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京

蘇京三子三女，長子蘇敦生，字子厚，廩生，中崇禎癸酉科副榜。崇禎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兵破安東衞，蘇敦生殉難。次子蘇敷生，貢生，《衞志·義士傳》載其：“為人重義氣，樂施，方正，自持，不為詭隨”。長兄敦生遇難後，痛兄乏子，將尚在襁褓中的長子蘭孫即付嫂童氏扶養，以繼其後。世人無不稱讚，後連舉六子，皆有文學，人言：“孝友之報。”清順治辛丑年（1661年）念學館頹廢，典衣易產捐修費八百金。三子蘇敬生：號漁城，清康熙丙寅科（1686年）被拔為貢生，庚午科（1690年）以解元候選知縣。“周易啓蒙”、“漁城詩文”皆為傳世之作。蘇京諸子皆有文才。如蘇敷生有《登阿掖山》一詩傳世：

喜得尋幽徑，相邀載酒過。

開尊凌樹杪，倚杖傍城阿。

山翠經秋老，禽聲向晚多。

風光堪侑酒，乘輿許酣酡。

蘇京一生跌宕起伏，充滿傳奇色彩。蘇京出仕，初任河南杞縣知縣。三年任期，經考核政績卓異，時稱“中州循良第一”，後升兵部車駕司主事。庚辰（1640年）任武選司員外郎，欽命監督京營事務，辛巳（1641年）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蘇京任御史後，勤於政務，清賦鋤奸，名聲大振，蜚聲朝野。是年奉詔入京研討治國之策，同去的還有台臣王燮，撫臣侯恂。蘇京慷慨直言，不隨浮議，力抒己見，深得崇禎賞識。

明崇禎十六年（1642年）三月，李自成第三次圍開封，京城震懾，崇禎調各地兵馬救援，孫傳庭仍遲遲不動。於是，崇禎派蘇京為監軍，命其監督延、寧、甘諸軍，總制軍務。其間，又派人給蘇京送去尚方寶劍，督促孫傳庭立即出潼關，在河南汝州一帶與李自成軍開戰。李自成軍所到之處，饑民聞風而動。而明軍，如按孫傳庭的權力，掛着兵部尚書兼掛陝、晉、豫、鄂、蜀等七省總督之印，有權調動更多的兵力，但手下將領陽奉陰違、各懷異心。蘇京調兵兵不到，催糧糧不至，“天時、地利、人和”不佔其一，只能空握尚方寶劍而無力迴天。

癸未年（1643年）蘇京在無備的情況下，被叛將陳永福之子綁架。因變故突發，猝不及防，蘇京只能將印綬密遣心腹交於陳潛夫，並略陳事件原委，待陳潛夫組織營救時，蘇京早被挾持而去。至李自成軍營。蘇京只求速死，但李自成僅將他奚落嘲弄一番後關押。

李自成陷開封后，挾蘇京北上。經夷齊墓時，大概想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不食周粟的故事，又想想崇禎帝對自己的恩寵，蘇京乘隙掙脱，決心殉難，以頭撞墓碑，頭破折一齒，血流滿面。李自成怒不可遏，拔劍欲殺，其部下勸阻：此北京人望也，務留之以系人心。隨後，改用檻車囚禁繼續北上。抵寧武關，蘇京暗遣心腹密報守將周遇吉：闖近多疑忌，仇殺其勇將謀士多人，部下鹹懷二心，此來利在速戰，久持之必內變。勿遽戰也。然周遇吉盲目輕敵，剛愎自用，置蘇京建議於不顧。結果關破兵潰，周遇吉被擒，舉家自焚殉難。

