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義鴻

蔡義鴻，男，1964年10月出生，廣東省汕尾市品清人，中共黨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副編審、城市化雜誌社長。1982年10月入伍-1984年9月武警廣西總隊戰士，1984年10月-1986年10月武警醫學院醫學專業中專畢業，1986年10月-1991年9月武警部隊軍醫，1991年10月調北京任武警總部衞生部《武警醫學》雜誌編輯、記者、編輯部主任，1994年9月-1996年7月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專業本科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2001年9月-2003年7月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2000年10月從部隊復轉到中國房地產報任總編室副主任，2002年任《華夏時報》房地產週刊主編，2004年任建設部《建設科技-科技地產》雜誌主編，2005年任《地產互動》雜誌總編輯，2007年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城市化雜誌執行主編，2008年任城市化網總裁；2017年起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1]  城市化雜誌社社長。

1988年榮立集體三等功1次；1988年、1989年、1990年、1992年個人榮立三等功4次；1993年、1997年2次獲中國科技期刊青年編輯獎。

1995年發表了“科技期刊辦‘刊中報’的嘗試”，並大膽實踐；在1997年“科技期刊編輯面臨的挑戰與對策”一文中提出了“空中編輯部”的概念，也即是今天的網絡化辦刊的設想。2000年從醫學改行進入了房地產業後，開始了對中國的房地產與城市建設、土地開發、城鄉統籌和城市化之間關係的研究。2007年在時任建設部科技委常務副主任金德鈞的領導下，籌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城市化雜誌，2008年創辦城市化網。參與了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工程、中國城市化論壇、《中國城市化率現狀調查報告》、2007年—2012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和《中國城市化質量評估體系》等研究工作。

曾著有《吃水果的科學》和《吃藥的科學》科普書籍；

2016年1月《改革就是創造——一個縣域改革發展的全息樣本》（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總策劃 ^[2]  ；

2018年1月《城市化典型案例》（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副主編 ^[3]  ；

2018年12月《中國城市化質量評估報告》主要參編人 ^[4]  ；

2019年7月《我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副主編 ^[5]  。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簡稱城市化委員會）自今年初推出《中國城市化質量評估體系》（簡稱《評估體系》）研究工作以來，受到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

繼4月28日舉行的《評估體系》編寫提綱徵求意見新聞發佈會之後，在11月16日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峯會上《評估體系》徵求意見稿經大幅度調整後，再次面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充分尊重公眾的感受，對新市民（指在城市中居住生活超過6個月的外來人口）的城市生活質量也納入評估體系。

隨着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鎮）快速聚集，據統計，截止2010年我國的農民工總人數達到了2.42億。剛剛發佈的《2009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中顯示，我國2009年的城市化率為33.77%，較國家統計局的46.6%低12.83個百分點，涉及人口約1.6億人。

由此所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不足、環境污染、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治理結構滯後等制約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半城市化”難題，已經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切。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評論説：“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迅速，成效顯著，但城市化質量卻令人擔憂。半城市化現象是中國城市化質量不高的主要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樊綱也認為，中國城市化質量的關鍵“是如何提高農村人口進城後的生活品質。”而住建部原村鎮建設司司長李兵弟則形象地説：“中國應避免農民‘光屁股’進城”。

可見，提升中國城市化質量正是當務之急。而《評估體系》徵求社會意見的過程，正是匯聚民間智慧與意願的過程，讓公眾瞭解自己所居住城市的質量，把公眾對城市病的真實感受和改善生活品質的迫切希望表達出來，正是《評估體系》反覆徵求社會意見的最終目的。

但必須指出的是，指標和數據固然重要，但畢竟那是死的條條和框框，公眾所真正關注的，其實既不是城市化率的數據或者説PM2.5之類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某個數據是否超過什麼界限，而是自己的眼睛裏是否看到排成長隊的車龍、垃圾成災和灰濛濛的天空，或者感受到孩子上學難、醫院看病難、鼻子裏嗅到異樣的氣味等等。因此，《評估體系》在強調客觀的量化評估指標的同時，還推出了公眾參與的感性城市體驗指標的內容。

