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紹唐

1896年農曆五月初十，虞紹唐出生在義烏東區張思村。虞紹唐的童年先是住在義烏三都麻車的外祖母家，到10歲時，因已有兄弟四個，外祖父家不堪負擔，要其父親自力成家，自謀生計。當時其父在義烏蘇溪做工，出於無奈，就把虞紹唐的母親和兄弟四人搬到蘇溪。老闆見狀就把其父辭退了。此後，其父一頃自己到諸暨—家糖坊做工謀生，一面把一家子安排到張思老家，租種簿田維持生計，日子過得非常艱難。

在生活的逼迫下，1908年1月，父親讓年僅13歲的他隻身去杭州謀生，找到一個為衙門藩署布政司一名小官吏家做童傭的差事。東家管吃管住，但無工資，乾的是掃地、抱小孩、倒尿盆、送條子、買小菜等雜務差事。每天雖忙雖累，比起在家裏既累又飢的生活要好多了，而且還能在夜間空閒時間翻看官史家中豐富的藏書。就這樣，虞紹唐在官吏家當童傭四年，就等於讀了四年的夜校，收穫頗大。因為虞紹唐勤快聰慧，稟性穎悟，又自學了一定的文化知識，頗得東家賞識。平時，東家就常教他一些文章常識，並讓他幫助抄抄特寫，使得虞紹唐練就了—手文字功底。

隨着閲讀的豐富，虞紹唐對中國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對滿清官府的腐朽昏庸、奢侈墮落的黑暗面貌認識越來越深刻。後來，虞紹唐又閲讀了一些《孫子兵法》等古代兵書。這時，傳來了武昌起義的消息，虞紹唐興奮不已。1911年8月4日，杭州宣佈獨立。虞紹唐得到蔣伯益徵召敢死隊攻打南京的消息，就斗膽去報了名，但因年齡過小，未被錄用。這樣一來，虞紹唐的童傭也被辭退了。在無路可走的窘境下，虞紹唐回到家鄉，在家裏幫助母親做農活。但其父親考慮到自己家裏田地少，靠種田仍然生活不下去，於1912年8月又把虞紹唐帶到諸暨金廣興糖坊做學徒。

在糖坊做徒工生活十分辛苦。特別是冬天，在暨陽江冰冷的水裏長時間地洗菜、淘米，雙手都被凍裂、紅腫，化膿腐爛。即使這樣，每天仍然要把繁重的活幹完才能休息。他實在無法忍受下去，父母親答應另找謀生之路。正在此時，得知離村僅五里路的地方新辦了一所小學，在虞紹唐的迫切要求下，父親為他籌借了學費，使他得以進學堂讀書。從此，他的人生獲得了新的轉機。

1913年2月，年已18歲的虞紹唐進了義烏第二小學讀書。他覺得學習上缺乏棋逢對手的競爭者，學業難以長進。於是，小學剛讀完一個學期，便去投考中學。

1913年9月，虞紹唐入讀諸暨中學，第一學期就以平均90餘分的考試成績獲得年級第一名，校方破格允許其跳級，提前半年插入二年級學習。在二年級，每學期考試仍都獲得第一。

