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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鈞

(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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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鈞,山東省煙台人,中共黨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中文名
胡鈞
國    籍
中國
民    族
出生地
山東省煙台
出生日期
1928年12月7日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學位/學歷
博士
職    業
教師
職    務
教授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發表論文數目
177(截至2019年7月) [1] 

胡鈞個人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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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鈞於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攻讀西方經濟學,進入華北大學學習,1950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研究生班學習,於195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研究生班畢業,留校擔任政治經濟學教學工作至今。1954年晉升為中國人民大學講師,1981年晉升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1985年晉升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晉升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教授。此外,胡鈞教授還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學政治課教材審查委員會委員 ,中國經濟規律體系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學動態》、《當代經濟研究》、《教學與研究》等雜誌發表學術論文總計百餘篇,其中有多篇獲獎;個人專著或主編著作共10餘部,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反響。作為政治經濟學方向的專家,胡鈞教授重視《資本論》方法論的研究,同中國經濟建設和改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不斷挖掘《資本論》方法論的現代意義,運用它來解決現實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

胡鈞傳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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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鈞教授,原名胡松齡(1948年到解放區時改為現名)。1928年出生于山東煙台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郵局職員。温馨、平和的家庭環境影響了胡老的性格——“不太善於交往、交際,處事比較簡單。”可是,就是這樣“簡單”的胡老,在年輕的生命中卻有過“兩次出奔、一次危險”的經歷。
第一次出奔是胡鈞初中畢業以後,當時日本已經佔領了煙台。出於一種不願做亡國奴的自覺,15歲的胡鈞約了幾個同學離家到1000多里外的安徽阜陽縣國立第二十二中學上高中。第二次則是離開北京大學奔赴解放區。1947年胡鈞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其間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民主同盟,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並且利用暑假讀了當時蘇聯著名的哲學家羅森塔爾等人的著作,“對自己的政治傾向影響很大”。1948年,胡鈞離開北大奔赴解放區,到河北正定的華北大學(人民大學前身)學習,“在華北大學3、4個月的學習,決定了我一生的事業、命運。”
如果説“兩次出奔”只是思想的歷練,那麼“一次危險”卻是身心的考驗。那是在安徽阜陽上高一的事情,胡鈞出奔後回家取衣服,卻被日本憲兵隊知道了消息,在家中被抓走。“關押、審訊、施刑、灌涼水”,這樣的經歷胡老只是娓娓敍來,語氣平靜,帶着幾分回憶往事時的輕描淡寫。“當時很小,不到16歲,可是腦子很靈活。問我怎麼去的,本來去還是有組織的,但我編了一套故事,他們還真信了,沒有牽扯到其他任何人。和我一塊回來的同學就住在憲兵隊的旁邊,我媽媽給他報信就跑掉了。”説起當年,胡老還有幾分自得。後來胡鈞被當作要犯押解到當時華北區最高司法機關——北京1400部隊,進行五堂會審。憲兵隊編造給他罪名,説是來刺探煙台日本海軍情報的,胡鈞當堂翻供。後來以“思想不良,擾亂治安”的罪名判了一年徒刑,關在政治犯監獄。抗日勝利後才從監獄出來,然後考入北京大學。
“這些經歷對我性格的影響就是變得勇敢。在死亡線上過來的,什麼都不怕。所以以後搞研究工作、寫文章,我認為對的就會堅持,比較執著。” [2] 

胡鈞成就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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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鈞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資本論》等方面的研究,並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了較突出的成果。他積極參加政治理論課的教材建設,與宋濤等同志合作作為副主編參與編寫教材《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受國家教委聘請,與吳樹青一起主持了公共理論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教材的建設工作。他撰寫的論文和著作曾多次獲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的思索》獲人民大學1991年優秀論文獎,由他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及結構、運行和管理》(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獲1991年第五屆中國圖書二等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獲研究》獲2000年中國圖書二等獎,和北京市2001年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優秀獎。
在研究上的獨到之處,是運用《資本論》的立場、觀點、方法,在深層次上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機制。這表現在1959年6月他在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的論文《關於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上。在這篇論文中,他第一次在理論方面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勞動交換(按勞分配)與商品關係下的等價交換之間本質區別。這是理論上的一個創見。在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第6期發表了《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的思索》一文,進一步從質的規定和量的決定以及它包含的內容和實現形式等方面更深入全面地闡明瞭等量勞動交換與等價交換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發現了這一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解決的可能性和實踐過程。上述研究成果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貢獻,有重大實踐意義,為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確定提供了深層理論依據。因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夠相結合的判斷,只有在理論上證明了等價交換能通過某種過程轉化為等量勞動交換,才是能夠成立的。上述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實踐意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立上得到了證實,這一點體現在他的最新成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這本著作中,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它是1998年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的課題。在這本著作中,更深入地闡明瞭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矛盾和這一矛盾在公有制基礎上解決的可能性和途徑,直接為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深層的科學依據,使這一理論不侷限於政策宣示,而是有了深厚的理論論證,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新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偉大成果。
參考資料