《評估體系》之所以強調公眾參與，是因為其根本就在於即使評估結果是優良或合格，但公眾的切身感受卻不合格的強烈反差，公眾依然會不買賬。因為，不管是城市化質量評估標準也好，城市發展質量也罷，每一個數據，每一條指標，都包含着深淺不一的專業知識，如果不深入淺出地對公眾進行相關科普教育，即便公示了徵求意見稿，披露了各種數據、信息，公眾仍會是一頭霧水，各種揣測猜疑、以訛傳訛，也就在這一頭霧水中悄然滋生。

因此，長期生活居住在城市、社區中的公眾，他們的身心健康，他們對環境污染、對交通擁堵、對社會保障、對城市安全、對空氣質量的感受，才是《評估體系》關注的頭等大事。 ^[6] 

當今中國，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城市化，到2025年，在現有的大約1.6億流動人口的基礎上，中國可能還會有2—2.5億人口遷移到城市。這意味着中國將面臨就業、基礎設施、能源、城鄉收入差距、氣候變化、水污染、環境污染、社會安全等方面的嚴峻挑戰。

1990年美國經濟學家格魯斯曼提出了“環境倒U曲線理論”或“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現象，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隨着經濟的增長、人均GDP的增高，環境污染和環境壓力也由低增高，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隨之增長；只有人均GDP增長到一定程度，環境污染和壓力才能到達臨界點或轉折點，環境得到改善和恢復。美國達到這個拐點人均GDP為11000美元，日本是8000美元，德國是7500美元，據測算，我國人口多、基數大，這個拐點約為4000美元。

快速城市化引起的人與人關係的緊張程度，可用反映一國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公認指標——基尼係數來衡量。據統計，201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48，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基尼係數僅為0.16，2000年開始超過0.4，並逐年上升。

可見，快速城市化所引發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雙重緊張”，兩者之間既相互關聯與又相互推動。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加劇了人與人關係的緊張；人與人關係的緊張，反過來會給人與自然的關係帶來更大的張力與變數，由此造成雙倍疊加效應。這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高度緊張帶來了社會失範和文明衝突“雙重焦慮”。

當前，我國的“社會失範的焦慮”主要表現為快速發展造成的一系列二難抉擇：社會心理壓力具有既要促進平等競爭、又要促進共同富裕的雙向作用；社會心理預期具有既要參與競爭實現先富一步，又要節制競爭、避免兩極分化的雙重風險；社會心理互動具有既要靠競爭激發心理活力、又要以協調融洽心理氛圍的雙重功能；社會心理取向具有既要求得效率提高、又要求得社會公平的雙重使命。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認為，這許多“雙重”，在制度規範相對不健全的社會現實中，往往使人無所適從。但人們的心理期望值很高，民主法制、政治參與意識明顯增強，對自我價值的實現，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強烈的期待；在個人層面，表現為強烈的不幸感，形成越軌的心理鋪墊；在社會層面，表現為無拘束威脅社會基本秩序；在意識層面，表現為大眾精神低落、漠視理想和未來的心理傾向。

有學者認為，社會失範，要靠社會文明來支撐和重建。但社會失範的焦慮後面，往往瀰漫着心理的焦慮、文明的焦慮。近百年來，不同國家、民族、宗教之間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對立和衝突，正在挑戰人類的智慧與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和衝突”就是典型，有人將之稱為“文明的衝突”。

值得我們自豪的是，中國自古就有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思想。“和”的精神，是一種承認，一種尊重，一種感恩，一種圓融；“和”的內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和”的基礎，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和美。“和”的精神，對今天緩解“雙重緊張”就很有用。

