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雅各

葉雅各，又名雅谷，1894年4月30日生於廣東省番禺縣。其父在美國舊金山金礦當勞工。他隨母在家。7歲入私塾讀書，聰明好學。及長，其父回國，在廣州開辦小型鹼礦，家境稍裕。此時，葉雅各就讀於廣州嶺南學堂，畢業後於1916年自費入菲律賓大學學習。　葉雅各在求學時期，目擊“洋木”進口日增，而國內童山濯濯，水旱災害頻甚，感觸很深。在當時北洋政府林政不修，又少有人重視林業的情況下，他毅然為振興中國林業獻身，選讀林學，於1917年又赴美深造。1918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森林系科學學士學位；1919年又入美國耶魯大學森林學院學習，獲森林碩士學位，奠定了他終身致力於林業的基礎。

1921年，葉雅各離美赴歐考察森林情況後回到祖國，就任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時年僅27歲，為中國林學界少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他痛感中國林業十分落後，要振興林業，必須首先培養願為林業奮鬥獻身的人才，並動員全國有愛林思想的人們共同努力。

1928年7月，葉雅各受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後改教育部）指派，任“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簡稱建委會）委員兼秘書。同時被聘為武漢大學教授，1936年任農學院院長，直到抗日戰爭武漢淪陷為止。在這10年中，他竭誠協助“建委會”主任李四光，多次尋找勘選校址，以林學家的眼光，選定了雖系荒山造林困難，但依山傍水的珞珈山為建校新址。

從1929年起，他按照建委會的規劃，在校園、林場、植物園及一切可以綠化的道路網和荒山隙地，親自進行造林設計。採取自採種、自育苗、自栽植、自保護的勤儉建校辦法，到1932年底，整個珞珈山地區，綠化成效顯著，但在日軍侵佔期間，遭受嚴重摧殘。抗日勝利覆校後，他立即着手封山補植，不僅使山上樹木儘快得到復甦，林木葱蘢，而且林相更為美觀。幾乎每一棵如今聳立在校園內的大樹，都是當年葉雅各先生籌劃和親自參加種植的。尤為難得的是，他身為生物系教授（後為農學院院長），此後若干年內幾乎整日在幼林中巡視，一旦發現有破壞樹木之事，立即嚴肅處理，決不輕饒。某名教授曾拔了一株松樹用來製作聖誕樹，葉先生知悉後立即登門大興問罪之師，直至該教授認錯重新種植方休。在如此悉心管理下，不足10年珞珈山上已蔚然成林，鳥語花香，成為全國綠化的典範，葉先生實在功不可沒。地處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以她優美的園林景色，吸引着武漢三鎮的人們，每逢節假日，遊人如織，深受各方人士的讚譽。

1936年，他任武漢大學農學院院長時，就着手招收林業專修科學生。抗戰勝利後，他立即從貴陽美國陸軍工程處返回武漢大學，1946年繼任農學院院長，增設森林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經他建議，湖北農學院增設森林系，招收本科、專修科學生，為完善湖北高等院校林科專業教育作出了貢獻。

1940年，他赴澳門，與先期遷居於此的家人團聚，隨即擔任澳門培正中學教導主任。1943年，他應廣西科學館兼館長李四光之請，任科學館秘書長。1944年八九月間，日軍進逼桂林，他不顧個人家庭安危，組織職工歷盡艱辛將該館數十箱儀器設備向後方搬遷，至離桂林240公里處，在日軍緊迫下把儀器隱藏在南丹地方一個大巖洞中，因而得以保存。當時廣西省政府特此發給獎狀和獎金，嘉獎他公而忘私的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葉雅各先後擔任湖北省農林廳技術室主任、副廳長，湖北省林業局局長，湖北省林業廳副廳長，湖北省林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中國林學會第一、二屆理事，第三屆常務理事等職。他在年近花甲之時，還以極大熱情，經常深入省內外山區林區和林業基層單位進行實地考察，總結林農生產經驗，提倡植樹造林要講究科學，綠化要注重實效，發展林業要急國家之需。為人民羣眾着想，既要立足於當前，更要着眼於未來。

葉雅各在長期從事林業教育和林業科學技術工作中，極力宣傳森林的重要作用，一貫重視實踐，在處事上敢於直言不諱，十分難能可貴。

葉雅各於1922年在《森林》雜誌第二卷第二號發表的《女子與森林》一文，重點闡述森林的功能與作用；強調其功能可“涵養水源，以減少水旱疫癘，防免雪頹風害”；表述其作用説“森林之產生木材，盡人皆知。而木材者，實人生不可須臾或缺之物也，其重要不亞於布帛菽粟”，人從出生到老死都離不開木材；進而講到中國因森林貧乏，不僅所需木材仰賴進口，而且自然災害嚴重，僅1916—1920年每年從國外輸入木材耗銀就高達數千萬兩。他感慨萬分地説：“對外之漏卮既增，則國民之經濟愈艱，國庫日窮，國勢日弱……長此不救，吾國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位矣”。接着又舉例説，“前年北方五省旱災，赤地數千裏，被旱災民數逾四千萬，死亡達數十萬人”，“去年水災漫及全國，遍奉、直、魯、豫、湘、鄂、蘇、皖、川、黔、陝、甘、浙、粵、閩，無處無之。田產之潰決，人民之喪亡，賑濟之困難，又斫喪吾國無數之元氣。痛定思痛，不寒而慄。”最後他説：“欲早為正本清源之計，弭禍於未然，防患於無形，以從速提倡森林。”他把森林視為富民強國之道，這在20世紀初可堪稱有識之士。

