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評傳

該書概述了范仲淹的生平行實，分析了范仲淹政治、哲學、軍事、經濟、文學、教育思想和人才觀；將傳主置於驚濤駭浪式的時代背景中透視，再現其“行求無愧於聖賢，學行有濟於天下”的心路歷程，力求多側面、全方位地體現范仲淹的人格魅力；重在復原慶曆新政的全過程及其歷史評價再探索；闡述了范仲淹作為宋學開山祖師的歷史地位。 ^[2]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范仲淹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作者不迴避矛盾，不繞開爭論，切入關鍵之點，得出獨到見解。如該書開篇即指出：“一代名臣的出生時間和地點，海內外範學論者多未得其實。”指明：“究其始作俑者，乃樓鑰撰《范文正公年譜》”，並詳辨其誤，“但願今後勿以訛傳訛”。又如范仲淹撰《岳陽樓記》，成千古名唱，而範氏是否到過洞庭湖，卻聚訟不已。作者並未避開這一矛盾，而是分析了“未到説”的三個論點，認為“難以令人首肯”；而對“到過説”，也認為“論證未得要領，難以服人”。作者從范仲淹的詩文中探索，“似有到過洞庭湖的明證”，並逐一舉證分析了四首詩；作者又在“文獻資料中的范仲淹安鄉遺蹟”中，重點考察了王象之的《輿地紀勝》、清康熙年問歲寒堂家刻本的《范文正公文集》、康熙《安鄉縣誌》等三部書。尤其是仔細分析了康熙《安鄉縣誌》中的記載，從而得出結論：“少年范仲淹確曾在洞庭湖畔度過幾年苦讀生涯。”這一結論或許仍有商榷餘地，但作者在考證中所引用的史料，已大大超邁前人，特別是康熙《安鄉縣誌》的史料，更少見有人引用，因此，作者的考證比之前人，證據充足得多，易引人首肯。足見作者對焦點問題用力之勤。

作者寫作態度認真，對書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多有專門論述，抒發己見，每見精闢之語，尤在辨誤之處。如該書第四章“宋學開山”中，對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對李覯、張載，均有專門的述評，將這些評述單獨成篇，均是頗有見地的人物簡論。從書中的這些簡論中，可體會到作者所下的功夫，方能做到言簡意賅，多能中的。尤為可貴的是，作者將上述這些人物，統統納入關於“宋學”開山的研究之中，從而正確估量范仲淹在“宋學”中的開山祖師地位。通過這種對多個人物的綜合研究、比較，得出的結論自然比較可信了。又如為被稱為“奸邪”的張方平辨誣，指出張方平為范仲淹賞識，終生以範氏門人自居。這是直接批駁朱熹説張方平助呂夷簡之論，對於人們重新認識張方平，頗有幫助。

然而，作者出於對范仲淹的熱愛，愛屋及烏，不免下筆有情，竭力將範公的形象寫得高大完美。通觀全書，亦有對範公之微詞與批判，但這種崇拜愛戴情感的流露實難掩蓋。為範公及慶曆新政辨誣時，除了澄清史實的因素，多少也滲入了情感因素。所以，對範公的描寫，也近乎完人，令人不能完全首肯了。如果把范仲淹與其後的王安石比較，恐怕不得不承認，雖然範公開山之功不可沒，但在理論建設和實際操作方面，比之王安石則大有不如。范仲淹更多的是一個時代的道德規範的倡導者，而非改革的實踐家，他開創了一代風範，從而為其後轟轟烈烈的“熙豐變法”奠定了思想基礎。 ^[3] 

方健，1947年生於蘇州，1968年大學畢業，高級經濟師。1988年—1989年，曾公派赴日本愛知縣，為訪問學者。曾當選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等。撰有《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主編《中國茶事大典》，參加《全宋詩·朱熹詩》的輯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