例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人類感謝自然的恩賜、回饋自然，不也是一種“承認、尊重、感恩、圓融”嗎？中國“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傳統，必將在“和諧城市化”的實踐中得到繼承和創新。

城市化要從“心”開始，只有從“心”開始，心淨、心安、心平，只有從平常心、歡喜心、無量心開始，用心去沉思，用心去祈盼，心無掛礙，才能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妄想，才能以內心的和平與安寧來帶動外界的和諧與安定，才能由“心動”而“行動”，才能在共同關切與努力中實現人類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讓生活更美好！ ^[7] 

2010年8月15日的一則關於“逆城市化真偽”的新聞，引發人們的熱議與擔憂。但筆者通過近年來對我國城市化的研究與分析得出的初步結論表明，“逆城市化真偽”較之於“城市化真偽”而言，是小巫見大巫。

這是一組可資對照的城市化率數據，即國家統計局按全國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得出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城市化率高達44.9%，而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按非農户籍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得出的數據則顯示，2007年的城市化率只有32.93%。筆者所關注的除了數據計算方法的差異外，更加關注兩者相差竟達11.97%，因為這涉及的人口達到了約1.5億人之多，也就是説這些人(絕大多數為農民工)生活在城鎮，被統計在城鎮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認同、社會保障等方面卻遊離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舉辦的第三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峯會上，我們將其稱之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也有學者認為稱之“偽城市化”更為合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調查顯示，截至2007年底，農民工進城後，能夠轉為城鎮户籍的比例僅為1.7%，也就是説98%以上的農民工被“偽城市化”。

這些被“偽城市化”的人們在我們所謂的城裏人身邊隨處可見，環衞工人、建築工人、保姆、保潔員、送報員、快遞員、保安員等等，城裏人經常最愛叫他們為“農民工”。這些“農民工”對於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城市、乃至中國的城市化是最強大的推動力，正如京漢集團董事局主席田漢所言“如果沒有他們，中國的城市將會癱瘓”！

然而，儘管關於户籍制度改革的呼聲與實踐從未停止過，但懸在農民頭上的户籍制度這把“達魔克利斯劍”，仍是大量“偽城市化”農民工長期難以融入城市的罪魁禍首。此外，各城市政府忽視廣泛就業和全體公民利益最大化、盲目追求GDP的高增長和所謂的高城市化率指標的做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的2010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顯示，在浙江只有20.4%的在浙農民工希望獲得城市户籍，而40.3%的農民工不想轉為非農户口。這一方面表明他們意識到了城市化所引發的土地的真正價值，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難以融入城市，時刻為自己保留這唯一的退路。這可能也是農民工就業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真實反映。

由此可見，這些被“偽城市化”的農民工僅僅是推進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廉價”勞動力，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並沒有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此，他們就理所當然地難以融入城市，理所當然地被“偽城市化”，理所當然地低消費能力，理所當然地要留住那唯一能夠給他們帶來保障和希望的土地，中國經濟也理所當然地沒有真正帶來內需的增長，中國的城市化也理所當然地不是人、家庭和土地的全面城市化。

筆者期盼“偽城市化”問題能引起各方的重視與關注，並在十二五發展戰略規劃中得到圓滿解決。 ^[8] 

低碳，毫無疑問是2010年全球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城市化，則是21世紀中國最響亮最有魅力的關鍵詞。在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剛性要求下，當“低碳”與“城市化”在中國交匯，就形成一個全新的命題與機遇：“低碳城市化”。

“低碳城市化”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域，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要求，實現“低碳城市化”不僅是我國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後危機時代提升綜合競爭力和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關鍵。

資料顯示，全世界的城市正在消耗全球75%的能源，佔全球温室氣體排放的80%。城市作為我國經濟社會活動的中心，能源消耗量佔全國消耗總量的60%，城市人均能源消耗為農村人均能源消耗的3倍左右。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的研究報告表明，今後我國的城市化率每年將以0.8%—1.2%的水平遞增，隨着我國城鄉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推進，至2020年我國城市人口將達到8億以上。