1962年，他有感於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森林對風調雨順的關係》的文章，開宗明義指出：“民以食為天，而食之所賴是靠莊稼。在今天，年成之豐歉，絕大部分要靠風調雨順。森林和氣候有着密切關係，多造林有助於風調雨順。”闡述了森林影響氣候的主要原因，森林對温度、濕度、蒸發、蒸騰及雨量的關係，而造林能改變乾旱氣候。並引證蘇聯南部某一荒草地帶，經過造林後，有林地較無林地多降雨23．7%。在芬蘭和瑞典，森林佔國土面積40%，因而雨量充沛，從未聞有旱災。進而列舉國內這幾年旱災嚴重的華北幾省，大多是缺乏森林的省分，並以湖北省荊門縣的慄溪區和子陵區為例加以説明，各種條件比較接近，但慄溪區因森林面積大，農作物增產；反之，子陵區由於森林少，農作物就減產，充分顯示了森林對農業生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文章結尾説，只是想扼要地説明森林對風調雨順的關係，想促使大家更好地提倡造林，保護森林，合理利用森林，語重心長，言簡意賅。

葉雅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一直任教於高等院校林業科系，主要講授造林、森林經理，教材全系自編。他治學嚴謹，注重學以致用，早在金陵大學任教期間，就敏鋭地指出：“栽植森林，固一永久之事業也，收效之日過遠，非本人一生所及見。”啓迪從事培植森林的人們，應具有長遠的眼光，寬闊的胸懷。在武漢大學和湖北農學院任教時，諄諄告誡學生説，在課堂裏學習，只是給你們一張步入林學大門的入場券；所學各種林業專業知識，是給你們一把打開森林寶庫的鑰匙。他還説，林學家的事業在山區，要走最困難的路，爬最艱險的山，穿沒有走過的林，去發現前人沒有來得及發現的事物。他教學循循善誘，“你曉得了唄！”這是他關心學生的口頭禪。為了使學生識別和牢記某些重要樹種的特徵特性，往往不辭寒暑，步行數里去實地講授。1956年，他主張湖北林業學校應建在九峯山，原有林場劃歸學校管理，使教學與生產實踐結合。60年代初，他派專人創建湖北省林業科學研究所樹木園和建立植物標本室，為該所的發展創造條件。綜觀他教書育人的指導思想是：為中國林業事業培養具有一定領導能力，擅長解決實際問題，並能處理森林業務的學行兼優的人才。

1933年，葉雅各任武漢大學代管平漢路農林委員會主任。他在接收代管並整理擴充該路沿線苗圃時，將河南雞公山鐵路林場從美國引種的池杉（當時叫池柏）轉引入武漢大學校園栽植。留存的池杉母樹，為武漢市、湖北省和中國沿長江中下游諸省的水網湖區、平原丘陵廣泛發展池杉奠定了種源基礎。1939年，他受“資源委員會”委派，任中央西康科學考察團農林組主任，歷時一年，歷盡艱險，在西康省（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康定、西昌等地進行了森林考察，採集了很多植物標本，並寫有《西康農林考察紀行報告》，為開發祖國森林增闢材源做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經過深入實地調查，專門撰文肯定杉木是中國針葉樹種中生長快、用途廣、最適於培育速生豐產林的優良樹種，積極支持發動羣眾擴大杉木栽培。他從建國初中國橡膠資源極端短缺的國情出發，根據本省鄂西自然條件，建議省林業廳在興山縣營建萬畝杜仲（含膠樹種）林場，並倡導大力發展杜仲造林，試圖補救。

武漢大學校區綠化堪稱葉雅各而立之年的傑作，也是武漢三鎮綠化典範。從其《武漢大學綠化過程及措施的歷史》一文中可見一斑：規劃設計有林場、果園、植物園、校園、苗圃以及四旁植樹，整個綠化面積佔校區總面積的2/3。林場是個大片相連的混交林，針葉與闊葉樹數量大致相等。山林植樹以馬尾松、小葉麻櫟為最多，次為杉樹、楓香等，因鳥多而從未發生過鬆毛蟲。果園佔地約600畝，廣植桃、梨、杏、蘋果、花紅、櫻桃等。植物園佔地150畝，有木本植物300種。大小道路佔地200左右，樹種繁多，主要由樟樹、楓楊、懸鈴木、梧桐、白楊、銀杏、柳樹、烏桕、重陽木、泡桐、洋槐等生長較速，樹形較好，成蔭較快的樹木組成。四旁則以常綠的圓柏、刺柏、檜柏和櫻花、梅花、桂花等花卉相輝映。校園以常剪的草坪為主，四圍各樣喬木環繞，中間有灌木小叢錯雜其中。山林保護以結合地形的道路網，在造林前修6尺寬的生土化防火路，每條相隔約300尺，即使火災發生也能控制在15畝以內。其設計之科學和精緻，獨具匠心。如詩如畫的綠化環境，使全校師生在遊憩之時，在森林美景、庭軒幽趣中有所啓迪，潛移默化，產生愛林興林思想。