甲申年（1644）二月，李自成北上攻北京。戰前忙碌，放鬆了對蘇京的監戒，而使之乘機逃脱。蘇京出逃後，數日未出李自成軍控制區。一日忽遇明叛將蘇見樂率兵士十餘人在面前。蘇京守開封時，該將曾因犯法而被蘇京監禁等候處理，後逃脱。蘇京暗想，怨家路窄，必定前來報復，除一死別無他計。但出人意料的是，蘇見樂竟下馬匍匐在地，不但承認自己的罪過，且又道出一番令人驚詫的緣由。原來蘇見樂因罪下獄後，曾遣數人騎帶禮物銀兩及書信到安東衞蘇京家，意在求情。蘇京之子蘇敷生禮待來人，退回禮物及銀兩，焚燒了求情書信，明其大義。蘇京為官清正，使蘇見樂良知發現，忙吩咐軍士更衣備飯，並護送蘇京逃出義軍控制區，幾經波折，於甲早年（1644年）三月回到安東衞。

蘇京回家不久，傳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吊死景山的消息，蘇京奔往南京，與流亡的明朝官員商討擁立新君，復明抗清。逆黨馬士英為挾君秉政，執意立福王朱由崧，所有流亡到南京的明朝官員沒有誰能夠和馬士英抗爭，福王即位成定局。但朝野有識之士都非常清楚，馬士英把持朝政，明亡在旦夕之間。

福王踐位後，命蘇京駐守廟灣以防禦江北的清軍，因朝中政事繁忙，蘇京派馬阮代行公務。以後由於受朝中奸黨排擠，不久被調往揚州督師。此時唐王朱聿鍵、朱聿鍔、韓王朱本鉉、桂王朱由榔，皆覬覦王位，相互傾軋。明朝遺老遺少得過且過，只知享樂，無心收復失城。蘇京見覆明之志已成泡影，憤而辭歸故里。蘇京回家後，見安東衞幾經戰火，滿目瘡痍。此時，清朝剛立，明朝又擁新君，新舊交替，連年戰禍，盜賊劫匪山頭林立。因安東衞此時已從軍事重鎮繼而成為遠近聞名的商埠，商賈雲集，鋪號櫛比，更為盜賊必劫之地。莒州曹武生嘯聚山林後，乾脆駐紮安東衞城西，多次倡亂安東衞，鄰里鄉親苦不堪言。蘇京將家產大部變賣捐出，招募鄉勇與本衞紳衿士民同心固圉。曹賊再來犯時，蘇京帶兵勇親冒矢石力挫其鋒，並乘勝追擊一舉搗毀匪巢。以後數年，安東衞未遭兵禍。

乙酉年（1645年），蘇京在安東衞住了一個時期，為躲避清廷對明朝舊吏的追捕，曾隱居江蘇連雲港北固山，這期間他終日以漫遊阿掖、雲台山水，吟詩作賦消磨時光，過着逍遙世外、與世無爭的隱士生活。至今北固山仍有其親書碑石：

明二蘇避難處。

清順治三年（1647年）冬，蘇京接到日照人安鴻臚從北京轉來的急報，言有人向朝廷舉報蘇京曾“受南京偽詔，駐紮廟灣防禦江北，徵兵集餉與揚州為聲援，抵抗王師”。此案若發，定有滅族之災。為保全安東衞蘇氏家族，蘇京鋌而走險，入朝覲見清世祖順治。

當時清朝初定天下，為籠絡人心，對明朝舊吏採取懷柔政策，“令兵部傳檄直省郡縣，歸順者官吏進秩，軍民免遷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錢糧兵馬親賚至京，觀望者討之。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在京職官及避賊隱匿者，各以名聞錄用，卒伍欲歸農者聽之（《清史稿·本紀四·世祖本紀一》）”。於是，明朝眾多高官大將紛紛歸順清廷。故清廷尤對有“北京人望”之譽的蘇京另看一眼，因而未對此事未加追究。順治安慰蘇京“若輩浮言，此前朝事，勿介介也”。並以原官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兼茶馬事務。

劫後餘生，即使身在黃土高坡，蘇京偶仍感慨萬千：

尚憶嵐山口，孤帆入海年。

銜杯看蜃市，高忱對樓船。

多難餘生在，浮名知己憐。

隴頭今夜月，似為故人圓。

在任期間，有同事旗人權勢顯赫，氣焰灼人，飛揚跋扈，作威作福，虐待商民，草菅人命，朝野無不側目，蘇京上疏彈劾，旗人終於被革職查辦。但因這一案件，清順治五年（1649年），蘇京被改授真定巡按。

