，四是文字的出現。而人類步入文明關鍵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玉蟾巖都走在了前列。由此可見，瀟水流域在中華遠古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有着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2001年3月，遺址被中國社科院列入中國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2001年6月，遺址被國務院批准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蛤蟆洞，成了世界稻作文明起源的“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