50年代初，馬尾松為湖北主要造林樹種，其造林方法普遍沿襲“一鋤法”。對此，葉雅各提出了改進意見，他説，起碼要做到整地挖穴栽植。60年代初他撰文提倡在湖北省丘陵崗地以櫟類叢播方式大力營造薪炭林，為缺材少林，燃料奇缺的農户發展再生能源。他對當時蘇聯專家提倡的“密植”方法，普遍推行杉木每畝667株的造林密度表示異議。他認為杉木是強陽性樹，應以人工修枝代替自然整枝，他特別讚譽筒狀的修枝技術，他主張應根據“羣眾六七百年來一般每畝植165—400株”的歷史經驗，採用每畝200株左右的適當密度。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他的這些論點是科學的正確的。

進入60年代後，湖北省馬尾松松毛蟲嚴重發生，開展了大面積化學藥劑滅蟲。針對這種狀況，葉雅各撰寫了《防治森林蟲害策略的新趨勢》一文，把防治森林害蟲提高到“如何鞏固我們對森林的絕對所有權”的高度來認識，他把防治分為3個部分：（1）測量受害面積和執行控制措施；（2）野外調查關於昆蟲蔓延及其活動情況；（3）昆蟲產生到成災密度的原因及其計算方法。他明確指出，依靠一種措施如化學藥劑是不行的。一般的執行防治人員會被具有廣闊昆蟲學識、生物學識、化學藥物學識、生態學識及林業學識的專門人才代替。他闡明瞭生物與植物的環境關係，生物自然歷史與廣大自然平衡生物的機制森林就有樹和昆蟲及其他生物的關係。它們演變的方向越來越複雜，由複雜引起互相依存、互相制約而產生安定並達到平衡，免除了突然來臨的害蟲密度狂增的大災害，使其它生物的生存受影響。這就是在羣落中種類越多，自然平衡的機制靈活，控制昆蟲的密度的效果越大。他用森林生態學的觀念，提出了靠“平衡”靠“自控”來防治森林蟲害的戰略思想，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葉雅各為人正直而敢於實事求是。在任湖北省農林廳技術室主任期間，他經過調查，在《湖北建設》月刊上發表調查報告，大膽揭露林場的一些弊端。指出：“各場試驗工作多無詳細記載，計劃書內只略述名稱、數量、肥料而已。至於試驗目的、要求、方法、費用等，都遺漏殆盡。”報告還着重指出：“林場各自為政，重複試驗甚多，有的一試再試，試驗多年，仍為初步試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提出多快好省地發展湖北林業要突出一個“好”字，沒有“好”，則多、快、省就無實際意義。他撰文提倡冬季荒山整地造林，認為在勞力上既不誤有嚴格節令要求的農業生產，又符合樹木生長規律，有助於勝利完成本省偉大造林任務。他在《湖北省綠化標準》一文中，不贊同當時各地剛在荒山上栽完樹就宣佈已經綠化的浮誇風，認為“這種宣佈，為時太早”。他按荒山、城鎮、公園、四旁……提出了不同綠化階段的各自綠化標準，以資鑑別其綠化程度，評價造林綠化效果。他還經常告誡參加工作的學生和從事林業工作的人，如果反映情況不實，提供的數字沒有根據或根據不足，都會貽害林業大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已病魔纏身，仍然受到很大沖擊。然而，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畢生為林業事業奮鬥之志始終不渝。1967年12月24日，懷着壯志未酬的心情離開了人世。

葉雅各是一位像梁希説過的那樣，“提起精神來，鼓起勇氣來，挺起胸膛來，打‘林鐘’”，“由少年打鐘打到壯，壯年打鐘打到老，老年打鐘打到死”，為振興中國林業躬身實踐，直到絲盡而止的“林人”。他一生對祖國林業立下的功績，當為後人永遠懷念。

1　葉雅各．女子與森林．森林，1922．2（2）：19—24．

2　葉雅各．田野林的利益．農林新報，1924（1）：1—3．

3　葉雅各．清明植樹節．農林新報，1925（31）：1．

4　葉雅各．植樹節．農林新報，1926（58）：1．

5　葉雅各．植樹節的感想．休寧縣農會雜誌，1926（4）：18—22．

6　葉雅各．江蘇省森林政策之商榷．農林新報．1928（131）：1—2．

7　葉雅各．森林對風調雨順的關係．光明日報，1962年7月5日．

8　葉雅各．羣眾營造杉木林的先進經驗的分析和建議．湖北省林科所編印，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