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福春

1914年12月9日 出生於上海市。

1932.9～1936.7 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畢業。

1936.7～1937.5 任中央研究院上海物理研究所練習助理研究員。

1939.9～1946.4 任昆明西南聯大物理系助教、講師。

1946.4～1949.6 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研究生，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9.6～1951.2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做博士研究生，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5.7～1983.1 任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1982.2～1983.10 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

1983.7～1986.2 任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所長。

1984.5～1990.12 任國家教委理科物理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物理實驗教材編審組組長。

2003年2月12日，虞福春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89歲。 ^[1] 

虞福春，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14年12月9日出生於上海市，1916年隨祖父母遷居北京。父親有兄弟姐妹6人，排行第二。1918年祖父去世後，1922年父親由一個封建大家庭分化出來自立門户，在當時北洋政府的鹽務署任小職員，收入菲薄，全家7口人處在貧困線上。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父親失業。1928年父親就業南京，家庭負債累累，虞福春和兄弟姐妹隨母親留居北京，在貧困中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1921年，虞福春進入北京第十小學學習。1927年小學畢業，考入北京著名的男四中，第一學期因一時交不上10元學費和2元5角雜費，幾乎被勒令退學。從初中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直至高中二年級，他的考試成績均居班上第一名，得免全部學費，使他能夠完成中學的教育。虞福春在讀完高中二年級後，自學了高三課程，於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成績居班上前茅，獲得3次學校的獎學金。

虞福春的三叔父虞宏正，是國內著名的物理化學家、教育家，抗日戰爭前是北平大學農學院、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西北大學教授，陝西楊陵中國科學院水土保持研究所首任所長。虞福春少年時期的思想受他三叔的影響很大，加上他從高中以後常做家教，以及受四中優秀教師，數理老師李直均和化學老師劉景昆的身教，嚮往教師職業，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大學任教。環境和老師們的薰陶，使他的興趣、愛好集中在數理化學科方面，確立了為之奮鬥的事業目標。同時很早就負起幫助母親養家的責任，培育了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品質。

1936年，虞福春以優異成績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同時考上北京大學研究生和位於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練習助理研究員。由於家庭經濟的需要，只好去上海就業。在物理研究所被分配到附屬的教學儀器工廠研製光學儀器，磨了近10個月玻璃。“七七”事變前回北平擬就讀北大研究生，後因北平被日軍佔領、北大南遷而未果。他在北平失業、失學2年之久，生活極其艱苦。1939年夏，北大物理系主任饒毓泰要虞福春去昆明任由北大、清華、南開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助教。當年8月，他從天津乘船途經上海、香港抵達越南海防，再乘火車到達昆明。1939年9月至1946年4月虞福春在西南聯大工作了6年半，對他的愛國主義和尊師愛教的思想、科學道德和作風以及行政工作能力的形成與提高，乃至整個人生道路有着決定性的意義。所以他始終不忘恩師饒毓泰資助他340元南下旅費，使他度過一生中最困難時期的恩德。他在西南聯大先後任物理系助教、講師，代饒毓泰講授光學5年，也代饒處理許多系主任工作和管理各種行政事務；他還曾任周培源力學課助教，協助吳有訓處理物理學會的事務。他先後在吳大猷和馬仕俊指導下進行原子碰撞截面的計算和介子場論的研究。這個時期他家裏因為貧困和疾病失去了父母親、哥哥、弟弟和二妹共5個親人。1945年他與田日靈結婚。