研究表明，城市對資源的需求遠遠超出其所能承載的界限，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及其在環境、經濟中的作用。然而，儘管高密度的城市環境和高頻率的各種活動使城市對資源有巨大的需求，它們仍承擔着發展“低碳城市化”的重任。因此，在政策制定與執行方面，有着強大區域性權力的城市，其政治和制度的架構使之在發展“低碳城市化”有着更大的優勢。這也是發展“低碳城市化”的意義所在。

因此，以低碳為發展方向，從功能區規劃和產業佈局入手，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我國“低碳城市化”發展的主要途徑。

實現“低碳城市化”，必須推行以下政策措施：低碳生產，實行可持續的生產模式；低碳消費，實行可持續的消費模式；控制高碳產業發展速度，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發展質量；大力開展國際合作，引進低碳技術。

那麼，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東部、正在崛起的中部和欠發達的西部，探索建立特區性質的“低碳城市化”示範省（區），從功能區規劃、產業佈局、城鄉統籌、城市規劃、社會建設、建築節能、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產品製造與應用等領域，綜合試點推廣“低碳城市化”發展示範項目，總結可持續發展模式，使之成為中國“低碳城市化”的國際典範，其意義不亞於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

可見，“低碳城市化”是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十分難得的機遇，我們要充分借鑑與汲取歐洲城市化的先進經驗和教訓，對有能力、先發展起來的城市，他們有責任也有必要儘快轉軌到“低碳城市化”這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運行模式上去，率先建成低碳城市，就像改革開放所作出的偉大努力一樣，給後來者提供示範和方向。 ^[9] 

從1978年冬，當小崗村的嚴俊昌、嚴立坤、嚴宏昌等18位農民冒險地在土地承包責任書按下鮮紅手印。這一“按”竟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變了中國農村發展史，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史，解放了被户籍二元制度禁錮的中國農村勞動力，開啓了世界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城市化的原動力——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從此誕生了！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統計，截至2007年底，按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為32.93%，按城鎮人口計算的為44.9%（國家統計局），兩者之差達11.97%，涉及人口約1.5億。這1.5億正是穿梭在中國的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羣體。據有關方面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可能達到55%左右，城市人口將達到8億，也就是説未來十年將有4億的農村人口被城市化。

1.5億也罷，4億也罷，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多麼震撼人心的龐大羣體！他們用自己最樸實的行動踐行着亞里士多德最崇高的理想——“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來到了城市。

長途汽車站與火車站湧動的龐大民工潮場景之壯觀，震驚全世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他們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最年輕、最具活力、最有創意、最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創造了“中國製造”最便宜的神話。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繁榮景象，都凝聚着農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據測算，目前全國平均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GDP約為2.5萬元，1.5億農民工創造的GDP就是3.75萬億元。

然而，在我們身邊還是發生了諸如孫志剛被毆致死案、張海超“開胸驗肺”案等不和諧事件。幾乎所有農民工都有工資被拖欠的經歷，甚至有血汗錢被黑掉的遭遇。筆者大膽假設：假如他們每人被黑掉1元錢，他們就為哪些黑心企業家的原始積累“貢獻”多達1.5億元的“第一桶金”。

我們可以看到，這1.5億的農民工，大多年齡在16-35歲，受過初中以上文化教育，是農村中的“精英”。從封閉的農村走向開放的城市，提高了他們的組織意識、生產技能；開闊了他們的人生視野、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有的在落腳地成了當地企業的骨幹，有的自立門户當上了“老闆”，一旦時機、條件成熟，有的還帶着資本、技術和多年形成的商業網絡，回到自己的家鄉經商辦廠，擴大非農就業，發展當地經濟，成為播向家鄉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文明的種子。