清順治七年（1651年），因朝廷對官員進行考核而回道，正值甄別台員，蘇京被流言蜚語中傷，雖升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兵備道，實則外轉邊疆，遠離朝廷。同僚均扼腕嘆息，但蘇京處之坦然，叱馭出都，回家鄉與親朋故舊歡宴辭別。慨言曰：我祖為抗倭戰死於福建，忠烈感動天地，我得其回報，復到福建是花落結果的時候。我此行不會回來。

到福建任職後，沿海一帶戰事頻發，蘇京終因操勞過度於癸巳年（1653年）即清順治九年卒於任上。

關於蘇京的人生結局，民間口頭相傳，卻與正史大相迥異：

按邑人説法，明朝末年，閹黨魏忠賢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吏治腐敗。日照後馬莊的李蕃自幼就不守本分，放蕩無羈。明萬曆癸丑（1613年）科中進士後，便拜在魏忠賢腳下，做了魏的幹孫子。

據李敖先生考證，李蕃還擁有明末給大宦官魏忠賢修生祠的專利。在《從小術到大手術》一文中，李敖先生這樣記下：

生祠是人還沒死就給他蓋祠堂，祠堂通常是紀念死掉的偉人的，但馬屁專家認為魏忠賢活的時候就該享有這份榮譽。給這種割掉生殖器的太監蓋生祠，不始於魏忠賢，而始於“法門寺”的劉瑾，後來有劉璟、王堂跟進，只是到了魏忠賢時候，數量就大變了。為了拍魏忠賢馬屁，全國大小官員都紛紛在各地為他建生祠，蓋一所要花幾十萬，要砍多少樹、佔多少地皮，可是誰也不敢不蓋。光在河南開封建生祠，就毀掉了兩千間民房。為宦官遍天下建生祠，是中國政治黑暗的一個特色。據“明史”魏忠賢傳，當時立生祠的情況是“海內爭望風獻媚”、“爭頌德立祠，洶洶若不及”。“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奏無鉅細，輒頌忠賢”。“佞詞累牘，不顧羞恥”。再據“二申野錄”小注，禮部閻可升曰：二三年建媚獻祠，幾半海內，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創言建祠者李蕃也。

如此一來，李蕃更有恃無恐，殺夫奪妻，強佔民女，無惡不作，成為日照一患。

後有一年，日照周邊大旱，赤地千里，惟李蕃家有口井水很旺。於是李蕃藉機高價賣水。最為缺德的是，他定了個死槓：來挑水的只能是大姑娘、小媳婦。他每整日一絲不掛躺在井旁大樹下，雞巴上拴着一根紅線，誰來挑水，先得牽着這根紅線同他玩夠，連親外甥媳婦也不例外。最終因霸佔其外甥媳婦，引起公憤，被他的外甥和忍無可忍的百姓用鐵耙撓鈎活活打死。

魏忠賢得知此事，便奏本皇上，告日照百姓無法無天，打死進士李蕃，屬犯上作亂，皇帝即派蘇京帶兵血洗日照。蘇京不忍殘殺故鄉的無辜百姓，帶兵出了京城就紮下大營，按兵不動。他一方面上疏皇帝説：血洗日照事小，李自成進兵京都事大。要權衡利弊，顧全大局，放棄血洗日照之舉。另一方面，卻暗地向李自成通風報信：趁京城空虛，儘快攻佔北京。同時，將各地告急、求援文書全部扣壓。

李自成得知京城空虛，便火速進兵。當大順軍兵臨城下，京城將要淪陷時，蘇京將各地告急文書一併呈報給崇禎帝。崇禎閲後，五臟俱焚，眼冒金花，死時留下遺書：

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自成李皇兄，坐殿不辦別的事，先殺相中蘇之亨。

還曉諭李自成：

莫壞我屍，莫毀我陵，莫容我官，莫害我民。

寫完，走投無路的崇禎帝便吊死在煤山上。

李自成本來就十分忌恨蘇京。因此，當他一進金鑾殿，得到李自成的遺書，抓到蘇京後，就立即將其殺死。但事後轉念一想，蘇京曾給自己提供情報，是有功之人，因此又有些追悔莫及，於是就給蘇京鑄金頭以完其屍，並送回原籍安葬。為防止竊墓者毀其屍，在沿途真真假假埋了72座墳。