1946年虞福春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於1949年6月獲哲學博士學位。隨後在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做博士後研究工作，前後共20個月。在F.布洛赫（Bloch）教授的支持和另一位博士後W.G普洛克特（Proctor）合作下，發現核磁共振譜線的化學位移和自旋耦合劈裂，奠定了應用核磁共振進行物質結構分析的基礎，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留下了記錄。他還發現17O的核磁共振訊號，與F.奧德（Alder）一起測定17O的自旋為5/2，磁矩的數值及符號與中子同；和普洛克特共同精確測定20多個穩定核素的磁矩（包括符號）。這些都是對原子核研究具有歷史意義的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虞福春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日夜盼望着祖國能繁榮富強起來，決心放棄自己科研成就可以進入高峯的機會和在美國工作的豐厚待遇，在朝鮮戰爭時期的緊張歲月，冒着危險，衝破障礙，於1951年2月攜同妻兒全家一起回到祖國，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科學和教育的偉大事業。回國初期除任課外，還曾代理北大物理系系主任職務，並擔任100多名工農幹部學員準備考大學的文化補習班主任，以極大的熱情和同事們一道深入細緻地工作，使學員們考試合格全部進入大學。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後任北大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與黃昆一起承擔學習前蘇聯新開設的2年半制普通物理課的教學，領導普物實驗的建設工作，為北大普物教學後來始終位居國內前列奠定了基礎。1955年調離物理系，籌建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後為技術物理系）並任副主任，直至1982 年。1957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始終站在教學第一線，除力學、熱學、電磁學、光學、原子物理學等課程外，還開設電動力學、核物理實驗方法、原子核物理導輪、實驗數據處理、Fortran語言、計算方法、離子與固體相互作用等各類課程，講授可編程計算器使用、加速器射頻電子學、高頻測量技術等各種系列專題。他領導建立並主管實驗室與工廠，指導大型科研項目，對低能粒子加速器物理技術與應用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同胡濟民主任等一起為創建中國核教育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培養了3000多名優秀的核科學技術方面的專門人才。1982年2月至1983年10月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1983年7月至1986年2月為首任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所長。他是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1984年至1990年曾擔任原國家教委理科物理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及物理實驗教材編審組組長。他不顧年邁體弱，走遍全國各地，親自參加全國物理教學經驗交流會，並作報告指導全國的物理基礎教學改革，特別關注實驗物理教學的發展。

虞福春還是中國計量測試學會第一、二屆理事，第三屆名譽理事，中國計算物理學會顧問，中國物理學會“吳健雄物理獎”評委會副主任，中國物理學會“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物理獎”第一屆基金委員會委員，《物理實驗》期刊主編，《教學儀器與實驗》期刊主編，《核技術》英文版編委等。

2003年2月12日，虞福春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89歲。

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後不久，教育部從浙大、北大和東北人大分別調來胡濟民、虞福春和朱光亞三位教授負責籌建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簡稱物研室），建立中國核教育的第一個基地。物研室於1955年7月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胡濟民為主任，虞福春為副主任。1958年秋，物研室改為原子能系，1960年後稱技術物理系。技物系被譽為中國核科學家的搖籃，已經培養了3000餘名優秀人才，他們中許多人已成為著名的專家、教授、院士、英雄模範、高校或院所的學術帶頭人與領導者。虞福春肩負歷史重任，以他的智慧、經驗、辛勤勞動和敬業精神，為創建物研室、建設技術物理系和發展中國核教育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物研室的籌備工作，從招兵買馬、找參考書、準備講課與實驗，到5000餘平米6層教學大樓拔地而起，招收百名學生（從全國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中選拔）正式開學，只用了大約半年時間。1956 年就有了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屆核物理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物研室第二年增加核化學專業後招生數達到400多人。1958年開始招收一年級本科生，還有進修生，總共招生達800名。這是何等快的發展速度和高的工作效率！為了滿足國家迅速發展的需要，適應系的規模的迅速膨脹，虞福春作為實驗核物理學科帶頭人和系的主要負責人，為建成核電子學、實驗核物理以及加速器等方面的實驗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於物研室創建初期的教學和實驗室建設工作都是在相當封閉環境下進行的，因此需要有自己的加工廠和後勤保障系統。在虞福春精心組織下，物研室建立了金工車間、木工車間、玻璃車間、變壓器車間、計數器車間以及幾乎應有盡有的物資器材室。它們為後來技物系能夠不斷承擔各類科研項目奠定了技術、設備與工藝基礎，同時使技物系長時期地保持了一支技術精湛、工種齊全的優秀機械加工隊伍。

50年代，世界上僅少數科技發達國家開始有核教育專業，尤其核物理實驗教學基本上無從借鑑。在虞福春等領導下，物研室通過1955年至1957年培養兩屆畢業生的實踐，為確立中國核物理、核化學專業學生的業務規格，規定主要課程、基本教材和實驗儀器奠定了基礎，並提供了經驗，訓練了中國第一批優秀的實驗核物理師資人才。虞福春在1956年還為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學生講了一學期的核物理實驗方法課。虞福春等以於羣為筆名，在60 年代初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核物理實驗方法》的教材。1960年，為恢復教學秩序和提高教學質量，虞福春在技物繫帶頭講基礎課《電動力學》，受到廣大學生的歡迎和好評，取得極好的教學效果，成為技物系歷史上抓好教學的一個最優秀的典型。80年代他又領導技物系成功地進行了普通物理課程的教學改革。