1.5億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儘管是流動的，臨時的，甚至是短期的，但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他們對教育、文化娛樂等精神產品的需求，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大基礎設施配套等公共服務保障。可見，大量農民工進城衝擊着城市消費，已經改變了並繼續改變着城市消費規模、消費結構與消費水平。

可以説，農民工階層的出現與發展壯大，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對中國的城市化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因此，我們必須敬畏勞動，正視農民工，善待農民工！必須深刻認識他們對經濟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 ^[10] 

記得在第一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峯會上就有專家提出“農民工”這個稱謂帶有歧視性，日前，在與一位進城打工的朋友聊天，他一聽“農民工”（暫時還得這樣稱呼）這個稱謂，就直言“農民工”很剌耳，聽起來很不爽。

一位18歲進京打工，在餐廳刷過碗，蹬三輪送過水，在麪包廠、印刷廠、廣告公司任過職，見證了北京快速城市化過程，名叫王德志的內蒙古青年是這樣感嘆的：“三環繁華了，就搬到四環；四環繁華了，就搬到五環、六環。城市化的過程就是邊緣化我們的過程”。王德志特別強調他始終不太喜歡農民工這個稱呼。他説：“我們是以農民身份進入城市，但是現在乾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應該是新工人。”他還希望，社會給予打工者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

回想歷史，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了上山下鄉的熱潮。據統計，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約1600多萬人。上山下鄉雖然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但在這一代人的青春中造成了不少的悲劇。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進城務工管制有所鬆動，“百萬民工下廣東”和每年“春運”的壯觀景象全球罕見！總數超1億4千萬的“農民工”進城規模世界絕無僅有！儘管他們為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做出巨大貢獻，但城鄉差別仍未打破，更出現了許多“孫志剛”式的悲劇。

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我們最終不能讓其存在於城市之中而遊離於城市化之外，應該創造條件使其融入城市之中，並要考慮“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等一系列有悖於社會整體發展的嚴重社會問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認為，“我們的制度應當給農民工一個希望，比如干個5年10年可以成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都沒有考慮流動人口。”

誠然，解決三農問題不止是城市化一條路，也並非僅給予進城農民一個城鎮户口就可以解決，更並非將“農民工”這個稱謂改為“新工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爭論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要不要城市化的問題，而是如何掃除户籍限制的障礙、如何積極面對和解決城市化面臨的問題，“十一五”規劃的新農村建設只是整個過程邁出的第一步，城市化是邁出的另一步，也就是説新農村建設必須要和城市化建設同步進行。

需要特別強調的甚至是更多的綜合配套措施，如實施土地制度的變革，統籌城鄉建設，既要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也要政府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加速農村的建設步伐，減輕農民的負擔；真正建立起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基本一視同仁的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11] 

近來，與城市化（城鎮化）相關的新聞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媒體的熱點中的熱點，隱隱之中感覺城市化是不是已經有點瘋狂了，難道“鬼城”、空心村、臨時夫妻……就是城市化瘋狂所必須面對或付出的挑戰或代價？

其實，在中國城市化如火如荼的背後，湧動着瘋狂的權利博弈，且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城市化的“掮客們”對2012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達到52.45%（國家統計局數據）津津樂道，而城市化的受害者和理性人士則直陳時弊：鄂爾多斯領銜的“鬼城”數量越來越多，劉麗反映“臨時夫妻”現象的發言令人震驚，空心村造就的“386199”部隊日益壯大……

所有這一切，其實都是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表象，筆者以為，城市化的利益核心是土地，而反映土地權利最直接的就是房地產，而房價的瘋狂上漲正是土地權利瘋狂博弈的結果。

在日前參加的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有人透露了一個消息：“京郊的一家農户在最近的拆遷中得到了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補償款。”創造了一夜暴富的傳奇。其實大家都明白，類似這樣的天價拆遷補償是基於對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預期。