關於蘇京的結局，日照民間説法不一，還有一種傳説：在李自成殺盡北京前，蘇京倉惶出逃，避難在西南島廟前灣，避卻塵埃，不與世爭。清朝定都北京後，查訪前明遺老，得知蘇京避世在外，於是遣欽差宣蘇京進京仕清。蘇京一臣不事二主，惹得清帝大怒，下詔處死蘇京，並將頭顱帶到金鑾殿驗證。為完其屍，蘇京之妹便給他仿鑄金頭，回鄉安葬。同時，為迷惑盜墓者，就在回鄉的途中，相距不遠就起一座墳，後人將這些墳呼為“御中墳”。

【6】

蘇京半生苦讀，四十六歲中進士。初授河南開封府治下杞縣縣令。到任第二年（1638年）陝北就爆發農民大起義，接着蔓延大半個中國。因蘇京在杞縣任上剿賊表現不俗，對河南情況瞭解，且有在兵部熟悉軍務的經歷。所以，1641年底李自成圍開封時，崇禎帝多次召見蘇京。金鑾殿上，蘇京慷慨陳詞，縷縷萬言，上奏“昔之大患在奴虜，今之大患在流寇……松、杏為東北之藩籬，松山失則畿輔之藩籬不固。魯、豫為西南之門户，汴藩警，則畿輔之門户不嚴”等奏摺。這些“攘外必先安內”的觀點正合崇禎口味，於是上嘉納賜宴。崇禎以皇帝之尊請一個只有五品的兵部屬官吃飯，這對苦讀大半生且踏入仕途僅六年的蘇京來説，可謂誠惶誠恐、皇恩浩蕩。從崇禎帝來説，這反映了他面對中外棘手的複雜形勢求賢若渴的心情；對蘇京來説，也反映了在庸碌眾臣中他幹練能為的一面。所以幾次召對後，蘇京就被崇禎帝任命為御史。因他提升如此之快，史書用了　一個“拔”字，也使蘇京和崇禎帝間構成了日後榮辱與共的君臣關係。

按明制，御史負責糾核百官、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蘇京此次任御史具體負責監軍記功，屬臨時差遣，雖官品不高，但權力重要，是代表皇帝行使權力的，大事湊裁，小事可立斷，蘇京也就由一個兵部屬官變成了皇帝的親信之人。

崇禎十五年（1642），蘇京奔赴陝西催孫傳庭出關東行解開封之圍。但天公不作美，一路秋雨綿綿，行軍緩慢。這年十月二十日冢頭一役，明軍被打得落花流水，蘇京無軍可監，崇禎帝又命他為河南巡按御史，可見崇禎對蘇京寵愛有加。在李自成攻下寧武關，蘇京乘亂逃出狂奔回日照的路上，三月丁酉初九，崇禎在吊死萬歲山歪脖樹前十天，“上命問蘇京下落”。可以想像崇禎帝問這話時的心態是複雜的。

客觀而言，蘇京不是帥才，至少不是一個軍事家。四十六歲以前，沒幹過一官半職，出仕後僅任縣令，缺指揮千軍萬馬的閲歷和氣魄。雖王鐸有《平寇頌》鼓之，但也只是守城之績。在汝州之戰的慘敗上，蘇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歷史已經證明，當時明主帥孫傳庭加修城池、蓄積糧草、虛以待敵、慎重決戰的戰略是正確的，但遠在京城的崇禎帝嚴令速戰速決，身處戰場一線的“監軍”蘇京不但沒有向皇帝直言，卻反而在奏摺中火上澆油：“若該督（指孫傳庭），身自誆怯，憤誤軍機，致汴城失事者，臣即一面暫理軍務，就將該督綁解赴京”。致使孫傳庭只能冒險出關，導致明朝支撐半壁河山的一個集團軍被徹底消滅，敲響了朱明王朝覆滅的第一聲喪鐘。更為差勁的是，在從李自成軍中逃出後，蘇京選擇的方向不是進京共赴國難，而是躲回老家。尤其在史可法揚州抗清時，蘇京臨陣脱逃，這雖有南明政權腐敗之因，可蘇京置國難於不顧是無法解釋的。