1915年夏，虞紹唐參加了學校裏的“護師反暴”鬥爭。當時正值夏季期考之時，當地土豪許文輔仗勢闖入諸暨中學，無理對黃昌東老師施暴毆打。虞紹唐等18名學生見此情景義憤填膺，羣集縣公署，要求法辦兇手，還教師以尊嚴。然而，校長竟反誣學生鬧事、違反校規，開除了虞紹唐等18名學生。此事激起全校師生的強烈不滿，從而爆發了全校學生的罷考風潮。省教育廳聞訊後，火速派巡按史屈映光到校調查。調查結果，認為被開除的學生大多是品學均優者，立即撤消開除決定，讓學生回校就讀；土豪聚眾毆辱教師，要公開向教師賠禮道歉；校長錯誤處理事件，予以記過處分。學生的正義行動終於獲得最後勝利。在此期間，賣國賊袁世凱正進行籌備帝制，虞紹唐就和學校中的進步學生一起反對袁世凱的反民主的稱帝行為，並與當地反袁志士聯繫，合謀組織革命民團。虞紹唐等十幾個同學每天夜裏練習投擲手榴彈，並試圖研究自制手榴彈補充武器之不足。當時，雲南蔡鍔起義後，全國各省羣起響應。到1916年夏季，浙江起義的準備已基本成熟，虞紹唐和同學們在諸暨江東半爿山廟中聚集了反袁民團數百人，乘夜攻取諸暨城。不久，杭州也起義宣佈獨立，帝制也隨袁世凱的天逝而告終，反袁民團則隨之解散，學生們也陸續返校繼續學習。在這一系列的鬥爭活動中，虞紹唐思想意志得到了很大的鍛鍊。

1916年12月，虞紹唐以居全班榜首的優異成績畢業。正當謀職困惑之時，虞紹唐得知，只要到日本投考，錄取者可得到公費留學資格。為此，他父親向虞族祠堂籌借了東渡旅費。1917年3月虞紹唐自上海東渡日本橫濱，得到同鄉陳望道的迎接和照顧。在陳望道的鼓勵下，虞紹唐在日本埋頭苦讀備考僅三個月，就參加公費資格考試，即被錄取。

那時虞紹唐性喜數理，崇尚工程，就於1917年9月入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又於1918年9月入讀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理工科，1921年4月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攻讀電機工程，於1924年3月大學畢業。畢業回國後曾在南京工業專門學校短期任教。

1924年9月，正逢齊盧之戰，虞紹唐失業困居杭州，乃與湯恩伯、徐逸樵新婚夫婦相約回鄉。1925年10月，虞紹唐得通知赴東京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參加會議回國後，虞紹唐有感於當時國際無線電技術的初興，為開拓未來中國的無線電事業，走科技救國之路，萌發再赴日本攻讀先進科學的念頭。此想法得到家人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1926年1月，虞紹唐再度赴日本人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深造，攻讀無線電氣工程技術。1928年9月學成回國。時國內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不安，自身面臨失業和餬口之苦，為中國實現電氣化的宏願受挫，心中苦悶不堪。這期間，虞紹唐經人介紹，曾先後在浙江大學和浙江警官學校短期任教。