一方面，土地的權利博弈日趨尖鋭，失地農民維權意識增強，徵地拆遷補償及其要求大幅度上漲，許多城市的舊城改造、城中村改造舉步維艱，使城市決策者和開發商捨棄人口較多、空置風險較低的老城區，而轉向人口稀疏得多、空置風險高許多的新區，從而造就了一座座“美麗”的“鬼城”。

另一方面，農民的宅基地及其在宅基地所建的房子，卻因我國的一些不合理法規造成農民財富的惡性沉澱。根據九三學社發佈的調查報告，近年來，我國農村常住人口每年以1.6%的速度在減少，宅基地卻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農村每年建房佔地200萬畝，年投入數千億元，但其中1/4的住房卻常年無人居住。如果加上土地本身的價值，我國農民每年沉澱在土地和住宅的財富將超過萬億元。

然而，最讓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可流通的農民宅基地及其住宅，一旦被政府徵收後不僅搖身一變可流通了，而且還增值百倍。賦予政府使農民宅基地及其住宅由不可流通變為可流通、並迅速增值的就是我國不合理的土地法規。

因此，筆者以為，沒有瘋狂的房價，就不會出現瘋狂的“鬼城”，沒有令人扼腕的空心村，就沒有令人震驚的“臨時夫妻”……也就沒有近乎瘋狂的城市化及其背後的權利博弈！究其原因，一部不近情理的土地法規遲遲不改，我們是不是也有點瘋狂？ ^[12] 

在12月22日開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北京市市長王安順提出2014年北京的首要任務是：着力破解人口資源環境矛盾，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向全會做市委常委會工作報告時指出，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大氣污染、交通擁堵、部分地區環境髒亂、違法建設等問題，已嚴重影響到北京的可持續發展，影響首都形象和人民羣眾的生產生活，必須痛下決心進行治理。

對此，有網友分析，這言下之意，其實就是想把外來人口逐步“趕出”北京。也有媒體解讀認為，北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確強烈釋放了這一信號。

據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聯合發佈的數據顯示：到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達2069.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0.7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達到773.8萬人，增加31.6萬人。比上世紀90年代增加約1000萬人，增長87%，差不多增加了一個北京城的人口。

以水資源為例，北京人均水量不到100立方米，遠遠低於人均500立方米的國際極度缺水標準。以2012年為例，北京用水總量約36億立方米，其中7.5億立方米是再生水，用水缺口保守統計在11億立方米左右。自1999年以來，北京已連續14年乾旱，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平均每年下降90釐米，地下水已嚴重超採，包括永定河在內的北京依託的21條主要河流全部斷流。

人口快速膨脹還使北京生活垃圾大增，2013年，北京市每天產生生活垃圾17700噸，處理設施總設計能力為17530噸/日。8座大型垃圾處理設施處於超負荷運行狀態，最高負荷率達246%，不僅造成滲濾液難以處理、臭味難以控制，而且還大大縮短了垃圾處理設施的使用壽命，7座垃圾衞生填埋場將在2-3年內填滿封場。北京已深陷“垃圾圍城”窘境。

但是，如果把外來人口統統“趕出”北京城，北京還會遇到更棘手的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北京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已近80%，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支撐其這一大行業的主要力量來自於外來人口。

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中國城市，離開產業工人，許多城市將要“癱瘓”。在春節長假期間，很多外來人口返回了家鄉，城市生活也遭遇了諸多的不便。在這個時候感慨城市發展“離不開外來人口的貢獻”更多了一些真情實感。

誠然，外來人口的確給北京造成了各方面的壓力，多年來北京也一直在“趕人”，但為何趕不走呢？人還越來越多呢？這與北京“霸佔”過多優質資源有關。

霧霾、堵車、水污染、高房價、垃圾圍城……種種“大城市病”集中向北京發難，説明北京的城市化質量並不高，因此，北京未來要想控制人口，關鍵是要找準“大城市病”的病因，對症下藥，分散資源比攔截人口更為重要，也更為有效。 ^[13] 