從1644年甲申之變崇禎帝死到1647年清順治四年冬，這四年中蘇京除在南明短暫任職外，大部分時間逍遙世外。而此時且不説南方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慘烈，即使在當地，莊調之等也高舉抗清義旗，諸、日、諸邊抗清如火如荼，蘇京卻遊戲山水間，以詩酒自娛，逍遙匠心世外。沒幾年，又置君父之仇於腦後，剃髮留辮，主動入朝覲見清世祖順治。故與蘇京同時代、以大明遺民自居的彭貽孫在《流寇志》中，專門記下崇禎臨終前“上命問蘇京下落”這一條史料，對蘇京以後降清的行為作了春秋筆法式的道德判斷。

日照民間數百年來流傳的崇禎對“李皇兄”的“拜託”及李自成殺蘇之亨的情節，與之交相呼應。而關於蘇京被清帝處死、金殿驗頭的“壯舉”，極有可能是蘇京後人也自感慚愧的一塊遮羞布。

對此，孟慶星先生在《蘇京與崇禎帝》一文中的剖析入木三分：

實際上，蘇京早在夷齊墓前那一觸一折，反而使他產生了更強烈的求生慾望，標誌着他不再心甘情願地繼續那份君臣契約了，同時也結束了他個人歷史上最輝煌的段落，在個人利益和忠節之間重新擺平了。三月十九日酶爽，崇禎帝終於在那棵歪脖樹上解脱了。但留給像蘇京這樣深受君恩，在因時代鼎革而最終做出保留身家性命選擇的人是一顆永遠不能安寧的靈魂。就在這逍遙的背後，是一顆一直抓撓顫抖着的心靈。逍遙意味着自我平衡、麻木，同時也暗含着首鼠兩端的窺探。因而吟風弄月，在故鄉安東衞題字刻石，編次族譜就成為亂世中逍遙的內容之一。經過幾年的痛苦選擇之後，蘇京決定於1647年冬到北京謁見大清皇帝。真是物是人非，不知此時蘇京與前幾年被崇禎帝在金鑾殿上召對賜宴時的心情若何。在北京，蘇京想必晤見了早已降清的書法大師王鐸。因為王鐸早在蘇京河南巡按時就寫過稱頌他的文章（原件現藏遼寧博物館，九五年北京榮寶齋出版，為王鐸晚年代表作品），並且明亡之後，蘇京還請王鐸為其父撰寫墓誌銘。故人相見於異朝，往事恍如隔世，自然吁嘆不已。結果蘇京官復原職……當時與蘇京同時降清的大學士劉正宗（山東諸城人）在為其撰寫的墓誌銘中，真實地記錄了他此時的失意痛苦和不被信任的貳臣心態：鼎革前，鋭意建樹，數年來，多感慨菀結，憶在台班時，常與予相過從，雖浮白揮塵，不異當年，而寄意深遠，恆若有憂者。劉正宗與蘇京心有通焉。蘇京始以謁誠報君恩，繼以保身而逍遙，最後降清而又進退失據，這代表了離合之際為人臣的一種無奈和悲哀。

歷史的進程是非常複雜的，歷史可以有多種解讀。或換者話説：人生有時無法真實，簡單地以曾否剃髮、甚至仕清，並不能準確反映清初包括蘇京在內的“遺民”的心態。在當時，沒剃頭的恐怕極少，他們在清朝統治未穩固前大抵致力反清復明，天下局勢已定後大多采取同清廷不合作對策。“遺民”詩文中留戀故國心聲隨處可見，然也不免出現個別為清廷或清朝官員歌功頌德的文字。

歷史上確有表裏如一、絕不作違心之論的硬漢，但多數人並不是這樣。每當處於大動盪、大轉折時期，各色人物的表現紛呈繁雜，只有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才可作出較公正的評價，並進而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研究歷史的進程。

忠奸怎辯，一言難盡蘇之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