虞福春在領導技物系工作中，十分重視人才培養工作。在60 年代初和80年代初，經他推薦出國深造的一批年輕教師，後來都成為系的業務骨幹。他在1964年，還曾代表中國去阿爾巴尼亞援助建設地拉那大學核物理實驗室。

虞福春非常熱愛教師這個極其光榮的崗位，並將自己的畢生精力無私地奉獻給祖國的教育事業。他一向以勤奮工作、嚴謹治學著稱，以自己認真教學的精神、嚴格細緻的作風、淵博的學識和優秀的品格，薰陶學生、引導學生、使他們成為有獨創性的人才。不但讓學生獲得知識，而且使他們理解知識的來源和作用，學到獲取知識的方法。他在物理教學中物理思想豐富，重視實驗與聯繫實際，在課堂上連為學生記好筆記而如何寫好板書都想到了。他講課能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即使優秀的學生有廣闊的思考空間，也使一般水平的學生可以較好地掌握基本內容。他曾説講課也是一門藝術，從書本到講堂應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他在教學實踐中認真地展示和發展了這門藝術，而且以高度的敏感與預見性將科技發展新成果及時地引入到教學中來。古稀之年，他還登台講計算方法、計算機語言、語算機模擬等新開課程，依然精神飽滿，一絲不苟。他從推廣使用可編程計算器開始，在北大最先將計算機引入實驗教學與實驗數據處理。

他的艱苦奮鬥精神令人敬仰佩服。早在西南聯大，那時日本飛機經常來昆明轟炸，他和同事們每做完一次實驗，就趕緊把儀器一件一件地用牛皮紙包好，裝進50加侖大鐵桶埋在地面下，下次做實驗時再一件一件地搬出來；貴重儀器則送到附近鄉村。他常常帶着工人，步行或坐牛車往返於學校與鄉村之間，還為住在鄉村裏的教授服務。70年代初，他從漢中到北京來調研文獻，那時沒有複印機，就自購照相機和放大機，白天擠公共汽車去情報所和各圖書館借閲書刊翻拍，晚上在家將居室改成暗室進行沖洗放大，完成大量文獻複製。他在籌建高頻實驗室、親自設計製作定向耦合器時，正值炎熱的夏天，使他濕疹復發，但他仍在家裏堅持工作。他領導實驗室建立貴重儀器檔案的制度，要求有嚴格的操作規程，詳細的故障與維修記錄。他也經常幫助檢修儀器。他認為科研條件會越來越改善，艱苦奮鬥和勤儉節約的精神則任何時候都不能丟。

他在教學和科研中實事求是、敢説真話。他對論文評審、成果評介、項目和人才推薦，都在認真思考下實話實説，不怕由此而得罪人。他待人平等，不管對學生或晚輩都很尊重。他不當領導後，有一次要向主管系主任彙報調整研究生的培養計劃問題，執意自己乘公共汽車到系主任家登門拜訪。事後他説，系主任幫助解決我的學生的困難，怎麼能他來呢，必須我去，也是對年輕人工作的支持。他住院，每次出院離開病房時都要收拾得很乾淨，説要與進來時一個樣。

他認為，教師的價值是反映在學生走出校門後為國家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所起的作用上。所以他總是把學生與年輕人的成才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他回國後自己出版專著、發表論文並不多，而從頭開講的新課不下10門，由他親自編著的教材《電動力學》是他開講這門課30年後才出版的。他的大量精力一直放在不斷地探索新的方向、準備新的課程、為年輕人開路上面。在他的領導和具體指導下，他的學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可是他常常拒絕署名，所以表面上看來論文不多，實際上他的創造性勞動大量地反映在他的學生的工作成果中，他的學風和作風也在他的學生中得以繼承、發揚光大。他忠於教育事業，淡泊名利，甘當人梯，教書育人，在50多年的教書生涯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贏得了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