7月2日下午，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發布了《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的户籍城市化率（或稱城鎮化率，下同）為34.71%，比上一年增長0.54個百分點。與國家統計局統計局發佈的2011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1.27%相差達16.56個百分點，涉及人口達2.3億。這2.3億人中絕大多數處於半城市化狀態。

2.3億人口是一個什麼概念，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它相當於兩個日本、四個德國或六個英國的全國總人口。面對這一天文數字，一些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倍感壓力山大卻覺無從下手。但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半城市化問題是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户籍、土地等制度障礙所造成的非正常現象。經過數年來對半城市化和流動人口的不斷關注與瞭解，以及綜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程與現狀，筆者越來越覺得如果我們能直面半城市化問題，並且採取得當措施予以應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必將獲得一個難得而且持久的發展機遇期。

首先，制度改革仍然有空間。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一個國家的政策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也沒有一勞永逸的捷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通過破除計劃經濟體制障礙，確立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我們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極大改善。時至今日，唯有進一步推進户籍、土地、財税等制度的改革，促進人口和要素的自由流動，才能永葆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

其次，管理創新可為城市健康發展提供保障。針對現階段集中爆發的公共服務缺乏、交通擁堵、環境惡化、城管“兇猛”、貧富懸殊等問題，如何實現城市治理模式創新比大興土木更為重要。隨着城市化過程的深入，大量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居民，勢必給城市管理帶來更大的挑戰。因城市管理不善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的嚴峻形勢，以及城市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城市病等諸多問題，倒逼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對城市進行綜合治理。

第三，解決就業可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之前有專家評論中國的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已經難以為繼，但是如果我們能在新一輪城市化過程中妥善解決2.3億人口的就業問題，而不是任由這一羣體發展為流民、亂民甚至暴民，人口壓力就可轉變為人力資本。困擾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在中國同樣將會發生，充分挖掘2.3億人口的人力資源潛力，或許是我們應對老齡社會到來的最後機會。

第四，促進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潛力。自給自足式農村經濟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求具有彈性，而2.3億人的城鎮化，不光是實現人口的區位轉移，還將帶來消費結構和消費規模的巨大轉變。在出口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城市化帶來新的消費羣體，對於投資市場、產業升級和國民經濟發展絕對是一大利好消息，也是我們最樂於見到的結果。

半城市化是我國城市化半生不熟狀況的現實寫照，也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中國的城市化之路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如果能夠從長遠和全局着眼，從制度改革、管理創新、解決就業、促進消費等民生問題着手，那麼發展的機遇同樣存在。 ^[14] 

當拉動中國經濟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國外需求三駕馬車不約而同地出現放緩趨勢時，城鎮化（城市化）被中央決策層寄予厚望。

儘管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政治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明顯滯後。有學者尖鋭地指出“改革的成果僅僅是物質財富而已”。

值得欣喜的是，新一屆政府履職以來，“促改革”快馬加鞭、“穩增長”長短兼顧、“惠民生”一舉多得……儘管面對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但中央政府堅持不斷探索經濟增長模式的改善，拋棄只重視速度而忽視質量的“老路子”。國家層面的城鎮化發展戰略一再延緩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證！

筆者以為，當城鎮化成為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引擎的時候，大家應該明白，城鎮化對於中國，絕不是以房地產為代表的造城運動；也不是各自為政，分食投資蛋糕；更不是全國撒胡椒麪，重複建設，浪費資源…… 應該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為重要推手，倒逼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為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經濟產業集羣的轉型升級掃清制度障礙。

眾所周知，我國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是：全國各縣市的硬件建設都搞得不錯，但縣市的生源卻擠破腦袋地往省城的中小學校擠；縣市的病人也不辭辛苦地趕到省城醫院排隊；極端情況則是往首都北京跑。也就是説，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跟不上，建再好的馬路，修再大的廣場，蓋再好的房子也留不住人！