1929年10月，虞紹唐赴南京時巧遇東京帝國大學電機專業畢業的學友、時任南京金陵兵工廠工務處處長的李承幹，兩人志趣相投，經李推薦，始進人金陵兵工廠。

金陵兵工廠前身是1865年清政府在南京創設的金陵機器製造局，是中國近代最早的軍事工業企業之一，在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29年6月更名為金陵兵工廠，直轄於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當時陳儀(浙江紹興人，曾任浙江省省長、陸軍大學校長等職，解放前夕曾因策劃京、滬、杭地區和平起義，泄露機密而遭蔣介石殺害)代理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署長。虞紹唐進金陵兵工廠後，即任制彈廠主任，併兼任兵工專門學校電氣工學教授，自此進入兵工行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虞紹唐出於抗擊日寇侵略、救國救亡的強烈民族自尊感和愛國之心，埋頭致力於兵工業務，潛心鑽研、鋭意革新械彈製造技術。當時戰事急迫，工人每日工作達15小時，虞紹唐更是夜以繼日地奮力苦幹。其老父自鄉下來南京探望，虞紹唐雖篤於孝道，但終因公務纏身，“朝早出勤猶未起，夜深歸宿已成眠；可憐父子同一室，競月無緣到膝前。”此舉在工廠傳為佳話。制彈廠為金陵兵工廠之骨幹廠，其地位在全廠中舉足輕重。1931年，虞紹唐成功地創造了“槍彈銅殼收口新工藝”，質量顯著提高，合格率從70—75%躍至95—98%，大幅度降低材料消耗，提高工效，僅半年即節省經費70餘萬元。適逢李承幹此時就任廠長。他鋭意整頓，勵新圖治，頒發廠訓十六字令：“親愛精誠，忠實職務，公正廉潔，勤儉求知。”數年間，工廠盈餘數百萬元，一時聲譽大著，李承幹廠長得“廉潔廠長”之美名，而金陵兵工廠亦獲模範廠之榮譽。虞紹唐在連任制彈廠主任的八年期間，還率先用核桃殼製造活性碳素，創造中國自制活性碳素新紀錄。同時，仿製德國四重尖彈、鋼心重尖彈、鋼心曳光彈等俱獲成功，頂替了大量外國彈藥的進口。自此，金陵兵工廠聲譽進一步提高，成了全國兵工行業的重點骨幹企業。至1937年9月，全廠員工已達2830人，佔地22.4萬平方米，主要產品有馬克沁重機槍、82迫擊炮及炮彈、7.9槍彈、防毒面具等16個品種。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平津淪陷。11月淞滬失守，金陵兵工廠屢遭日機空襲。11月16日，兵工廠奉命西遷重慶。12月13日南京淪陷，金陵兵工廠被日軍佔領，改稱“支那派遣軍南京造兵廠”。金陵兵工廠西遷重慶後，於嘉陵江北岸簸箕石建廠，1938年3月改稱第二十一工廠。其間虞紹唐先被調至重慶南岸銅元局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廠任工務處處長，到任僅一個月即開工生產，月產子彈達1230萬發。1938年8月調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廠任工務處長，直至1946年10月。現錄其詩—首：

彈廠埋頭忽九年，年年機聲噪連天。

品成應計多少億，殲敵何止千萬連。

經費積餘年百萬，人才培植亦成千。

從今卸卻制彈事，回想當年若夢然。

為挽民族危亡，虞紹唐全身心投入兵器製造技術的研究和改進，晨宵計慮於提高兵器的精度和質量；肩負全廠產品設計、製造技術和生產管理重責，親自主抓中正式步槍的改進試製和標準化。奮戰三年，實現批量生產，槍筒質量、瞄準和擊火性能都大幅度提高，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線。為此，虞紹唐曾受兵工署特別嘉獎。在大批量生產捷克式輕機槍、馬克沁重機槍、12公分迫擊炮、各種槍彈和炮彈、籌造火箭彈及卡賓槍等輕武器方面，虞紹唐都有翔實的業績。通過技術改進和增產節約獲得的效益，添置了生產設備、擴建了廠房、新建職工和家屬宿舍、建立技工學校、職工子弟中學和多所職工子弟小學。完全依靠工廠自身的財力，緩解了抗戰時期的大後方的艱難生活，使二十一兵工廠成為內地兵工系統的模範工廠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兵工基地，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當時國民黨政府為表彰虞紹唐在中華民族危亡、抗日救國的緊要關頭對國家兵工事業的傑出貢獻，曾授予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光華甲種一等獎章和獎狀。

1942年義烏淪陷後，大批義烏同鄉紛紛慕名逃奔到重慶找虞紹唐求助，虞紹唐都熱情接待，想方設法幫助安置做工學技術，不能安排工作的，也盡力予以救濟，其為人解困、無私助人的美德一直為家鄉人民所傳頌。

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虞紹唐以兵工專家的身份和精通日語的特長，被派往南京、上海兩地，對被日軍佔領的兵工廠執行接收任務。虞紹唐秉公執法、不謀私利，以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高風亮節，在兵工廠廣為傳頌。一次，日俘稻田友一中校以一大包藏有白金鑽戒、白金盃等的貴重物品，夜間闖入虞紹唐寓所私贈，當即被虞紹唐嚴詞斥責，並責令其逐一登記在冊，如數上繳。虞紹唐在上海接收期間，還以自己的工資及借貸從造紙廠搶購出兩萬餘冊十分有價值的中外圖書，自費租房寄存，為國家保藏了一大批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些書籍於1955年全部捐獻給中國社科院上海分院。