然而，另一種現象則是，在諸多官員和民眾的認識裏，以為城鎮化就是把農村變成城市，讓農民變為市民，所以，在有些地區進行的城鎮化實踐有些走偏。實際上，城鎮化的過程，絕不是讓農民消失，也絕不是讓農民的生活方式消失，而是使這種生活方式更加精緻，更能夠體現它的特色。

一百多年前，英國和法國與現在的中國一樣，也存在城鄉差別，法國走的是城市化道路，即把鄉村變成城市；英國與法國的做法不同，比較完整地保留了鄉村風貌和鄉村文化，也消除了城鄉差別，並形成自己獨有的特點。

我國農業人口眾多，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將交通、醫療、衞生、教育和通訊等公共服務覆蓋農村，既可縮小城鄉差別，提升農民生活品質，又能拉動內需，讓農民在共享現代文明的同時，安守於土地，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

從區域經濟和自然循環的角度來説，農村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城市也一定有它存在的必然性。這兩者之間，是人、物質、精神相互補充、相互交換的關係。

可見，農村城鎮化是我國城鎮化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如果説，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城鎮化是產業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是自下而上的城鎮化，是被動的城鎮化。那麼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個三十年，中國的城鎮化需要有大智慧的胸懷——要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並舉，既要以人為本，又要因地制宜，更要分類實施。 ^[15] 

在目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中國經濟發展成為全球焦點之際，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的重要闡述，無疑是今後十多年中國改革發展的“重頭戲”，必將再度引發全球關注。

《決定》中關於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表述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與認同，有學者表示這一政策思路將使中國的新型城鎮化更具自主性和長期可持續性。

筆者記得，在2010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總量已躋身世界第二”的新聞讓不少唯GDP論者興高采烈了好一陣子，恐怕至今仍沉醉其中。誠然“中國經濟總量已躋身世界第二值得高興，但就像我們的國土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等一樣，被13億人口一平均，中國什麼優勢都沒了。或許有人就開始抱怨“都是13億人口惹的禍”。

無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已躋身世界第二”的沉醉者，還是“都是13億人口惹的禍”的抱怨者，其實都忽略了“中國是人口第一大國”的事實，這才是我們最具實力、最有底氣、最應該拿出去跟別人比拼的。

稍有常識的人都懂得，13億人口的人力資源、13億人口的市場所衍生出來的衣、食、住、行和文化消費潛力都將是難以估量的天文數字。世界老大美國為何對中國客氣三分？歐盟各國為何對中國如此大度包容？日本為何能長期雄據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中國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

斯蒂格利茨關於“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類21世紀的兩件大事”的預言，今天已經成為現實。但就像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金德鈞所言：中國的城市化將面臨兩種局面，一種是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順利地實現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復興；另一種可能是低水平徘徊，表現為經濟大起大落、社會建設萎縮、生態環境惡化。

回顧最近幾年，我國一直忙於應對經濟波動，忽略了改革。雖然大喊要精兵簡政，卻出現了政府越來越大，權力和資源越來越集中的現象；雖然經歷了金融危機，但市場化程度不進反退；雖然政府解決民生的投入越來越大，但社會上各種利益的衝突卻日益增多等問題。

可見，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其承載的含義遠遠超越經濟領域，絕非僅限於滿足社會需求的生產力範疇。它已經全面觸及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將撬動具有進步意義的生產關係的同步再調整，是推動中國走向“第三次社會變革”的歷史性跨越。

説一千，道一萬，筆者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咬定“城鎮化”這一能直接刺激和帶動增長的改革“牛鼻子”，志在必得、務求實效、一抓到底。可以設想，一旦出現實行“大包乾”時期農村改革那樣的重大突破，中國13億人口所釋放出來的市場巨大需求，也必將再次令世人瞠目結舌。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