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虞紹唐任兵工署四川區辦事處秘書兼任工務組組長，時被授予軍簡二階(少將級軍銜)。1946年10月，海軍總部擬用日本賠償之機器建設上海海軍造械廠，兵工署向海軍總部推薦虞紹唐出任廠長。開始，虞紹唐無心赴任。11月，虞紹唐無奈被迫就任廠長。時工廠經費不足，日本賠償機器也未到位，加之海軍總部貪污腐敗成風，建廠舉步維艱。虞紹唐嫉貪憎腐，因不滿海軍總部當局腐敗無能，曾據理拍案怒斥官僚上司。旋於1947年8月辭去廠長之職。現錄其詩一首：

——卸任海軍造械廠廠長後慨嘆

生性不善拍，致為長官棄。

且學孟夫子，一吐浩然氣。

辛勤三十年，未為自身計。

平生之所好，真理與正義。

威武不能屈，斧鉞安所避。

名為累贅物，於我如敝屣。

平生不得志，只因不為私。

有品性似傲，無垢蠅不滋。

施廣惠自薄，公忠少人支。

可憐古聖賢，空嘆有天知。

虞紹唐辭去廠長之職後，兵工署曾擬派任他為兵工學院院長和彈道研究所所長，但因看透蔣介石政權反動腐敗，料定遲早要垮台，故皆婉言拒絕，只同意擔任僅掛名不負具體責任的兵工新廠建設委員會委員。1948年5月，虞紹唐又接任了兵工署訓練司副司長之職。1948年底，終因憎腐敗、厭內戰，對當局失去信心，遂辭棄兵工職務，並以贍養年邁老母為由，謝絕赴台灣任兵工學院院長之職，攜眷返回義烏老家。

在義烏老家短住幾月後，虞紹唐便隻身到上海待業，迎候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七八月間，經鍾林(虞紹唐兵工廠時的同事，地下黨員，解放後曾任重工業部部長等職)推薦，上級兵工組織找到他，徵求他工作的志願。組織上有三個去向供他選擇：北京坦克學院、瀋陽東北軍工局和待解放的西南兵工部門。虞紹唐因酷愛技術性的實際工作，選定了去東北的工作崗位。1949年11月，虞紹唐跟隨新中國初期兵工部門領導王鶴壽、錢志道、徐紀綱等來到瀋陽，在東北軍工部技術處工作，為新中國的國防事業再獻餘華。

1950年8月，虞紹唐調往軍工部瀋陽五三工廠任總工程師，主管全廠生產技術。當時正值抗美援朝的緊要關頭，虞紹唐再度為國殫精竭慮，鋭意改進兵器技術，傾力致於企業管理，解決了多項關鍵的技術難題，保證了武器彈藥按質、按量、按期供應前線。為此，瀋陽五三工廠曾連續被評為我國兵器工業行業和全國工業系統的先進模範工廠。其間，虞紹唐又利用精通日文、英文和德文的特長，翻譯了大批外文技術文獻。50年代後期，虞紹唐更着力教育和兵工技術人才的培養，親手編寫教材，親自登台授課，還譯校了蘇聯專家馬洛夫著的《槍彈製造》一書。

1952年至1956年，虞紹唐利用工餘時間，熱心研究古代歷史、天文觀象，向中國科學院提交了一份萬餘字的學術報告——《中國太古編年問題的研究》。1956年，虞紹唐曾被選派赴北京參加全國科學技術規劃工作會議，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科學家、技術專家、教授、學者共商國家科技大事，並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虞紹唐一生為我國兵工事業的創建和發展、為新中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奉獻了全部的智慧和力量。1961年初，終因積勞成疾，病逝於工作崗位上，享年66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